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kutomi Kenjirō | |
| 徳富健次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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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芦花人物生平
编辑德富芦花的父亲德富一敬曾是早期开明思想家横井小楠的学生，明治维新以后参与县政。母亲同样出身豪门。芦花的家庭社会关系比较复杂。伯母是熊本女子学校校长，婶子曾创立了日本基督教妇女矫风会，并任女子学院首任院长。除此之外，横井小楠和基督教会界长老，同志社总长海老名弹正都对芦花的成长影响颇大。
芦花从小学习成绩优异，小学毕业后，进入熊本洋学堂。1878年和哥哥德富苏峰一同进入京都同志社学习，在那里，他渐渐喜爱上了文学，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书籍。两年后，他退出同志社，返回家乡熊本。芦花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在她的教育和熏陶下，芦花不知不觉地接触了基督教思想。1886年回京都同志社复学。一年后因失恋再次退出该社，然后到熊本县英文学校任教。从这时起，他立志当一名作家，并涉猎了广泛的书籍。1889年5月，芦花来到东京，加入了哥哥苏峰主办的“民友社”。起初，他一边担任校对工作，一边从事西洋文学翻译和撰写一些杂文小品，在当时文坛的主要刊物之一《国民之友》和《国民新闻报》上陆续发表。在这段时间里，他努力提高文学修养，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其中，给他影响最大的是托尔斯泰的和平思想和歌德的浪漫主义诗歌。另一方面，他也提笔进行创作尝试，写下了一些名人传记和短篇小说之类的作品，如《威廉·艾沃特·格莱斯顿传》（1892）、《近代欧美历史之片影》（1893）、《百合花》 、《雨水时节的红叶》（同上）等。1894年5月，芦花与熊本县一造酒商家小姐原田爱子（本名蓝子）结婚。婚后，二人寄宿在政界要人胜海舟官邸。这位夫人是他的文学的内助者，晚年的《从日本到日本》和《富士》，都是夫妇二人合著的。1900年1月由民友社出单行本。 1898年3月，芦花发表了第一部文学作品集《青山白云》，从而正式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并连续不断地写下了大量的小说和随笔。其中以《不如归》名声最大。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以后，芦花兄弟间开始出现裂痕。芦花不赞成苏峰的国家主义思想，反对战争，主张和平。到1904年日俄战争最后二人不得不分道扬镳。1906年4月去耶路撒冷朝圣，归途到俄罗斯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去访问托尔斯泰，在他家里住了七天。托尔斯泰非常欢迎他，天天和他散步，二人用英语谈话。后来他在《漫游记》中说：“这位伟大英明的老翁，这位好客的主人，高高兴兴地招待一个不远千里而来的陌生的日本客人。”他对托翁的人道主义和他那痛恨暴力、仇视罪恶的精神很钦佩，他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托尔斯泰的全部思想，连他错误的思想也包括在内。 芦花于八月间归国之后，十二月下旬办起一种杂志，叫作《黑潮》，积极宣传自己的思想。大概是受了托尔斯泰的影响，次年他忽然迁居到东京郊外的千岁村粕谷地方，和文坛断绝关系，开始度起“自耕自食”的农民生活。后来他著《蚯蚓的戏言》，用以记述当时的生活，其中有这样的话：“……几千年来，世界扰扰攘攘，而农民群众一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到了世界末日，农民的锄头还是闪闪发光，大地的生命是永生不死的。”然而他这种“晴耕雨读”的隐居生活，终于不能持续；后来他自己也明白这是乌托邦，就在{蚯蚓的戏言)(1913)中自称为“假农民”。不久他又从事写作，并且热诚地关心政治了。
