| 姓： | 愛新覺羅 | ||||
| 字： | 元白 | ||||
| 網筆號： | 元伯 | ||||
| 籍貫： | 北京 | ||||
閱讀啓功 Qi Gong在散文天地的作品!!! | |||||
啓功（1912年7月26日－2005年6月30日），原姓愛新覺羅氏，字元白（或作元伯），男，滿族正藍旗人，中國古典文獻學家、書法傢。清世宗嫡派後裔，幼孤，自稱學習上得益於姑姑甚多。中國當代著名教育傢、國學大師、古典文獻學家、書畫傢、文物鑒定傢、詩人，滿族，愛新覺羅氏，是清世宗的第五子和親王弘晝的第八代孫。北京人。字元白，也作元伯。幼年失怙且傢境中落，自北京匯文中學中途輟學後，發憤自學。稍長，從賈羲民、吳鏡汀習書法丹青，從戴薑福修古典文學。刻苦鑽研，終至學業有成1933年經傅增湘先生推介，受業於陳垣，獲聞學術流別與考證之學。後聘為輔仁中學國文教員；1935年任輔仁大學美術係助教；1938年後任輔仁大學國文係講師，兼任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從事故宮文獻館審稿及文物鑒定工作；1949年任輔仁大學國文係副教授兼北京大學博物館係副教授；1952年後任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教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國傢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中國書法傢協會名譽主席、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九三學社顧問、國傢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書法傢協會名譽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故宮博物院、國傢博物館顧問，西泠印社社長。2005年6月30日2時25分病逝於北京。其主要著作《古代字體論稿》、《詩文聲律論稿》、《啓功叢稿》、《啓功韻語》、《啓功絮語》、《啓功贅語》、《漢語現象論叢》、《論書絶句》、《論書札記》、《說八股》、《啓功書畫留影册》。
生前非常崇拜明末清初著名的佛門巨匠、詩人、書法傢破山禪師。
藝術特色
啓功先生是當代著名學者、畫傢和書法傢。他著作豐富，通曉語言文字學，甚至對已成為歷史陳跡的八股文也很有研究；他做得一手好詩詞，同時又是古書畫鑒定傢，尤精碑帖之學。
欣賞他的書法作品，我總要聯想到他對碑帖的精深研究，因為他對碑帖的研究和他的書法藝術的成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碑帖之學是明清兩代興起的一門學問，這門學問現在隨着地下墨跡的不斷出土，開闢了新的境界。他就是這片園地的開拓者之一。這門學問除誇揚珍異、競炫收藏的古董藏傢不能算外，其路子約分為二類：一是研究其中歷史資料，以碑刻文辭證史補事，或校讀文辭；二是賞鑒、研究其書法藝術。啓功先生兼於兩者，更精於後者，他在兩者之間融合貫通，其方法突破前人藩籬。“買櫝還珠事不同，拓碑多半為書工。滔滔駢散終何用，幾見藏傢誦一通”。他寫這首詩是有感於過去多少鑒賞傢重視碑帖的書法，而對其中文辭則往往視而不見。名傢如孫承澤、翁方綱以及葉昌熾莫不有此疵病，而他且不放過文辭內容。正因為這樣，他把歷來定論的《曹娥碑》駁得體無完膚。因此，所謂王羲之小楷《曹娥碑》，也就不存在了。更何況蔡邕的書丹。
啓功先生的書法理論著作，我最喜歡他的發比喻，時出妙語，對書法藝術以及書法史上的許多問題，有其獨特的《論書絶句百首》，這是他數十年書法實踐、研究的體會。特別是詩中的自註，行文雋逸，闡見解。我自己有些長期窒礙的問題，讀了之後感到迎刃而解，有豁然開朗之感。諸如考證《鶺鴒頌》出於開元翰林供奉之手；日本藤遠後之臨《樂毅論》以證明王羲之書體勢之雄強；鑒定張旭書庚信《步虛詞作》實為大中祥符以後宋之筆；以西陲晉人殘紙證《閣帖》中索靖書法的本來面目。這些都是翻書法史上成說的案，論據充分堅實有力，不得不令人信服。此外如論蔡襄、祝允明書法之未成自己體段；柳公權、黃庭堅書法用筆盡筆心之力，結字聚字心之勢。而其中對歷代著名書法傢之特色，各時代書法的體勢、風格，以至辨別書體源流，變遷原因，都是非常精闢的。
啓功年表
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生於北京。
啓功的始祖是清朝雍正皇帝的兒子，排行第五，名弘晝，封“和親王”。其後代逐漸從王府中分離出來，至其曾祖時，傢族已失去門蔭，要通過科舉找出路了。曾祖溥良，考中進士，入翰林，清末曾任禮部尚書、察哈爾都統。祖父毓隆，也是翰林出身，為典禮院學士，曾任學政、主考。
一九一三年 一歲
父親去世，隨祖父生活。
為祈福，祖父曾讓他拜雍和宮的一位老喇嘛為師，做記名的小喇嘛，取名“察格多爾札布”。當時正是辛亥之後，清廷遜位，其曾祖絶意政治，不願居京城，以示不再過問國事。恰其曾祖有一門生，名陳雲誥，亦是翰林，傢為河北易縣首富，廣有資財，於是出資在易縣城中購買房捨，請其曾祖居住。曾祖乃攜傢人遷居易縣，啓功時年方三四歲。稍後，入私塾讀詩文。
一九二二年 十歲
曾祖去世。傢業因償還債務而衰落。
一九二三年 十一歲
祖父去世。
傢中變賣世藏書籍以作殯葬費用。當時母親剋連珍與尚未出嫁的姑姑恆季華，都年僅二十餘歲，便挑起家庭生活重擔。恆季華為了教養這一綫單傳的侄子成人，毅然終身不嫁，並把自己看做是這個家庭中的男人。啓功亦稱姑姑為“爹爹”（滿俗，“爹爹”即叔叔）。
一九二四年——九二六年 十二歲至十四歲
在北京匯文小學和匯文中學讀書。幼年啓功，看到祖父案邊墻上挂有大幅山水是叔祖畫的，又見祖父拿過小扇畫上竹石，幾筆而成，感到非常奇妙，便産生“做一個畫傢”的願望。他在學校的習作，曾被學校選為禮品贈送給知名人士。
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 十五歲至十七歲
經長親帶領，拜賈羲民先生學畫，賈先生博通畫史，對於書畫鑒賞也極有素養，見解卓識。常帶啓功到故宮博物院看陳列的古代書畫，有時還和一些朋友隨看隨加評論，啓功也一一記下。這些活動使啓功深受啓迪和教育。啓功想多學些畫法技巧，賈先生又將他介紹給吳鏡汀先生。吳先生教授畫法，極為耐心，絶不籠統空談，而是專門把極關重要的竅門指出，使啓功長進很快。一次，一位長親命他畫一幅畫，說要裝裱後挂起，他感到很光榮。但長親又說：“畫完後不要落款，請你的老師落款”，這又給他很大刺激，從此發憤練字。
