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 | 徐嗣兴 | ||
| 籍贯： | 江苏省南京市北明瓦廊 | ||
阅读路翎在小说之家的作品!!! | |||
路翎于1923年1月23日出生在江苏省南京市北明瓦廊，后来长期居住在该市的红庙四号。路翎不满五岁，即进南京莲花桥小学附属的幼儿园高级班。半年后，转小学部，开始爱好文学。1935年，入江苏省立江宁中学，常读具有进步倾向的《文学》杂志和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
1937年冬，路翎随家入川。继父在经济部矿冶研究所当会计，他就读于国立四川中学。1939年初，他为谋职业，进入了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宣传队。次年五月，结识了胡风，在“七月”流派的文学前辈的鼓励和提携下，他的艺术创作力有若嘉陵江的激流，汹涌澎湃，一泻千里。
1940年，路翎由继父介绍，到国民党政府经济部设在重庆北碚区的矿冶研究所会计室当办事员，干一些记帐、填表格的杂务。每天晚上，他在昏暗的灯光下伏案疾书，写出了一篇又一篇反映矿工的悲惨生活和自发斗争的小说。这些小说在《七月》等刊物上发表的时候，给人留下了那么深刻的印象，以至一些评论文章和文学史把他误传为“学生出身，当过矿工”的青年作家。
1942年，是路翎开始进入创作高潮的时期。4月，他写成了著名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为胡风编入“七月新丛”。《饥饿的郭素娥》的问世，使路翎成为一个才华横溢的多产的青年作家而驰名文坛。他开始重写现代文学中最长的长篇小说之一《财主底儿女们》。
“七月”流派把这部巨著视为本流派在创作上的巨大收获，胡风在该书序言上作了高度的主任，认为“《财主底的儿女们》底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甚至有人认为，这部作品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感情和意志的百科全书”。到了抗战后期，他的小说在《希望》杂志上已经是连翩而至，常有一期多篇的情形。这表明，路翎作为“七月”流派小说方面的台柱的地位，已经完全确立。1945年5月，《希望》出版第二期，列出“有‘希望’的人们”专栏，收录了路翎的《感情教育》、《可怜的父亲》、《秋夜》、《瞎子》、《王老太婆和她底小猪》、《新奇的娱乐》等六篇小说，另载一篇署用笔名“冰菱”的评论。《希望》时期的路翎，在艺术的成熟和精致程度上比《七月》时期略胜一筹。
1947年春，重新回到经济部燃料管理处南京办事处当办事员。抗战胜利以后，路翎对农村和农民题材的创作兴趣显然增浓。他在这方面贡献了一部长篇、两部中篇和十业个短篇。路翎正式走上戏剧创作的道路，始于1947年。在胡风、石羽、路曦等人的建议下，他在1947年4月至7月，写出了四幕悲剧《云雀》。1949年4月，南京解放。他出任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组长。1949年7月，路翎参加第一届文代会，为“文协”会员。
五十年代初期，路翎有两三年是以剧本创作为主的。1950年初，他调到北京，任青年艺术剧院（廖承志为院长）创作组副组长。1952年初，又调到中国戏剧家协会剧本创作室，为创作员。就座说，路翎是我国解放初期一个相当活跃、充满热情而又富有探索精神的青年剧作家。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路翎归国。9月，第二届文代会在京召开，路翎被选为作协理事。从1954年5月起，全国几大报刊载文批判路翎描写志愿军生活的几篇小说，调子逐渐升级。11月10日，他不满于一些批评家“以政治结论和政治判决来代替创作上的讨论”，写出三万余言的反批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这篇文章在《文艺报》上刚刚边载完，1955年6月，他便被当作“胡风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受到抄家和逮捕，从此销声文坛二十余年，并患了精神分裂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风集团安”得到平反。路翎获得新生，成为剧协会员、作协会员。一株繁茂十余年、凋萎二十余年的艺术之树，重新反青吐翠，在新时代的灿烂阳光之下。
路翎作品
《要塞退出之后》写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江南前敌要塞在撤退中，军事长官张皇失措，溃不成阵。年轻的沈三宝在战争初期也是非常怯懦，但在与敌人遭遇时反而激发了战斗的意志，两次打死日本骑兵，又枪杀了有汉奸嫌疑的金主任，但最后他却被本连执行军纪的人无罪诛杀。这篇作品自然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结实和力度，但是它在略嫌浮躁紊乱的描写中，已经初步透露出路翎善于刻画动荡环境中人物起伏不定的内心世界的艺术才华。