那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一件大事： 1910年有少数社会主义革命家被诬陷谋刺天皇，日本政府借机将二十四名有影响的进步人士逮捕并判处死刑。芦花和托尔斯泰一样，是人道主义的死刑废止论者，就上书首相，呼吁为这24人减刑；又在《朝日新闻》上发表对天皇的“助命叹愿”(意思是“哀愿乞命”)。后来24人中一半免死，其余绞首，其中包括有名的幸德秋水。芦花非常愤慨，曾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发表讲演《谋叛论》，强调指出思想自由的重要性，猛烈攻击政府。这是日本近代史上一大事件，也是日本文学者的人道主义的考验。当时进步文人，大都反抗政府；但多数人只是暗中讽刺，芦花却亦裸裸地痛骂。一般文人看见国家权力恣意横行，大都袖手旁观，明哲保身，甚至不敢提“秋水”一名。惟独芦花具有大无畏精神，特地把他新造的屋子定名为“秋水书院”。
1919年，芦花和爱子夫妇二人一同去周游世界。芦花本来就是基督教徒，后来又受了托尔斯泰的感化，这时候思想上发生了一大转机，宗教热情异常昂奋。这期间所著的《黑眼和茶色眼》以及后来的《富士》等，都舍弃了小说体裁，而取忏悔录性质的自传形式。他在这些作品里赤裸裸地告白自己的思想与家庭生活的秘密。然而他的政治热情并未减退。这时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路过耶路撒冷时，曾经向出席世界和平会议的西园寺公望以及美国大总统等提出七条意见：(一)改“讲和会议”为增进人类幸福的“世界家族会议”；(二)制定世界共通的新纪元，以今年为第一年；(三)人类不再互相残杀，无条件废止海陆空军；(四)废除关税；(五)制定国际货币； (六)土地还原；(七)取消赔偿与负债。他的主张是否定暴力，四海一家，绝对和平。他认为从事革命及政治经济改革，不如追求灵性自觉。如前所说，他把托尔斯泰的错误思想也照样接受了。
1924年，芦花又受了两次政治刺激：第一是难波大助事件。难波曾用鸟枪狙击坐在汽车里的摄政殿下未遂。芦花坚决主张废除死刑，竭力营求难波大助。第二是美国排斥日本移民法案。芦花从人道主义出发，斥责这种族歧视是非人道的，热烈地向自利主义者的美国要求反省。他以和平主义者自任，努力排除太平洋纷争。但在文坛上，芦花已经陷入了孤立的地位。当时日本文学界盛行自然主义，德田秋声、菊池宽、志贺直哉、武者小路实笃、芥川龙之介等活跃于文坛，然而芦花和他们没有来往；当时无产阶级文学早已在日本抬头，然而隐居在粕谷的芦花只顾热心提倡宗教和道德，盲目地信奉在神户贫民窟中劳动的贺川丰彦为基督再生。总之，晚年的芦花误认为社会万恶乏源在于统治者的道德的卑鄙，所以努力提倡道德，希望以道德救世。他立脚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自称为“自己的社会主义者”。
芦花于1927年9月18日在千叶逝世，享年六十岁。这时候他的最后一部自传小说《富士》尚未完成，第四卷是他的妻子爱子续成的。早已绝交了的哥哥苏蜂（当时已经成为日本文坛的霸主，继福泽谕吉之后日本近代第二大思想家）在他临终时来和他诀别，他握住了哥哥的手而长逝。
文学创作
编辑德富芦花的文学活动主要是创作传记、小说、散文，随笔和翻译西欧文学。他的作品以剖析和鞭笞社会的黑暗在日本近代文学中独树一帜。
1889年加入“民友社”后，在哥哥苏峰的指导下开始撰写19世纪英国政治家的传记，向国内介绍一些西欧的历史人物。1890年因译介都德和托尔斯泰引起社会的注目。他写的《托尔斯泰》一书作为日本人对托尔斯泰的最早的评介赢得了甚高的评价。
在小说和随笔创作方面，早先是模仿西欧小说，写一些短篇，如《夏日夜话》（1892）、《砂上的文字》（1894）、《渔夫之女》（1897）、《雨后的月亮》（同上）和《零落》等，塑造了许多对人世间失望而回到自然怀抱之中的感伤的女性形象。真正使得他一举成名的是长篇小说《不如归》（1898）。在这部作品中他通过一个女人的爱情悲剧，愤怒地控诉了封建伦理道德对日本妇女的戕害。翌年，他发表了随笔集《自然与人生》。1901年发表的《回忆》和1903年自费出版的《黑潮》是他另外两部长篇杰作。特别是《黑潮》，是一部形象的社会政治史，它揭露了明治政府的奢侈昏聩和专横暴虐。这部针砭时弊，宣扬人道主义思想和批判封建道德的作品在当时引起了较大的反响。1905年以后，芦花的创作风格发生了变化，开始摈弃文学的虚构成分，转向注重写实。这一时期的写作的《寄生树》（1909）刻画了一个不满现实、苦斗致死的青年形象，《黑色的眼睛和棕色的眼睛》（1914）则批判了封建主义伦理道德。逝世的前一年，他写下了自传小说《富士》四卷，总结了自己的一生。芦花的另外几部随笔集是《青山白云》（1898）、 《青芦》（1902）、 《蚯蚓媳戏》（1913）和《新春》（1918）。