一九三○年 十八歲
經老世交介紹，從戴薑福先生學習中國古典文學，習作舊詩詞。由於老師的精心培育，加上他刻苦自學，從青年時候起，便對中國古典文學和歷史打下了堅實基礎。
一九三二年 二十歲
與章寶琛完婚。章氏，滿族，長啓功兩歲。 為維持生活，教傢館，有時也作畫賣錢。
一九三三年 二十一歲
經傅增湘先生介紹，受教於陳垣先生，陳垣先生看過他的作品，認為“寫作俱佳”，便安排他在輔仁中學任國文教員。此後幾十年一直在教育崗位，主要精力都在教授古典文學，中間也賣過字畫，但他說：“那衹是副業。”
一九三五年 二十三歲
任輔仁大學美術係助教，業餘從事書畫創作。
一九三八年 二十六歲
任輔仁大學國文係講師。抗戰勝利後兼任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負責文獻館審稿和鑒定文物。
一九四九年 三十七歲
任輔仁大學國文係副教授兼北京大學博物館係教授。
一九五二年 四十歲
全國高等院校進行院係調整，輔仁大學與北京師範大學合併，任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副教授，教授古典文學。同年加入“九三”學社，被選為“九三”學社北京分社委員，後又被選為北京市政協委員。此後曾與嚮達、王重民、周一良、曾毅公、王麇菽諸人標點敦煌變文俗麯。稍後又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程乙本作註釋，這是建國後首次出版的《紅樓夢》註釋本。 一九五七年 四十五歲母親和姑姑相繼去世。
一九六二年 五十歲
撰寫完成《古代字體論稿》和《詩文聲律論稿》兩本書稿。
一九六三年 五十一歲
撰寫了《〈紅樓夢〉札記》
一九六六年 五十四歲
“文革”爆發，一切公開的讀書寫作活動被迫中止，但私下裏治學不輟。由於他精通書法，常被造反派命令抄寫大字報。
一九七一年 五十九歲
參與中華書局組織標點《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工作，與王鐘翰等負責標點《清史稿》。
一九七五年 六十三歲
夫人章寶琛逝世。
一九七六年 六十四歲
粉碎四人幫之後，師大恢復課程。
一九七七年 六十五歲
《詩文聲律論稿》由中華書局出版
一九七八年 六十六歲
文革後落實政策仍被聘為教授。
一九七九年 六十七歲
《古代字體論稿》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一年 六十九歲
《啓功叢稿》由中華書局出版。同年中國書法傢協會成立，被推為副主席。應香港中文大學邀請赴香港講學，作關於漢語和《紅樓夢》的講演。
一九八二年 七十歲
國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任該組成員。
一九八三年 七十一歲
應中宣部《中國美術全集》辦公室聘請，任《中國美術全集》顧問。 參與國傢文物局組織的由七位專傢組成的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負責甄別、鑒定北京及全國各大城市博物館收藏的古代書畫作品的真偽。
一九八四年 七十二歲
被聘為博士研究生導師。被選為中國書法傢協會主席。
一九八六年 七十四歲
被任命為國傢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
一九八九年 七十七歲
四月，任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 《啓功韻語》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年 七十八歲
《論書絶句一百首》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和北京三聯書店出版。該書以詩的形式總結了他幾十年來書法實踐的係統理論，對歷代書傢有評論，對書法的結字、用筆有獨到見解。 為設立“勵耘奬學助學基金”，在香港舉辦“啓功書畫義展”。
一九九一年 七十九歲
任國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顧問。 《漢語現象論叢》由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出版。同年十一月底，將義賣字畫所得一百六十三萬餘元全部捐給北京師範大學，設立“勵耘奬學助學基金”。 九月，赴日本東京、大阪訪問，參觀大阪博物館收藏的中國書畫珍品。
一九九二年 八十歲
全國政協、北京師範大學、榮寶齋聯合舉辦“啓功書畫展”，先後在北京、廣州和日本展出。 《說八股》、《啓功論書札記》、《啓功書畫留影册》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四年 八十二歲
赴韓國進行書畫交流。榮寶齋與韓國東方畫廊聯合舉辦“啓功·金膺顯書法聯展”先後在北京和漢城展出。 《啓功絮語》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五年 八十三歲
《啓功論書絶句一百首》、《啓功書畫作品專集》由榮寶齋出版。
一九九六年 八十四歲
十月，赴美、德、法三國訪問，參觀三國國傢博物館所藏中國書畫珍品。
一九九七年 八十五歲
四月，中央文史研究館組織書畫代表團赴新加坡，舉辦中央文史館館員書畫作品展，啓功先生任團長。十月，應香港商務印書館邀請赴香港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暨商務印書館建館一百周年活動，為香港回歸創作書畫作品多件。 《啓功論書絶句一百首》日文譯本在東京出版。
一九九八年 八十六歲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第五屆委員和第六、七、八、九屆常務委員、國傢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中國書法傢協會名譽主席。
二〇〇五年 九十三歲
六月三十日二時二十五分病逝於北京。
啓功先生論著出版年表
1953年
《紅樓夢註釋》，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7年
《敦煌變文集》（與人合編），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5年
