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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焘是唐朝宗室曹王的后代。绍兴八年（1138）李焘考中进士，任华阳主簿，调任雅州推官。李焘博览群书，特别熟悉宋朝的典章制度。后任荣州知州，又改任潼川府路转运制官，在任期间，秉公办事，弹劾不法官员四人。乾道三年（1167年），任兵部员外郎兼礼部郎中。十年（1174）七月，久旱不雨，李焘上疏要求皇帝避正殿，减御膳，征求百官意见，孝宗皇帝很快采纳实行。淳熙十一年（1184）春天，李焘上书要求致仕，皇帝没有答应，数次派人看望病情，病愈后，任敷文阁学士，并以比致仕。诏命颁下时，李焘十分欣喜地说：“大事了结了。”口授遗表给皇帝说：“臣年已七十，死不为夭，所恨报国缺然。愿陛下径远以艺祖（赵匡胤）为师，用心以昭陵为则。”卒年七十岁。
李焘性格刚强，特立独行。早年时，正是秦桧当政的时候，秦桧死后，李焘才被朝廷了解。在朝廷议论国政，慷慨激昂。南宋名臣张拭曾说：“李仁甫如霜松雪柏。”李焘一生自奉甚俭，不事铺张，没有嗜好，也没有姬妾，也没什么家产。
李焘的著述很多，有《易学》五卷，《春秋学》十卷，《五经传授》、《尚书百篇图》、《大传杂说》、《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议》三十卷，《四朝史稿》五十卷，《通论》十卷，《南北攻守录》三十卷，《七十二候图》，《陶潜新传》并《诗谱》各三卷，《历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谱》、《江左方镇年表》、《晋司马氏本支》、《齐梁本支》、《王谢世表》、《王代将帅年表》合为四十一卷。
“平生生死文学间，《长编》一书用力四十年”这是南宋时期理学名臣张■对李焘一生学术成果的高度准确的概括。李焘一生著述丰富，但留传至今的代表作是长达五百二十卷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为了撰写了这部巨著，李焘“网罗收拾四十年”，“精力几尽此书。”
《续资治通鉴长编》从宋太祖建隆元年开始至宋钦宗靖康元年止，记载了北宋王朝长达一百六十八年的历史。这部史著的规模很大，淳熙十年（1183年）任遂宁知府的李焘曾上书皇帝，“臣累次进所谓《续资治通鉴长编》，今重别写进，共九百八十卷计六百册。其修换事总为目一十卷。又缘一百六十八年之事，分散为九百八十卷之间，文学繁多，本末颇难立见，略存梗概，庶易捡寻，今创为建隆至靖康《举要》六十八卷，并卷《总目》五卷。已上四种，通计一千六十三卷，六百八十七册。”
李焘编著《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目的是写一部信史，留给后人。他在隆元元年（1163年）第一次进书状中有着十分清楚的说明，“臣尝尽力史学，于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学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吏，纷错难言，……臣辄发愤讨论，使众说咸会于一。”
《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编撰时间很长，他在任华阳县主簿时，即有心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并开始准备材料。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前后，李焘在北宋司马光《百官公卿表》的基础上，扩充增补，撰成一百一十二卷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把自建隆至宣和年间的百官治革，公卿任免，按年列表，为撰写《续资治通鉴长编》作了初步的准备工作。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李焘第一次奏进十七卷《续资治通鉴长编》内容是太祖朝～太宗开宝十七年的史事。乾道三年（1167年），李焘至南宋朝廷任兵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负责修撰神宗至钦宗四朝国宋及徽宗实录，这一时期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修撰工作大大的加快了。第二年，李焘又奏进太祖至英宗五朝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共一百零八卷。淳熙元年（1174年），李焘第三资进书，是神宗至钦宗四朝。淳熙十年，最后一次进书，终于完成了这部卷帙浩繁的史学巨著。
李焘对北宋的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十分推崇，不仅史学的观点接近，而且政治上的观点也十分接受。他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目的之一就是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衔接。在时间上，《续资治通鉴长编》止于五代末年，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则始于北宋初年，正好前后相接。而《续资治通鉴长编》这个书名更是表达了李焘对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的推崇和尊重。这部书原来定名《资治通鉴》，后来李焘认为自己的这部书不能和《资治通鉴》相比，而司马光在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时候又由助手刘恕等人先修丛目，再修长编，是后由司马光本人删节而成，所以李焘就把自己准备编撰的这部书定名《续资治通鉴长编》。