作品赏析
编辑《德富芦花散文》
他的散文是描写自然与人生的典范之作，成为日本对国民施行美感教育的良好教材。在芦花笔下，人类赖以生息的自然界，始终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绚烂多彩的富士黎明，广袤无垠的相模滩落霞，奇诡多变的香山飞云，飘渺迷茫的花月秋夕""""这些自然景象，一经作者妙笔点染，无不意趣盎然，令人神往。
我家的财富
一
房子不过三十三平方,庭院也只有十平方。
人说，这里既褊狭，又简陋。屋陋，尚得容膝；
院落小，亦能仰望碧空，信步遐想，可以想得很远，很远。
日月之神长照。一年四季，风雨霜雪，轮番光顾，兴味不浅。
蝶儿来这里欢舞，蝉儿来这里鸣叫，小鸟来这里玩耍，秋蛩来这里低吟。
静观宇宙之大，其财富大多包容在这座十平方的院子里。
二
院里有一棵老李，到了春四月，树上开满了青白的花朵。
碰到有风的日子，李花从迷离的碧空飘舞下来，须臾之间，满院飞雪。
邻家多花树，飞花随风飘到我的院子里，红雨霏霏，白雪纷纷，眼见满院披上花的衣衫。
仔细看有桃花，有樱花，有山茶花，有棠棣花，有李花。
三
院角上长着一棵栀子。五月黄昏，春阴不晴，白花盛开，清香阵阵。
主人沉默寡言，妻子也很少开口。这样的花生在我家，最为相宜。
老李背后有棵梧桐，绿干亭亭，绝无斜出，似乎告诉人们：“要像我一般正直。”
梧叶和水盆旁边的八角金盘，叶片宽阔，有了它，我家的雨声也多了起来。
李子熟了，每当沾满了白粉的琥珀般的玉球骨碌碌滚到地面的时候，
我就想，要是有个孩子，我拾起一个给他，那该多高兴啊！
四
蝉声凄切之后，世界进入冬季。山茶花开了，三尺高的红枫像燃着一团火。
房东留下的一株黄菊也开了。名苑之花固然娇美，然而，秋天里优雅闲寂的情趣，
却荟萃在我家的庭树上了。假若我是诗翁蜕岩，我将吟咏“独怜细菊近荆扉”，
使我惭愧的是我不能唱出“海内文章落布衣”的诗句来。
屋后有一株银杏，每逢深秋，一树金黄，朔风乍起，落叶翩翩，恰如仙女玉扇坠地。
夜半梦醒，疑为雨声；早起开门一看，一夜过后，满庭灿烂。
屋顶房檐，无处不是落叶，片片红枫相间其中。
我把黄金翠锦都铺到院子里了。
五
树叶落尽，顿生凄凉之感。
然而，日光月影渐渐增多，
仰望星空，很少遮障，令人欣喜。
另，其文章‘芦花’入选上教版七上课本
不如归
《不如归》是芦花最脍炙人口的一部小说。明治时代后期，日本开始流行家庭小说，也就是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通俗小说，即所谓大众文学。《不如归》也是家庭小说，然而和一般通俗小说不同。通俗小说大都屈从长久的传统，含有不抵抗的要素。但文学艺术的目的是要使大众前进，所以必须含有抵抗的要素。《不如归》是对日本封建主义的严重抗议，所以它不是日本当时一般的所谓大众文学，而是一部不朽的现实主义小说。
《不如归》中所描写的是封建家族制度压迫之下的一个惨剧。其中包含的问题很多：婆媳关系问题、母子关系问题、夫妇关系问题、新旧道德问题、传染病问题、义理人情问题、妇女解放问题等。芦花的时代，日本无数青年男女都身受封建家庭的压迫，怀着对上述许多问题的疑团，感受到切身的苦痛。芦花的《不如归》触动了无数青年男女的心弦，引起了他们的共鸣，激起改造社会的热 望。他的文笔优美，描写动人；而在这单纯的美与悲之外，又使读者感到兴奋，因为这作品中又富有社会性与启示性。他指出当时妇女处于听天由命状态；指出日本资产阶级的荒谬腐朽的道德。他所描写的不是偶然的个别的悲剧，而是典型的悲剧。读完了这部作品，可以分明感到上流社会的冷酷残忍、假仁假义和愚蠢顽固，正是本书中的女主角浪子惨遭天死的原因。《不如归》中的问题，不是日本独有的问题，而是尚未摆脱封建桎梏的各国人民所共有的问题。因此这部作品不但在日本销行百版以上，改编成戏剧和电影；还被译成中、英、德、波兰、俄各种文字，广泛流传于全世界，成了世界文学杰作之一。
小说的情节，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根据现实的模特儿而写作的。据《日本文学大辞典》的编者藤村作的记述：那时日本有个陆军大将叫大山岩，他有个女儿叫作信子。信子嫁给一个子爵，叫作三岛弥太郎。结婚后，信子患了肺病。那时还没有特效药，这是一种致命病，而且容易传染。三岛家就向大山家提出离婚的要求。大山家先不答应，后来由媒人把女儿说服，信子终于和丈夫离婚。回到娘家，不久就死了。一八九六年，芦花在逗子的柳屋旅馆里遇见一个妇人，是大山大将的副官福屋中尉之妻，她把信子的惨史讲给芦花听了，芦花就根据这事实而创作小说《不如归》。