《古代字體論稿》，文物出版社
1977年
《詩文聲律論稿》，中華書局
1981年
《啓功從稿》，中華書局
1982年
《啓功先生講書法》（錄像帶），北京師範大學
1985年
《啓功書法選》，人民美術出版社
《啓功書法作品選》，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論書絶句》，商務印書館（香港）
1986年
《啓功書法作品選》（縮印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書法概論》，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書法概論參考資料》，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啓功－宇野雪村書畫展》，（日本印刷）
1988年
《書法教學》（錄像帶），北京師範大學音像出版社
1989 年
《啓功韻語》，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0年
《論書絶句》，商務印書館（香港）、三聯書店
《啓功草書千字文》，中國和平出版社
《啓功書畫展留影》榮寶齋（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1991年
《漢語現象論叢》，商務印書館（香港）
《說八股》，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2年
《啓功論書札記》，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啓功書畫留影册》，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3年
《榮寶齋畫譜－啓功捲》，榮寶齋出版社
1994年
《啓功絮語》，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5 年
《啓功論書絶句一百首》，榮寶齋出版社
1997年
《啓功書話》（即論書絶句一百首日文版），日本二玄社出版
《論書絶句》（再版），三聯書店
1998年
《當代書法傢精品集啓功捲》，河北教育出版社、廣東教育出版社
1999年
《古代字體論稿》，文物出版社再版
《啓功贅語》，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啓功叢稿》（論文捲、題跋捲、詩詞捲），中華書局
2000年
《啓功三帖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說八股》，中華書局
《詩文聲律論稿》，中華書局
2001年
《啓功論書法》（宣紙本），文物出版社
《啓功書畫集》，文物出版社、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啓功臨帖册》，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2年
《啓功書畫絮語墨跡選》，上海書畫出版社
《啓功臨懷素自敘貼》，榮寶齋出版社
《啓功臨王羲之十七貼》，榮寶齋出版社
《論書絶句》註釋本，三聯書店
《真茗閣藏名人書畫－啓功捲》，文物出版社
《詩文聲律論稿》（墨跡本）（修訂版），中華書局
2003年
《啓功草書千字文》（再版），中國和平出版社
《啓功草書千字文》，上海書畫出版社
《啓功書法論叢》,文物版社
2004年
《啓功講學錄》《啓功韻語集》《啓功題畫詩墨跡選》《啓功口述歷史》，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5年
《啓功臨蘭亭續貼》，榮寶齋出版社
《啓功書畫集》（普及本）文物出版社、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啓功楷書千字文》，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啓功書畫選集》（宣紙本），文物出版社
《啓功書法選》（宣紙本），西泠印社
《堅淨局叢帖－臨寫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啓功給你講書法》，中華書局
2006年
《啓功題跋書畫碑帖選》，文物出版社
啓功口述歷史
作為啓功先生口述的整理者，北師大文學院教授、啓功先生的學生趙仁珪告訴記者，其實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希望能夠幫先生整理出一份記錄自己人生的口述歷史，但是一直以來啓功都婉拒了。“先生拒絶一方面是由於他的出身傢族不好評價，難以措辭；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不希望重複過去的痛苦，去回憶那些藏在心底的痛苦。”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在大傢的呼籲下，啓功終於勉為其難同意口述。
書摘欣賞：
我不姓愛新覺羅
我叫啓功，字元白，也作元伯，是滿洲族人，簡稱滿族人，屬正藍旗。
我既然叫啓功，當然就是姓啓名功。有的人說您不是姓愛新覺羅名啓功嗎？現在很多愛新氏非常誇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別人稱他姓愛新覺羅；別人也願意這樣稱他，覺得這是對他的一種恭維。這實際很無聊。事實證明，愛新覺羅如果真的能作為一個姓，它的辱也罷，榮也罷，完全要聽政治的擺布，這還有什麽好誇耀的呢？何必還抱着它津津樂道呢？這是我從感情上不願以愛新覺羅為姓的原因。
上世紀八十年代一些愛新覺羅傢族的人，想以這個傢族的名義開一個書畫展，邀我參加。我對這樣的名義不感興趣，於是寫了兩首詩，第一首的意思是說，即使像王、謝那樣的世傢望族，也難免要經歷“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傢”的滄桑變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傢族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樣，他在署名時，從來不標榜自己是高貴的琅琊王傢的後人，但誰又能說他不是“書聖”呢！第二首的意思是說，我就像古時戲劇舞臺上的醜角“鮑老”，本來就衣衫襤褸，貌不驚人，郎當已久，怎麽能配得上和你們共演這麽高雅的戲呢？即使要找捧場的也別找我啊。我這兩首詩也許會得罪那些同族的人，但這是我真實的想法。
