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籍贯： | 南京 | ||
阅读茅于轼在百家争鸣的作品!!! | |||
茅于轼1958年，茅于轼被划为右派，下放至山东农村劳动。在随后的全国性的大饥荒中，他饱尝过饥饿的滋味，甚至有过以蚂蚱为食的奇特经历。“文革”中，他再次受到冲击，被抄家、批斗甚至殴打，最后发配至山西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才获平反。喜爱太极拳的茅于轼对这 12年的风雨看得很开——“辩证地看，12年失去了干事业的机会，但也获得了对我国农村的深刻认识和对农民的深厚感情。”12年劳动实践和潜心研究后，他于1979年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1981年，他参加了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在北京的计量经济学研讨班，正式接触到现代经济学，并大量阅读西方经济著作，不断完善自己的构想。1985年，他写出《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这部被称为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著述奠定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
“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愿望，就是使得我们国家富起来。后来我发现，国家更需要经济学，于是开始转向”。20世纪80年代初，茅于轼申请调入社科院数量技术经济所，但遭到拒绝，因为他不是学经济出身的。1985年，他终于被调到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主攻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他认为，在社科院美国所的10年是自己进步很大的10年。
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脚步的加快与深入，茅于轼有感于国人在经济常识方面的匮乏，开始写起了散文、随笔，向大众普及经济学知识。1986年，他作为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学者，在哈佛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他不断用经济学家的眼光观察和思考，这些思考的一部分结果，体现在他1993年出版的《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这本书旨在引导读者自我思考，体会出自己能掌握的经济学来，一时洛阳纸贵，声名远播。之后，《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等相继出版，一发而不可收。
1993 年，茅于轼从社科院退休，与其他4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天则”语出《诗经》“天生民，有物有则”，取意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规则”。天则所定期举行学术讨论会，请国内外有创见的专家学者讲演，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和批评，畅所欲言。如今，天则所旗下不仅聚集了张曙光、盛洪、樊纲、汪丁丁等一批实力派经济学家，而且“已经走出了一条民间开展学术研究的道路”。
茅于轼 - 曾任职务
茅于轼茅于轼
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工作组中方专家
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能源组国际顾问组成员
LEAD国际培训项目中国国家理事会成员
China Economic Review顾问编辑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务。
中旭商学院（中旭文化网）高级讲师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1987年-1994年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组顾问。
1989年China Economic Review 杂志, 顾问编辑。
1990年《科技导报》编委。
1987年《改革与战略》杂志(广西)顾问。
1990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访问高级讲师。
1990年： 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
199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顾问。
茅于轼 - 主要著作
（1）《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当前社会问题随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
茅于轼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
（2）《财富是如何创造的》郑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01月
（3）《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观察》上海三联书店， 1993年
（4）《美国人口的分布和流动及地区经济发展》发表于《美国研究》1988年第一期。（获中国社科院优秀论文奖）
（5）《环境收费制及价格系统：中国的经验》发表在《环境收费制国际经验交流会论文集》1993年在英国出版(英文)