芦花在《不如归》百版序言中这样追忆过：“千年之后重读的时候，不期地想起了一件事。这是形成这小说的胚胎的某黄昏的事。那是十二年前了，我借宿在相州逗子的柳屋旅馆里，有个妇人病后为了疗养，带着一个男孩子也到这温泉地方来了……所有的旅馆都客满了……我和妻子商量了一下，把我们所租的两个房间分给她一间……一个夏末的天色微阴而岑寂的傍晚，那个男孩子出去游玩了，妇人和我们夫妇两人闲谈时，偶然提起这件悲惨的事……我这是头一次听说浪子的故事。浪子患肺结核而被迫离婚，武男君悲恸欲绝，片冈中将愤怒而把女儿接回，为病女建造养病室，最后一次携浪子游京阪，葬礼上把川岛家送的鲜花当场退回——这几件是谈话中的事实。妇人辛酸沉痛地叙述，我靠在壁龛的柱上茫然若失地倾听，妻子低头无语……讲到临终的悲惨时，她说：‘据说她这样说，但愿来世不再做女人。’说到这里，呜咽不复成声，谈话就中断了。我觉得有一种东西像电流一般穿过脊髓。
“妇人不久就恢复健康，遂把那一晚的谈话作为临别礼品而回都城去了……伫立在秋气萧瑟的海滨时，一个人影恍惚间出现在眼前。怜悯至极，引起痛苦，觉得非有所表示不可了。于是在这谈话的骨骼上任意添上些筋肉，草成了一部不成熟的小说……如有不关文笔拙劣而能引起读者感动的地方，那便是逗子夏天那一晚借那妇人之口而诉说的‘浪子’自己在对读者诸君谈话，我不过是电话‘线’而已。”
下面举一个自然描写的例子来结束此文。《不如归》开头描写浪子和丈夫新婚旅行，住在伊香保干明旅馆三楼上的时候，浪子站在窗前眺望日暮的景色，看见两片浮云，芦花写道：“这两片丰柔可爱、大可盈抱的云，慢慢地离开了赤城山顶，在万里无遮的大空中像双飞的金蝶一般发出光辉，悠悠然地向足尾山方面移行。不久夕阳西沉，寒风乍起，这两片云就褪成蔷薇色，向上下分飞，在夕暮的天空中越离越远地飘浮了一会儿；下面的一片渐渐地小起来，不知不觉之间消失得形迹全无；残存的一片变成了灰色，茫茫然地在空中榜徨。”这不是单纯的风景描写，这两片云正是书中的两位主角——浪子和武男——的象征，其中的一句一字，处处暗合，处处双关。《不如归》具有那种深刻的揭发性和抗议性，又具有这样美妙的文笔，因此思想和艺术性并茂，成了日本近代文学的杰作。
人物评价
编辑《不朽的德富芦花》
德富芦花，是散发着泥土芳香的原野，是白云缱绻的天空，是长满花草的山岗，是清澈见底的小溪……在日本的大自然里，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德富芦花的身影，都能够感受到德富芦花用自己的作品创造的艺术境界。
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身心全部融入大自然之中，才能永远不朽。不朽的德富芦花，你以炽烈的赤子之情，不停地歌唱着日本四岛的自然风光，你让全世界都陶醉在你的低吟浅唱里。
富士山是日本国的象征，你把最美丽的散文献给它。你把我们带进富士的黎明。你为我们挑选了逗子海滨眺望富士的最佳角度。晨6时过后，你让我们看到，富士山正潜隐在足柄、箱根、伊豆等群山的蓝色山影里。山与海还在沉睡中。唯有一抹蔷薇色的光，低低浮在富士峰巅，然后一点一点往下挪，直至山脚。富士山就这样从熟睡中醒来了。当红霞把阴暗驱走时，“那伫立于天边的珊瑚般的富士，那桃红溢香的雪肤，整座山变得玲珑剔透了。”你以细腻的情感，一点一点地教我们欣赏富士山，直到群山褪了红妆，天由鹅黄变成淡蓝。真美呀！白雪富士，高倚晴空。
在你的笔下，富士是诗，是画，是一缕情思……
德富芦花，你热恋着日本四岛的山水草木，在你的眼里，大自然的一切无不有灵性。你去看上州的山，你说：自己每到上州，总觉得群山在向我如此低语。
你以孩子般的纯真，向世人炫耀日本大自然的一切。你带我们去看东京西部的杂木林，去看利根秋晓，去看相模滩落日，去看八汐之花，去看碓冰流水……去领略高根风雨、湘海朔风……日本岛的早晨、黄昏，春夏秋冬，这一切在你的笔下，无不五彩缤纷，神奇迷人。你熟悉日本如自己的身体，大到富士海滨，小至花草林木，你却如数家珍地娓娓向我们介绍。榛、栗、栌、樱、桔梗、瞿麦、跖草、红蓼、龙蛋、棘子……我们从你的散文里认识了日本的丰富植物资源。
德富芦花，你用自己的心灵与大自然对话。因为你对大自然的爱，才使你能感悟大自然的一切。你听到了花与月的窃窃私语，你听到了春之海的絮絮细语，你听到了森林里如怒涛狂吼的冬的声音，还有土地在满足地吟唱，远处碓冰河流穿过谷地的声响……天籁之音已经融入你的生命。70多年前，你恋恋不舍地去了，把自己融入大自然，化作泥土，化作山林，化作飘着花香的山溪，仍然不停地奔波与歌唱……