但偏偏有人喜好這一套。有人給我寫信，愛寫“愛新覺羅啓功”收，開始我衹是一笑了之。後來越來越多。我索性標明“查無此人，請退回”。確實啊，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證、戶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檔案材料，從來沒有“愛新覺羅啓功”那樣一個人。
我雖然不願稱自己是愛新覺羅，但我確實是清代皇族後裔。我在這裏簡述一下我的傢世，並不是想炫耀自己的貴族出身，之所以要簡述一下，是因為其中的很多事是和中國近代史密切相關的。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孫。雍正的第四子名弘歷，他繼承了皇位，這就是乾隆皇帝。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晝，衹比弘歷晚出生一個時辰，當然他們是異母兄弟。乾隆即位後，封弘晝為和親王。我們這支就是和親王的後代。
齊白石總管我叫小孩兒
大約從十五歲到二十五歲，我有幸結識了一些當時知名的藝術傢、詩人、學者，如賈羲民、吳鏡汀、戴薑福、溥心、溥雪齋、齊白石等先生。我嚮其中的一些人正式拜過師。在他們的教誨下，我日後比較見長的那些知識、技藝纔打下根基，得到培養。在我回憶成長過程時，不能不提及他們。
說說齊白石（萍翁）先生。我有一個遠房的四叔祖，他開棺材鋪，曾給齊先生做過一口上等好壽材，因此和齊先生有些交情。他專喜歡齊先生的畫，認為凡畫齊先生那路畫的就能賺錢，而我傢當時很窮，他就讓我嚮齊先生學畫。
齊先生有耿直的一面，淪陷時期，國立藝專聘他為教授，他在裝聘書的信封上寫下“齊白石死了”五個字，原信退回。有一個偽警察想藉機索要他一張畫，被齊先生嚴詞拒絶。
齊先生畫的藝術成就不用我多說，我跟他也確實學到很多東西，開了不少眼界。比如他善於畫蝦，沒見他親筆畫之前，我不知他那神采飛揚的蝦須是怎麽畫的，及至親眼所見，纔知道他不是轉動手，而是轉動紙，把紙轉嚮不同的方向，而手總朝着一個方向畫，這樣更容易掌握手的力量和感覺，這就是竅門，這就是經驗。
我最喜歡的是他那些充滿童趣和鄉土氣息的作品，但他有些理論比較怪異，至今我都不太理解，比如有人問“畫樹的要領是什麽”，他說“樹幹、樹枝一定都要直，你看大滌子（石濤）的樹畫得多直”，怎麽能“都”直呢？我現在也想不通，再說他自己和石濤畫的也未必“都”直，所以有人讓我鑒定齊白石和他欣賞的石濤的畫時，我常開玩笑說：“這是假的，為什麽呢？因為樹畫得不直。”
齊先生曾自稱書優於畫，詩優於書。在我看來他的詩確實不錯，但長詩不如小詩，他曾把自己的詩稿交給著名學者黎錦熙，黎先生為他編了年譜及選集，集中選了若幹長詩，我覺得還不如不選。齊先生在論詩和作詩時，有時會出現一些錯誤，如他說金農的詩雖然不好，但詞好。我記憶中金農並沒有什麽好的詞作，就問他為什麽。他說：“他是博學鴻詞啊。”其實博學鴻詞是清朝科舉考試的一種門類，和“詩詞”的“詞”毫無關係。他有一首寫給女學生的詩，其中有一句為“乞餘憐汝有私恩”，這有點不倫不類了。我這裏雖然挑了他一些毛病，但並不妨礙我對他的尊敬，他也挺喜歡我，總管我叫“小孩兒”，常念叨：“那個小孩兒怎麽老沒來？”就憑這句話，我就應恭恭敬敬地叫他一聲老師。
姐姐妻子的賢惠
我的老伴兒叫章寶琛，比我大兩歲，也是滿人，我習慣地叫她姐姐。
自從結婚後，我的妻子面臨着生活的艱辛，沒有任何埋怨和牢騷，她自己省吃儉用，不但要把一傢日常的開銷都計劃好，還要為我留下特殊的需要：買書和一些我特別喜歡又不是太貴的書畫。
特別令我感動的是，我母親和姑姑在1957年相繼病倒，重病的母親和姑姑幾乎就靠我妻子一個人來照顧，纍活兒髒活兒、端屎端尿都落在她一人身上。成年纍月，她日益消瘦，直到送終發喪，纔稍微鬆了一口氣。我無以為報衹有請她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叫她“姐姐”，給她磕一個頭。
在“文化大革命”隨時可能引火燒身的情況下，一般人惟恐避之不及，能燒的燒，能毀的毀，但她卻把我的大部分手稿都保存了下來。“文化大革命”之後，當我打開箱底，重新見到那些底稿時，真有劫後重逢之感，要不是我妻子的勇敢，我這些舊作早就化為灰燼了。在她生前我們一路攙扶着經歷了四十年的風風雨雨。
不幸的是我老伴兒身體不好，沒能和我一起挺過漫漫長夜。她在1971年患嚴重的黃疸性肝炎，幾乎病死。到了1975年舊病復發，我急忙把她再次送到北大醫院。那時我正在中華書局點校《二十四史》，中華書局當時位於燈市西口，與北大醫院相距不遠，我白天請了一個看護，晚上就在她病床邊搭幾把椅子，睡在她旁邊，直到第二天早上看護來接班，就這樣一直熬了三個多月。
她撒手人寰後，我經常徹夜難眠。當年我和妻子曾戲言如果一人死後另一人會怎樣，她說如果她先死，剩下我一人，我一定會在大傢的攛掇下娶一個後老伴兒的，我說决不會。果然先妻逝世後，周圍的好心人，包括我的親屬都勸我再找一個後老伴兒。還有自告奮勇，自薦枕席的，其犧牲精神令我感動，但我寧願一個人，也許正應了元稹的兩句詩：“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就這樣我孤單一人生活到現在，感謝我的內侄一傢精心照料我的生活。
書畫鑒定七大忌
我平生用力最勤、功效最顯的事業之一是書畫鑒定。我從實踐中總結了七條忌諱，或者說社會阻力容易帶來的不公正性，即一、皇威，二、挾貴，三、挾長，四、護短，五、尊賢，六、遠害，七、容衆。簡而言之，前三條是出自社會權威的壓力，後四條是源於鑒定者的私心。
不妨舉一個例子：就拿我尊敬的張效彬先生來說，他是我的前輩，由於熟識，說話就非常隨便。他晚年收藏了一幅清代人的畫，正好元代有一個和他同名的畫傢，有人就在這幅畫上加了一段明朝人的跋，說這幅畫是元代那個畫傢的畫。我和王世襄先生曾寫文章澄清這一問題，張老先生知道後很不高興。再見到我們的時候用訓斥小孩子的口吻半開玩笑地說：“你們以後還淘氣不淘氣了？”我們說：“不淘氣了。”大傢哈哈一笑也就過去了。這雖然是一段可入《世說新語》的雅趣笑談，但足以說明“挾長”、“挾貴”的現象是存在的。