（6）《中国的交通业及其能耗》(英文)，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7）《经济改革对能源业的影响》(英文)，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8）《温室效应的经济后果》《科技导报》，1989年第二期
（9）《伦理学·环境·经济学》(英文)，1993年在意大利《Bioethics》出版
（10）《中美的环境问题及其国际合作》《美国研究》，1991年第三期。
（11）《环境伦理的演进：中国人的看法》(英文)，《第二次国际伦理与环境政策讨论会论文集》
（12）在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组上的一系列演讲，包括：“煤与天然气”； “将中国煤炭技术引进非洲”；“环境审计简介”；“能源单位及其相互转换”； “发展型煤政策的逻辑构思”；“煤炭市场的供需特点”；“能源政策与气候变暖”(英文）
（13）《中国的能源政策及其国际背景》《经济研究参考资料》， 1987年174期
（14）《中国发展再生能源的社会经济条件》(英文)，第六届国际能源会议论文，1993年
（15）《环境经济学中的三个基本问题》《经济研究》，1982年8月
（16）《中国能源政策研究报告》1983年
茅于轼 - 名人语录
茅于轼接受专访
1.经济学是一门伟大的科学，它能够帮助我们合理利用资源，使用一定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靠经济学的指导，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富有。经济学发展的二百多年中，社会财富成百倍地增加，教育得以普及，寿命得以延长，人类真正走进了不愁匮乏的时代。大家都认为经济学造福于人类，功莫大焉。
2.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自由派，你主张计划经济，那么你根本就不懂经济学。真正懂得经济的，都是赞成自由的。
3.过去我们把富人打倒了，全世界都是穷人造富人的反，可是把富人打倒了，一小部分穷人变成了富人，世界上还是分穷人和富人，然后历史重新再来一遍。但是我们过去是造富人的反，全部人都变成穷人。
4. 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贫富差距的扩大。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建立保护财富的体系，保护穷人和富人的财产。穷人的财产虽少，但对之性命攸关；而保护富人的财产，就是鼓励穷人争取成为富人。如果富人的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那就没有人敢做富人了；只有富人队伍扩大了，社会才更稳定。
5.要补助，就只能补助穷人，而不要补助全社会。现在的政策好多都是这样的，富人搭了穷人的便车，穷人的声音很响亮，很有力，富人说，我也赞成，但是最后谁得到的好处最多？是富人
6.为什么孟加拉可以，中国却干不成？现在小额贷款不允许吸收存款，这肯定要改，我是看准了。宪法都改了几回了，法律为什么不能改？我相信不是我错了，是法律错了
7.读书让精神丰厚，让心灵充盈，让思想纵横捭阖。不囿于一门学术，穿越壁垒，拓展视野，终成大家。
茅于轼 - 个人主张
茅于轼茅于轼
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从个人动机来说是高尚的，但在普遍意义上看，提倡这种行为并不能达到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目的。“私”是人类本性，也是市场机制运行的基础。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前景并不暗淡，重要的是肯定私利，反对特权，保护个人财产，使私心从破坏力变成创造力。
政治改革
政府和民众的关系要有一种新的调整和定位。从制度框架看，市场经济是基于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之上的社会形态，它要求每个人在社会中有同等的权利和地位，民主政治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从资源配置和经济改革效率的层面，政府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民众的义务是依法纳税，两者之间必须建立一个开放、竞争的公共物品市场，才能实现资源配置最优的一般均衡。
政治改革不应当是个敏感话题，如此，不利于改革深入和全民参与，公民应当可以用客观、和平、建设性的论调，对“一切敏感问题”发表看法。当政治改革遇到挫折的时候，一方面政府要保持灵活务实的态度，要承认人权、清除特权；另一方面，民众要依法捍卫自己的权利，严肃地承担自己的法律和道德义务。
快乐学
追求快乐是人生的最高准则，财富不是。快乐是衡量个人生活和整个社会环境好坏的惟一和无上准则。助人不要给人带来负担，争取自己的快乐的同时给别人快乐，要增加快乐的总量，要不折不扣地进行帕累托改进，即确实没有任何一个人不快乐，而至少有一个人更快乐。
一个社会要有宽容精神，也要有批评，从善意出发的批评就是二者的结合。“以直报怨”是化解一切矛盾应有的态度。以直报怨包含两重意思，一是要直率地指出对方的错误，用适当的制裁对待破坏规则的人；二是要让他有改悔的机会，惩罚中有爱心。
茅于轼 - 炮轰耕地红线
根据2008年12月25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日前在其主持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上指出：一、现代中国，基本上不会发生粮食安全问题；二、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没有必然关系；三、18亿亩耕地红线没有必要。