我又记起你的《相模滩落日》。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在风平浪静的黄昏观看落日，大有守侍圣哲临终之感。庄严之极，平和之至。纵然一个凡夫俗子，也会感到已将身子裹于灵火之中，肉体消融，只留下灵魂断然伫立于永恒的海滨之上……
太阳沉没了。忽然，余光上射，万箭齐发，遥望西天，一片金黄。伟人故去皆如是矣。
德富芦花以这篇绚丽的文字，为自己的辞世留下了一个永恒的写照。
不朽的德富芦花！
Kenjirō Tokutomi (徳富 健次郎, Tokutomi Kenjirō) (December 8, 1868 – September 18, 1927) was a Japanese writer and philosopher. He wrote novels under the pseudonym of Roka Tokutomi (徳冨 蘆花, Tokutomi Roka), and his best-known work was his 1899 novel The Cuckoo.
Biography
Tokutomi was born on December 8, 1868 in Minamata, Japan to a samurai family. He was the younger brother of journalist and historian Tokutomi Sohō. He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in 1885, and moved to Imabari, Ehime, where he lived with Shiro Sokabe and was a student of Tokio Yokoi. This is also where he received the nickname "Roka". He later attended Doshisha University.
He wrote for newspapers owned by his brother, Sohō, until his novel The Cuckoo, was published and became successful enough that Tokutomi could make a living as a writer on his own. It was translated 15 times between 1904 and 1918, and is one of the first Japanese works to be widely translated and distributed internationally.
After meeting Leo Tolstoy, Tokutomi became inspired to move to the countryside. Their correspondence is on display in the small museum located in the Roka Kōshun-en Park, along with belongings.
From February 27, 1907 until his death, he lived in a house in Musashino (Setagaya, Tokyo, Japan). After his wife's death the property was donated to the City of Tokyo to be used as a park. It was named Roka Kōshun-en in his honor.
Tokutomi died on September 18, 1927, in Ikaho, Gunma, one day after reconciling with Sohō.
Selected bibliography
- Tokutomi, Kenjiro (1899). Hototogisu 不如帰 [The Cuckoo or Namiko].
- Tokutomi, Roka (1913). Mimizu no tawagoto みみずのたはこと [Ramblings of an earthworm].
- Tokutomi, Kenjiro (1920). Shizen to Jinsei 自然と人生 [Nature and man]. Tokyo: Kogakuk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