“挾貴”、“挾長”的要害是迷信權威，而迷信權威也包括對某些著錄的迷信。比如端方寫了一本《壬寅消夏錄》，他一直想在書前放一張最古、最有分量的人物像。有一個叫蒯光典的人知道了這個消息，就拿了一張號稱尉遲乙僧畫的天王像，找上門去，在端方的眼前一晃。端方當然知道著錄書上曾記載過尉遲乙僧曾畫過這類題材的作品，於是胃口一下被吊了起來，連忙說：“今天你拿來的畫拿不走了，我這裏有的是好東西，你隨便挑，要什麽我都給你，衹要把這張畫留下。”這正中蒯光典的下懷。
後來我在美國華盛頓的弗瑞爾博物館看到這張畫，實在不行，它貼在木頭板上，上面有很多題跋，但假的居多，衹有宋人的一個賬單是舊的，記載此畫在當時流傳過，但並不能說明它就是尉遲乙僧的。
啓功先生題字的往事
李保軍
北京京倫飯店的店名是由著名書法傢啓功先生題寫的。由於我自幼習書法，又極喜愛啓功先生的墨跡，在京倫飯店工作期間，有幸見到了他老人傢的真跡，讓我感到無上欣喜。
啓功先生手書的“京倫飯店”四個字不是很大，但對他而言就算是相當大了，因為啓功先生絶少書寫巨幅榜書，為商傢題寫的店號一般也都是經過放大再拿去製作的。那日我得以獨自研習和品味啓功先生的筆法，真是獲益頗多。
京倫飯店開業時，開業典禮搞得很轟動，許多畫界名傢都獻上了他們的墨寶，這其中就有吳冠中、張仃、範曾等人的巨幅畫作。這些畫都高懸於飯店的殿堂之上，供來往客人駐足欣賞。但是誰也沒想到，開業一段時間後，啓功先生題寫的店名得撤換下來。
有一天，主管漢字規範化的部門派人來到京倫飯店，言說啓功先生寫的是繁體字，且“倫”字裏面的 “艹”部也寫得不規範，出了“岡”的頂端。這樣的字按規定不允許在公共場所裏使用。經他們這麽一說，我們當時就傻了。啓功先生的字是書法藝術的精品，怎麽能說撤就撤呢。我們酒店雖然是合資的，但是高聳在世人矚目的建國門大街，不更應該以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作為一種標志嗎？大傢都覺得啓功先生的字撤不得，但是，來人畢竟是專門負責這項工作的主管部門，我們雖然心有不甘，但還是將啓功先生題寫的匾額撤下來了，換了一個簡體字的匾額挂上。店名的字體雖然規範了，但是看上去總覺得冷冰冰硬邦邦的，不如啓功先生的題字圓潤生動，賞心悅目。後來，趁飯店裝修的時候，領導指示把原來的題字再換上去，大傢歡天喜地的將舊牌子重新挂上，都說還是啓功先生的字好，左看右看都舒心氣暢。
由於這件事，“倫”這個字的寫法在我心中成了一個謎，每在書法作品中看見都格外用心體會，很久以後我纔發現，原來“倫”這個字從來都是兩種寫法，“艹”可以出頭也可以不出頭，沒必要墨守成規。比如久負盛名的《聖教序》裏邊“衆經論序”的“論” 字，“艹”部就是出頭的。再後來，我從其它許多典籍中也找出了類似的例子。破解一個繁體字的寫法，雖然衹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啓功先生學養之厚重，今人見識之淺薄還是不辨自明。由此可見，對於書法慣用的古漢字，即使是專業部門也不能輕下斷言。
啓功故居
——什錦花園鬍同21號
王之鴻
什錦花園鬍同屬東城區景山地區，是東四北大街路西從南往北數的第五條鬍同。鬍同東段麯折，自東嚮西溝通東四北大街和大佛寺東街，長600多米。明代，鬍同西段稱“紅廟街”，東段稱“適景園”，因成國公朱能在此建有私傢園林“適景園”而得名，清乾隆時稱“石景花園”，宣統時稱“什錦花園”，1965年整頓地名時改稱“什錦花園鬍同”。
什錦花園鬍同21號，舊時的門牌是什錦花園10號及10號旁門，在鬍同中段北側，坐北朝南。
據房屋檔案記載:當年該院是兩座院內相通的四進院落，共有房屋140.5間，占地面積近 5000平方米。西院為主體建築，有倒座南房10間，東頭3間倒座南房為三開間府門，門牌為什錦花園10號；一進院有東、西廂房各3間，7間北房為帶抄手廊的瓦房，中間1間作為北房腰廳連接二進院，二進院和三進院均為有遊廊連接的四合院；四進院的北墻西段建有罩房。東院是配院，為兩進院；一進院有倒座南房 7.5間，在“巽”位建廣亮大門①，門牌為什錦花園10號旁門；院內西側有過道與西院相通，與西院府門及3間東房又構成1個小院，北側建有垂花門②連通二進院；二進院西部是3個不規則的小院，東部中間有9間平頂磚房，平頂磚房的北面是堆有山石的花園。
此宅原為啓功的曾祖溥良的宅第，啓功出生於此，並在此生活了10年。
溥良是和親王弘晝之後，生於鹹豐四年(1854年)，因襲爵遞降，衹被封了個“奉國將軍”，僅靠“奉國將軍”的俸祿已難維持整個家庭的生計。溥良决定另謀他途，走科舉入仕的道路。可是，清代制度規定，有爵位的人不能在科場求取功名。於是，溥良辭去封爵，參加科考，中舉登第，入了翰林，先後任過理藩院左侍郎、都察院滿右都御史、禮部滿尚書、禮部尚書、察哈爾都統等職。溥良在任禮部尚書時正趕上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先後“駕崩”。作為主管禮儀、祭祀的最高官員，溥良在慈禧太後臨終前日夜守候在慈禧下榻的樂壽堂外，看見並詢問了太監奉慈禧之命給被軟禁在中南海瀛臺的光緒送去一碗“塌喇”③。之後不久，隆裕皇后的太監小德張(張蘭德)嚮太醫院正堂宣佈光緒皇帝“駕崩”了，接着樂壽堂內哭聲大作，表明慈禧已經咽氣。啓功說:“光緒皇帝在死之前，西太後曾親賜他一碗‘塌喇’，確是我曾祖親見親問過的。這顯然是一碗毒藥。”可見，光緒皇帝被毒死之說並非空穴來風。
1923年，卸任多年的溥良病故，不久，10歲的啓功隨着他的祖父、母親和姑姑搬出了什錦花園10號，搬到了安定門內方傢鬍同。後來，此宅成為漢姦、偽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副主席李守信的房産。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什錦花園鬍同21號的原有房屋被全部拆除，在原址建成了3座六層單元式居民樓，門牌仍為什錦花園鬍同21號。
啓功(1912—2005)，字元伯，又作元白，北京人，滿族。曾任全國政協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中國書法協會名譽主席、國傢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是集詩、書、畫和文物鑒賞於一身的書畫傢、文物鑒定傢、教育傢、詩人。一生著作頗豐，有《古代字體論稿》、《書法概論》、《啓功書法選》、《啓功論書札記》、《啓功論書絶句百首》、《詩文聲律論稿》、《啓功叢稿》、《漢語現象論叢》、《說八股》、《啓功韻語》、《啓功絮語》、《啓功贅語》等著作存世，並註釋了程乙本《紅樓夢》，參與點校了《清史稿》。