茅于轼在会上指出，中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曾经发生严重的饥荒，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于五十年前，国内国外的条件和环境全都变了。国内已经解决了粮食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国外有足够的粮食生产和全球化的市场。发生饥荒的可能性即使不等于零，也是微乎其微的。“可是我们的粮食政策还立足于饥荒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假定上。”
茅于轼称，特别值得担心的是把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面积联系起来，要求确保18亿亩耕地不许突破。我国改革以后的三十年人口增加了45%，粮食产量增加了60%，而耕地是减少的。可见耕地和粮食产量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茅于轼指出，目前保护耕地面积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房地产的价格大幅度上升。价格上升并不是钢筋混凝土贵，也不是劳动力的工资高，而是土地供给有限。另外一个长远的后果就是延缓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几亿人口要进城不可能不占用农地。
针对“是不是中国已经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也不存在耕地保护问题”的疑问，茅于轼认为，在市场经济的自由交易、要素替代的机制下，在国家粮食库存和外汇收入充足的情况下，基本不会发生所谓的粮食安全问题。在现代中国，粮食不安全或大饥荒的事例只发生在经济不自由的计划经济时期。无视耕地作为一种农业要素具有可替代性，并将它与粮食产量——乃至粮食安全绝对地“捆绑”起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是缺乏根据的。政府划定的耕地红线注定是要被突破的，而且原有的21亿亩红线已然被破，这条红线束缚的只是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
茅于轼 - 人物评价
茅于轼张五常与茅于轼
茅于轼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已故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的侄儿。在中国，一提起经济学随笔，人们自然就会想到茅于轼，他是较早以随笔的形式来阐述深奥的经济学道理的。1994年，茅先生的一部《生活中的经济学》，通过对美国市场的考察，阐述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该书一版再版，几乎成了经济学随笔的代名词。随后他又推出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等著作，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一直笔耕不止，又出版了《我所认识的经济学》、《经济白话》、《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等著作，这些著作大多以经济随笔、演讲录的形式，对农业、入世、自由、道德等一些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探讨，他的许多观点非常引人注目，他的文风恰如一句古诗：“润物细无声”。
茅于轼的特点是把经济学更加平民化，纠正社会上一些人对经济学的错误认识。在研究学问上，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不仅要掌握教科书中的定理，还要找到可以说服自己的生活例证。
茅于轼 - 反方观点
茅于轼是近年来争议极大的经济学家，1993年，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是茅于轼人生的分水岭。这是一家民间经济研究所，在美国人眼里，只要是民间的，就会是公允的；只要是民间的，政治就是正确的。美国福特基金会带有偏见地看中了茅于轼和他的研究所，开始资助他的研究项目，这个信号传递给某些“经济学家们”，这些“经济学家”第一反应就是，既然是福特基金资助，那一定“经济成了家”。于是，一改以前对茅于轼冷漠的态度，接纳了他。茅于轼成“家”而暴得大名，是一个从民间到“主流”的逆向过程。
茅于轼没在有影响的经济学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就硬指标而言，茅于轼不合格。茅于轼缺席了中国最初每一次的重大经济变革，而他极力鼓吹的“教育产业化”、“高校学费涨价”，实践证明，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在实际操作中，茅于轼也就不合格。唯一能说明茅于轼“经济学家”身份的，是1985年出版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然而，同样内容的书，早在1939年就已经在前苏联面世，作者康托洛维奇凭此书获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时间都早于茅于轼成书时间十四年之久。这不能叫学术成果，倒与学术腐败、抄袭论文是一般面目。而《谁妨碍了我们致富》这类畅销书，只是经济学爱好者的作文，尽管不乏阅读趣味，但与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关系不大。
天则经济研究所和传知行经济研究所得到资助“就包括福特、CATO Institute、企业基金会(AEI)、遗产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亚当斯密社 Adam Smith Institute、开放基金会（索罗斯的那个）、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直接或间接），大部分都是右翼社团或者特殊使命社团”。他们也许不会有明确的指令，但一定会通过有选择的交流和有目的的探讨来推销对他们有利的理论。至少他们要对得起基金会的股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