《续资治通鉴长编》有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是他在撰写这部书时，始经不渝地坚持司马光编《续资治通鉴》的原则，就是“宁失于繁，勿失于略。”《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取材十分丰富，除宋代的实录、国史外，还大量采用经、史、子、集，笔记小说，家乘志状。南宋人陈傅良曾表彰说：“本朝国书，有日历，有实录，有正史，有会要，有敕令，有御集，又有百司专行指挥、典故之类，三朝以上又有宝训；而百家小说、私史与大夫行状志铭之类，不可胜纪。自李焘作《续通鉴》（即指《续资治通鉴长编》）起建隆、尽靖康二年，而一代元书萃年于此，可谓备矣。“清人谭钟麟也认为此书“上据国典，下采私记，参考异同，折衷一是，使北宋一代事实粲然明备，实为《通鉴》后不可不读之书。”正是由于李焘坚持了这个原则，才为后人保留了大量的宋代史料。
《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李焘继承和发展了“考异”的优良传统。司马光在著《资治通鉴》时，著有《通鉴考异》，在书中排列不同材料，说明自己取舍的原因。《续资治通鉴长编》也采用了这一考异的方法，“若旧本有误处，及有合添处，即当明著其误削去，气添处仍具述所据何书，考按无违，乃听修换，仍录出为考异；不然则从旧，更勿增改。”《续资治通鉴长编》注文多达一万二千余条，七十多万字。清人黄廷鉴以此评价很高，认为“其中分注考民划详引他书，而于神、哲之代尤多。
如《宋会要》、《政要》、历朝《实录》、《时政记》，王禹■《建隆遗事》、蔡襄《直笔》、王拱辰《别录》、司马温公《日记》，王荆公《日记》、刘挚《日记》、吕大防《政目》、吕公著《掌记》、曾布《日录》、林希《野史》、五岩叟《朝论》、欧靖《圣宋掇遗》、邵氏《辨证》诸书，及诸家传碑铭，皆无一存者。即幸有传书，如《东斋记事》、《涑水记闻》、《东轩笔录》、《湘山野录》、《玉壶清话》，《邵氏闻见录》、《笔谈》、《挥尘录》之类，往往传写讹脱，亦足据以是正。则此编非特足以考定宋、辽二史之阙讹，而有宋一代杂史、小说家不存之书，亦可赖以传其一、二，诚温公《通鉴》后不可不读之书也。”
李焘虽然在政治见解和史学观点上和司马光很接近，但对司马光的《涑水记闻》、《日记》等并不是照单全收，而是有所取舍、有所保留，特别是反映司马光政见且为神宗粉饰的《神宗实录》更是如此。相反，李焘对于王安石也能公正对待。虽然李焘“耻读王氏（安石）书”，反对王安石的政治主张，但在《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正文和注文中也能不认私论害公议，公正、客观地评价王安石变法期间的一些措施、事件和人物。例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四熙宁三年八月癸末对仓法的记述就体现了李焘的态度：“……曾布云，熙宁三年九月二十五河仓条贯。按此乃是八月二十七日立仓法，旧纪书癸末诏诸仓给受概量者，临时多寡，并缘为奸，刻军食十当三四，其增诸仓役人禄，立勾取重法，由是岁减运粮卒，坐法者五百余人，奸盗以故得不纵，后推及内外吏，吏始重仍法。新纪削去，削去其谀辞可也，如立仓法安可不书。”
后人对《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评价颇不一段。清人朱彝尊认为：“宋儒史学以文简为第一，盖自司马君实、欧阳永叔书成，犹有非之者，独文简（李焘）免于讥驳。”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续资治通鉴长编提要》则认为为此书“虽采摭浩博，或不免虚实并存，疑信未见，未必一一皆衷于至当。不但太宗斧声烛影之事于《湘山野录》考据未明，遂为千古之疑窦，即如景二年三日赐镇东军节推毛洵家帛米一事，核以余靖所撰墓铭，殊不相符。为曾敏行《独醒杂志》所纠者，亦往往有之。”尽管如此，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仍认为它“广搜博录以待后之作者，其淹贯详赡，固读史者考证之林也。”
《续资治通鉴长编》因为篇幅太大，故成书时就没有全刻，而只是由秘书省按《续资治通鉴》的规格抄写了一部藏于皇家秘室。清乾隆年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从明朝《永乐大典》里录出《续资治通鉴长编》入《四库全书》，但《四库全书》录入的不是全本，缺徽，钦两朝事迹等。嘉庆二十四年（1819）张金吾用活字排印爱日精庐本。光绪七年（1881年）浙江巡抚谭钟麟命黄以周等以《四库全书》本《续资治通鉴长编》校爱日精庐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印成浙江书局本。中华书局出有由上海师范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共同整理的标点本《续资治通鉴长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