書法界評論啓功書法作品是“不僅是書傢之書，更是學者之書，詩人之書，它典雅而具古韻，饒有書捲氣息；它雋永而兼灑脫，使觀者覺得很有餘味。因為這是從學問中來，從詩境中來的結果”。
啓功是滿族人，又是雍正皇帝的第9代孫，是正兒八經的皇族貴胄。因此，有人稱啓功為“金啓功”，也有人稱啓功為“愛新覺羅·啓功”，有的文章中寫“啓功，滿族，愛新覺羅氏”。但是，啓功自己卻申明:“我既然叫啓功，當然就是姓啓名功。”
按照啓功自己的解釋，不姓“愛新覺羅”的原因有二:一是認為原本沒有“愛新覺羅”這個姓，是後人加改而成的，從其産生和演變的過程看不願以“愛新覺羅”為姓；二是認為“愛新覺羅”如果真能作為一個姓，其榮辱完全受政治擺布，從感情上不願以“愛新覺羅”為姓。啓功之所以拒絶姓“金”，是因為其祖父毓隆痛恨袁世凱，在進入民國後拒絶隨俗改姓，並在臨終前囑咐啓功:“你絶不許姓金，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孫子。”啓功謹遵遺命。
啓功3歲的時候，在雍和宮按照嚴格的儀式磕頭接受灌頂禮，正式皈依了喇嘛教，成為雍和宮記名的喇嘛，法號為“察格多爾札布”。雍和宮存有啓功題寫的“大福德相”匾額和“超二十七重天以上，度百千萬億劫之中”的楹聯。
啓功12歲的時候，因其曾祖、祖父為下科場而主動放棄封爵，其父未及封爵就已辭世，宗人府按例讓啓功襲封了一個“三等奉恩將軍”。其時正值馮玉祥率部發動北京政變，仍保留清帝尊號的溥儀面臨着隨時被逐出紫禁城的命運，宗人府自然更是風雨飄搖、前途難測，衹能按照《優待條件》中“清王公世爵概仍其舊”的規定，抓緊時間開出一些“空頭支票”。所以，啓功雖然襲封了“三等奉恩將軍”，卻連一文錢、一兩米的俸祿都沒有享受過。
啓功1歲喪父，10歲的時候他的曾祖、祖父又相繼辭世。童年的啓功經歷了這個鼎食之傢由盛而衰的急劇變化，他說:“我真正體會什麽叫‘呼啦啦如大廈傾’，什麽叫‘傢敗如山倒’，什麽叫‘一發而不可收拾’。我們不得不變賣傢産——房子、字畫，用來發喪，償還債務。”因生活貧睏，啓功中學沒畢業便輟學謀生，靠教傢館和賣些畫作維持家庭生計。
1933年，啓功由傅增湘薦舉給輔仁大學校長陳垣，開始了他的執教生涯。啓功以高中肄業生的資格，躋身高等學府，並成為一代宗師，自然得益於傢學淵源(其曾祖、祖父均為翰林出身)、名師指教和過硬的社會關係(傅增湘和陳垣在北洋政府教育部曾分別擔任過總長和次長)，然而，啓功自己的努力纔是成功的根本。畢竟天道酬勤。
註
①廣亮大門，是北京四合院中等級最高的宅門，是具有相當品級的官宦人傢采用的宅門形式。
②垂花門，在府邸、宅院建築群中常作為二門，是內宅的宅門。
③塌喇，滿語，意為酸奶。
啓功介紹
1.家庭
啓功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孫，遠祖是清朝雍正皇帝的第五子、和親王弘晝，曾祖父、祖父都是科舉出身。啓功幼年喪父，少年失學。啓功先生雖然是宗姓愛新覺羅，但他自認為“姓啓名功”。
2.學業
曾經師從賈爾魯先生（羲民）和吳熙曾先生（鏡汀）學習書法丹青，從戴綏之先生（薑福）學習古典文學。
3.社會職務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
“九三”學社顧問
國傢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
中國書法傢協會名譽主席
中國佛教協會、故宮博物院、國傢博物館顧問
西泠印社社長
4.主要學術成就
“詩、書、畫”三絶
●啓功詩詞選錄
◆沁園春
檢點平生，往日全非，百事無聊，計幼時孤露，中年坎坷，如今漸老，幻想俱拋。半世生涯，教書賣畫，不過閑吹乞食簫。誰似我，真有名無實，飯桶膿包。偶然弄些蹊蹺，像博學多聞見解超。笑左翻右找，東拼西湊，繁繁瑣瑣，絮絮叨叨。這樣文章，人人會作，慚愧篇篇稿費高。從此後，守收攤歇業，再不鬍抄。（末三句一作“收拾起，一孤堆拉雜，敬待摧燒。”）
◆賀新郎
癖嗜生來壞。卻無聊。蟲魚玩好，衣冠穿戴。歷代法書金石刻，哪怕單篇碎塊。我看着全部可愛。一片模糊殘點畫，讀成文，拍案連稱快。自己覺，還不賴。西陲寫本零頭在。更如同，精金美玉，心房腦蓋，黃白頭麻箋分軟硬，晉魏隋唐時代。筆法有，方圓流派。煙墨漿糊沾滿手，揭還粘，躁性偏多耐。這件事，真奇怪！
◆賀新郎
古史從頭看。幾千年，興亡成敗，眼花繚亂。多少王侯多少賊，早已全都完蛋，盡成了，灰塵一片。大本糊塗流水帳，電子機，難得從頭算。竟自有，若幹捲。書中人物千千萬。細分來，壽終天命，少於一半。試問其餘哪裏去?脖子被人切斷。還使勁，案。
◆自撰
墓志銘
中學生，副教授。博不精，專不透。名雖揚，實不夠。高不成，低不就。癱趨左，派曾右。面微圓，皮欠厚，妻已亡，並無後。喪猶新，病照舊。六十六，非不壽。八寶山，漸相湊。計平生，謚日陋。身無名，一齊臭。（六，讀如溜，見《唐韻正》）
啓功：別說我是書法傢
書法傢、文物傢、史學家，所有的光環在他看來都是副業
成為大名鼎鼎的書法傢後，慕名求字者自然不少，啓功則不論尊卑，凡有所請，便欣然從命，不忍拂意。先生作書，不擇硯墨，宣紙下墊幾張舊報紙，口占詩句，握管直書，珠璣滿紙，章法天成。盛名之下的啓功很纍，但啓老先生卻始終保持着寬容大度、豁達幽默的處世態度。
隨着電腦成為不可或缺的工具，人們逐漸擺脫了傳統的“筆，墨，紙，硯”，越來越多的人習慣用電腦“寫”字，還希望電腦“寫”多種風格的好字。在方正集團推出方正啓體等18款新字體時，啓功應邀來到方正集團字模部現場，饒有興趣地觀看了電腦造字過程的演示，並就電腦造字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作為著名書法傢的他對於將傳統書法藝術與現代電腦技術的結合大加贊賞，連說三個“好”字。如今，以之為源的方正啓體點畫活潑，體勢清朗，眉目清秀，體態大方，體現了啓體典雅遒麗、豪邁瀟灑的書法風格，具有明快大方的特點。
他早就笑稱：“我就差公厠沒寫字了。”那是“東方之子”的名人訪談節目，記者是把啓功作為大書法傢來采訪的。可是啓功首先聲明他不是一個書法傢，他說他首先是一個教師，然後勉強算是一個畫傢，書法衹是他的業餘愛好而已。
的確，啓功詩書畫成就斐然，並曾榮獲“中國書法藝術終身成就奬”，但書畫卻非主業。其主業文史，一生教授古典文學、漢語，研究古代文學、史學、經學、語言文字學、禪學，著有《漢語現象論叢》、《詩文聲律論稿》、《古代字體論稿》等。他熟知清史，曾經7年點校《清史稿》；20世紀50年代註釋《紅樓夢》。
啓功年幼時，祖父疼愛他，讓他拜雍和宮的老喇嘛為師。1歲喪父，10歲時又失去曾祖父、祖父。因償還債務，傢道已經敗落得一貧如洗，以致啓功無力求學。在曾祖父門生的幫助下，他纔勉強入校學習。1933年，21歲的啓功雖說沒有讀完中學，而筆下的書畫文章卻有了佼佼之色。祖父的門生傅增湘拿着啓功的作品，找到了當時輔仁大學的校長陳垣。為了啓功的生計，陳垣幫他找到了在輔仁大學附屬中學教國文的職業。傢境貧寒的啓功，能有這份工作實屬不易。可是，雖然他兢兢業業地教書，還是被辭退了。理由很簡單，他中學沒有畢業，沒有文憑。
啓功悲涼地走出校門。既然是書生，就衹好用書生之法討生活，於是他終日習書作畫，以賣字畫為生。1935年，經陳垣介紹，啓功又站在了輔仁大學美術係的講壇上。衹是又因為他沒有文憑，而被再度辭退。
兩次被“炒”的啓功並未心灰意冷。他清醒地意識到，惟有自強不息，提高自己的真纔實學，數倍高於別人，才能立穩腳跟。古道熱腸的陳垣第三次介紹他到輔仁大學教大一國文，他又第三次站在了講臺上，並成為一位沒學歷的大學教授。今天，啓功說：“當時師生之誼，有逾父子。”
從那時起，他便養成了在學術上務實、求真的習慣，幾十年從未放鬆對自己的要求。他先後教過中國文學、中國美術和唐宋詩詞、歷代散文選等課程，也由助教晉升為講師、副教授。新中國成立後，院係調整，啓功繼續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任教。
雖然沒有很高的學歷，但他很早就名滿學界和書畫界，在全國也堪稱婦孺皆知。當然，一般人知道他，多是因為他字寫得好，被譽為“中華第一筆”。不過，他對自己的評價是“字不如畫，畫不如文物鑒定”，說因為寫字不像畫畫費事，所以他也樂意寫字，因而也就寫得多，影響大。這樣說，當然是自謙語，但也不無道理。也因此，他不太喜歡人稱他“書法傢”，更願意人稱他“教授”、“學者”。
書法傢，文物傢，史學家，所有的光環在他看來都是“副業”。他說：“我的主業是教師。”但他又從不以“教人者”自居，而總是那樣謙虛自抑，不讓人稱是他的“學生”。
有人指着贋品問：“啓老，這是您寫的嗎？”啓老聽了，微微一笑：“比我寫得好。”
啓功幾十年過慣了窮日子，現在條件改善了，他的書畫作品若論價何止“一字千金”，但生活上並沒有多大變化，仍然是粗茶淡飯，土鞋布衣。他的住所除了有幾張極普通的沙發可供人安坐，其他都是老舊傢具，還不及一般人傢的裝修和陳設，不知道的人怎麽也不會想到住房的主人竟會是“國寶”級的人物。“我主張生活儉樸，室內傢具全是多年不變的老面孔。朋友和學生們來訪，衹有一杯清茶。可是他們知道我的喜好，來時從不空手，這個送來個洋娃娃，那個帶來衹玩具熊。我的書櫃日益變得名不副實，成了十足的玩具王國。看着那些可愛的小寶貝，我有時會不自覺地笑出聲來，好像又回到了童年。”
集詩、書、畫和文物鑒賞於一身的啓功，是享譽國內外的專傢學者。他對歷代作品特徵、作者風格瞭然於心，見識卓異，加上他有豐富的文物知識和文史修養，又熟諳典故，劣品和贋品總逃不過他的目光。難以理解的是，他對個人的作品從不看重。有個鋪子是“造假作品”的專賣店，標價不高，有人看了問店主：“是真的嗎？”店主也挺痛快：“真的能這個價錢嗎？”後來啓老聽說了這件事，就來到這個鋪子，一件一件看得挺仔細。啓先生誰不認識呀！有人就過來問：“啓老，這是您寫的嗎？”啓老聽了，微微一笑說：“比我寫得好。”在場的人全都大笑了起來。過了一會兒，啓老又改口了：“這是我寫的。”事後他嚮我們解釋，他說：“人傢用我的名字寫字，是看得起我，再者，他一定是生活睏難缺錢，他要是找我來借錢，我不是也得藉給他？”他撰文稱贊明代文徵明、唐寅等人，說當時有人偽造他們的書畫，他們不但不加辯駁，甚至在贋品上題字，使窮朋友多賣幾個錢。讓那些窮苦小名傢得幾吊錢維持一段生活，而有錢人買了真題假畫，損失也不會多麽大。這觀念雖不合知識産權保護法，卻體現出啓功一嚮的仁者情懷。
啓功越來越感到時間不夠用，他要把自己一生的研究、學習的心得和經驗，盡可能多地留給後人。為了整理論文和書稿，他經常晚上靜下來加班加點。有時，為了不打斷思路而通宵不眠。
啓功在“上大學”一文中特別強調，“恩師陳垣這個‘恩’字，不是普通恩惠之‘恩’，而是再造我的思想、知識的恩誼之恩！”為感謝陳垣先生對自己的培養並作永久紀念，啓功於1988年8月義賣書法繪畫作品，以籌集基金為北師大設立“勵耘奬學助學基金 ”。此後兩年時間裏，啓功幾乎達到了“手不停揮”的創作境界，常常是夜半書寫，還捐出1萬元作為裝裱費。1990年12月，《啓功書畫義展》在香港隆重舉行，從300多幅作品中選出的100幅字、10幅繪畫，被香港熱心教育的人士認購一空，加上啓功應社會各界需要所寫的100件作品的酬金，共籌得人民幣 163萬元。當學校建議奬學金以他的名字命名時，啓功推辭，他說：“以先師勵耘書屋的‘勵耘’二字命名，目的在於學習陳垣先生愛國主義思想，繼承和發揚陳垣先生辛勤耕耘、嚴謹治學的精神，奬掖和培養後學，推動教學和科學研究事業的發展。”
2001年9月19日，啓功先生一階一階走上二層樓，參加全國第一個大學“宏志班”勵耘實驗班開學典禮。見到了30名品學兼優而傢境貧寒的學子，老先生將8萬元“中國書法藝術終身成就奬”奬金悉數捐出。在此之前，啓功還曾捐過3萬元建河北希望小學，捐出兩萬元資助一個山裏孩子在學校吃午飯。執教70年的啓功，究竟為貧睏生付出了多少？他擺擺手說：“記不清了。”
他總是說過去需要錢的時候沒有錢，日子真難過，現在有錢但對於他已沒有多大用處了。思念親人的啓先生動情地說：“我最親愛的人，我的母親、姑姑、老師、老伴兒，他們活着的時候，我沒有錢讓他們過好日子；現在他們都死了，衹留下我一個人，要這麽多錢有什麽用呢？”他說：“我們是有難同當，但沒能有福同享。因此我的條件越好，心裏就越不好受。我衹有刻苦一點，心裏纔平衡一些。”
《自撰墓志銘》：
１９７８年，啓功６６歲時，妻子、母親和恩師已經先後離他而去，回想半世艱辛歲月，啓功悲痛之餘寫下了這首《自撰墓志銘》：
中學生，副教授。
博不精，專不透。
名雖揚，實不夠。
高不成，低不就。
癱趨左，派曾右。
面微圓，皮欠厚。
妻已亡，並無後。
喪猶新，病照舊。
六十六，非不壽。
八寶山，漸相湊。
計平生，謚曰陋。
身與名，一齊臭。
Qigong (Chinese: 啓功, courtesy name Yuanbai 元白, alternatively Qi Gong) (July 26, 1912 – June 30, 2005) was a renowned Chinese calligrapher, artist, painter, connoisseur and sinologist. He was an advisor for the September 3 Society, one of China's recognized political parties.
Qigong was born into a Manchu family in Beijing in 1912. Both his great-grandfather and grandfather were Jinshi, the highest Chinese academic title roughly equivalent to a doctoral. He was a descendant of the Yongzheng Emperor through his son Hongzhou, and therefore a member of the Aisin Gioro imperial clan. Upon coming to prominence, he declined to use both the Manchu "Aisin Gioro" or sinicized Jin surname, and went by the legal surname of "Qi" to establish a name for himself removed from that of the Imperial family.
Name and ancestry
Qi belonged to the Aisin Gioro clan, the Manchu rulers of the Qing dynasty in China. The character of Qi (啓) used in Qigong's name was a generation name of the ruling Aisin-Gioro clan as dictated by the Qing Imperial Family during the time of the Xianfeng Emperor. It is possible from this code to discern that Qigong was the 10th Generation descendant of the Yongzheng Emperor, his direct ancestor. Qigong, however, has never used the regal family name to sign any of his calligraphy, paintings, letters, or articles. By refusing the noble surname, Qi wanted to show his resolutions to make a living by himself instead of depending on his noble ancestors. He once responded, tongue-in-cheek, "My surname is Qi and given name is Gong. I do not take from my ancestors, nor do I associate with any 'Eight Banners' brotherhood. I rely on my own ability to make a living." Qi's father died at the age of 19, when Qi was just two years old.
Qigong was legally known as "Qi Gong" with "Qi" being his legal surname, but many still regard Qigong as a name in singularity. Therefore, in the English transcriptions of his name he can be variably called "Qigong" or "Qi Gong".
His style name (zi) was Yuanbai.
Biography
He grew up in extreme poverty and was forced to drop out of middle school while still a teenager. He continued to pursue his love of art and knowledge and managed to become a private student of leading scholars and painters. To support his family and buy books, he often had to sell his paintings and work as a tutor.
Initially Qi Gong was better known as a painter than a calligrapher. In 1935, he began work as a teaching assistant at Fujen University in Beijing, which later becam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He continued teaching Chinese classics and literature at the university and also taught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tiques at Peking University. He tutored Master's and PhD students until a few years before his death.
He learned Chinese calligraphy in his childhood, and studied various historical stone inscriptions of calligraphy in detail. He was deft in merg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eras and authors, and versatile in all the writing styles, especially the regular script (kaishu), the running hand (xingshu), and the cursive script (caoshu) styles. His style embodies the essence of great classical calligraphers like Wang Xizhi and Wang Xianzhi, yet unique in its own way. He was also a learned scholar in the areas of Chinese ancient song lyrics, phonology, semantics, and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study, and published extensively in these fields. He was also very versatile in poetry writing and appreciation, and used his own poems in his calligraphy extensively.
He also began to develop the eye of an art connoisseur by frequenting the Forbidden City, the imperial palace of China's last Dynasty. He authenticated, salvaged, and preserved abundant rare and valuable cultural relics for the country. He established himself internationally by attending various influential treasure-authenticating events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s in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Singapore, the United States, South Korea, Britain, and France,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Qi Gong passed what he had learned from Chen Yuan, as well as his own selfless love, on to his generations of students. Qi Gong set up the Li Yun Grant in 1990 with 1.63 million yuan (US$196.904) of his own money, money raised at a sale of work in Hong Kong during which he sold out more than a hundred painting and calligraphic works of his own.
For nearly 30 years, Qi was so busy working as a college teacher that he almost totally abandoned painting and focused on calligraphy in his spare time. It was not until the 1980s that he again picked up a paintbrush. As a renowned artist, Qi Gong served as vice-chairman and later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Calligraphers' Association. An outstanding connoisseur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he worked as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Relics Evaluation Committee.
Qi had lived alone in his home and studio on the university campus since his wife Zhang Baochen died in 1975. The couple had no children.
Final years
Even though Qi Gong has remained the best-known calligrapher in the public's eye. Since 1999, Qi Gong also headed the Centr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History. The institute currently has 29 members, all leaders in their fields of history, the humanities and the arts.
Despite the fact that he also chaired the Chinese Calligraphers' Association and served as a senior scholar on a team of national experts on cultural relics, Qi Gong was always unassuming, both among his peers and towards other artists. Before his death in 2005, he was the honorary president of Chinese Calligraphers' Association, director of Cultural Relic Authentication Committee of the State Council, professor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member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where Qi Gong taught classical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or more than 60 years, teachers and students mourned their professor's death. Qi Gong's death was also met with sadness by the public, and has been especially felt by the country's artists, calligraphers, and art collectors.
Marriage
Qi's marriage was arranged by his mother within the clan according to Qing Dynasty tradition. He married Zhang Baochen (1910–1975), a woman he had never met before, at the age of 21. With a lifestyle far removed from Qi, Zhang knew little about calligraphy or painting. She also brought to the family her little brother. Zhang devoted herself to the family. When Qi's mother died in 1957, a grateful Qi kneeled down before her to express his gratitude. Qi was labeled as a "rightist" in Mao's Anti-Rightist Movement in 1957, and became depressed. Zhang encouraged her husband to keep on working and sold her jewelry to buy books for Qi.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76), Qi was arrested because of his noble family background and was forced to surrender his family's belongings. Zhang had packaged all Qi's works and collections and managed to keep them away hidden. The Red Guards searched their house several times to no avail. Zhang revealed the locations of the manuscripts to Qi before she died, and Qi later retrieved the pieces, which had been well covered in sheets of kraft paper.
Legacy
Despite being an acclaimed teacher, Qigong was perhaps more famous as an artist. At the time of his death, people eulogized him as a humorous, modest, generous, and open-minded "old grandpa."
Qi wrote a large number of calligraphic pieces that can be seen on a host of landmark buildings, at scenic spots around China, and on many book covers alongside the book titles. To own a piece of calligraphy by Qi Gong is the dream of many of his admirers, let alone those sharp-eyed experts and other enthusiasts.
He was deeply grateful to his mentor Chen Yuan who led him towards a lifelong career as a teacher and scholar and who never gave up on the talented Qi Gong, even though Qi lived in poverty and did not even complete middle school. What he also valued most in his life was the pure love and selfless support between him and his wife Zhang Baochen.
Family
- Yongzheng Emperor
- Hongzhou, Prince Hegong of the First Rank
- Relative: Puru (1896–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