这篇小说使路翎结识了胡风。胡风曾回忆他和路翎见面时的情景。“约来见面以后，简直有点吃惊：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青年，很腼腆地站在我的面前。”“他年轻、纯朴、对生活极敏感，能深入地理解生活中的人物，所以谈起来很生动。这是一个有着文学天赋的难得的青年，如果多读一些好书，接受好的教育，是能够成为一个大作家的。”
《饥饿的郭素娥》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一个美丽而强悍的妇女郭素娥的悲剧命运。郭素娥因逃荒遇匪被一个衰老的鸦片鬼收容为妻，她在矿区摆香烟摊位，她渴求幸福，疯狂地爱上了凶猛、冷酷的机器工人张振山。张振山是一个乖戾的流浪汉，对恶浊的社会投以恶毒的藐视和严冷的憎恨，他与郭素娥的爱也是毒辣的，声称不能“被一个女人缠在裤带上”，又严防拘谨、怯懦的农民式工人魏海清染指于她。他对郭素娥说：“像我这样的男人是一个不顶简单的东西，我从里面坏起，从小就坏起，现在不能变好，以后怕当然也不能。”致使郭素娥在阴沉的鸦片鬼家中，绝望地叫出：“有哪一个能救出一个我这样的女人呀！”矿区的上层社会也把她视为堕落的女人，最后当她反抗被贩卖，要求主宰自己的命运时，被丈夫伙同流氓迫害而死。张振山则远走高飞，魏海清与流氓恶斗，并在酒馆和新年舞龙赛会上，发泄着满腔的屈辱和悲伤。
这是一部充满心理性格之力度的作品，它通过一个受着肉体的饥饿和精神的饥饿的煎熬，而又始终固执、并且绝望地追求生命价值的女人，牵连着一个流浪汉型的工人和一个农民型的工人，在他们的性格碰撞中，几乎不知节制地迸射出所谓原始强力的生命火花。在强度性格碰撞中，作家以主观的热情突入人物心灵搏斗之间，完成了一个既是性格的和心灵的，又是社会和命运的，浓重得令人窒息的悲剧，从而控诉了那个“把人烧死，奸死、打死、卖掉”的野蛮社会。
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意图，路翎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明：“我企图‘浪漫’地寻求的，是人民底原始的强力，个性底积极解放。但我也许迷惑于强悍，蒙住了古国底根本的一面，像在鲁迅先生的作品里所显现的。”胡风对这篇小说非常欣赏，他说：“在路翎君这里，新文学里面原已存在了的某些人物得到了不同的面貌，而现实人生早已向新文学要求分配座位的另一些人物，终于带着活的意欲登场了，向时代的步调前进，路翎君替新文学的主题开拓了疆土。”
批评家邵荃麟，为一个二十岁的作家能写出如此有力的作品而惊诧，他这样称赞这篇小说：“艺术上的现实主义并不仅仅是对于客观现象的描写和分析，或者单纯地用科学方法去剖析和指示社会的现实发展，而必须从社会的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底内心的矛盾和灵魂的搏斗过程中间，去发掘和展露社会的矛盾和具体的关系，而从这种具体的社会环境来确证这真实人物的存在，并且因为这样，这些人物的一切必须融合在作家的自身底感觉和思想感情里，才能赋予他们以真实的生命，那末我以为路翎的这本《饥饿的郭素娥》，可以说是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可以说在中国的新现实主义文学中已经放出一道鲜明的光彩。当我初读了几章过后，非常吃惊。路翎的名字在读者中间还是比较陌生的。我所知道的，他是一个二十几岁，连中学都不曾读完的青年，但是这本书里却充满着一种那么强烈的生命力！一种人类灵魂里的呼声，这种呼声似乎是深沉而微弱的，然而却叫出了多世纪来在旧传统磨难下底中国人的痛苦、苦闷与原始的反抗，而且也暗示了新的觉醒的最初过程。
从踏足文坛起，路翎就开始断断续续创作《财主底儿女们》。写完后交给了胡风。但是稿子在战争中丢失。路翎并不气馁，而是以惊人的毅力重写。1945年7月，当重新写成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即将出版时，胡风极其庄严地宣布：“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
上半部写苏州巨富蒋捷三家族的崩溃。这个封建大家庭出了叛逆子弟蒋少祖、蒋纯祖，而出身于大讼师之家的长媳金素痕，阴险毒辣地掠走了蒋家的财富，一面与蒋家兴讼，一面过着淫荡的生活。以至气死蒋捷三，逼疯蒋蔚祖。小说的下半部，写这个大家庭释放出来的精灵，写蒋家儿女们在抗战期间聚散无常的生活道路和心灵轨迹。主要描写蒋纯祖逃离危城南京，沿长江漂泊到重庆和四川农村所经历的四处碰壁、鲜血淋漓的心灵搏斗历程。他很像蒋少祖，但他又超越了蒋少祖，当蒋少祖追逐权力，当了参议员，在旧诗和宋明版本中寻找灵魂的静穆的时候，他却宣称青春是壮阔的，苦闷才能爆发革命与艺术，始终不苟同于污浊的流俗和僵硬的教条，而企图“在自己内心里找到一条雄壮的出路”。他在五四过后近二十年，重提五四时代的历史命题，强调“我们中国也许到了现在，更需要个性解放吧，但是压死了，压死了！一直到现在，在中国没有人底觉醒，至少我是找不到。”在武汉到重庆的演剧队中，他以这种苦闷的个性，与小集团的左倾教条主义进行暴躁的争辩。在四川穷乡僻壤的小说，他又以这种孤傲的个性，向宗法制农村的冷酷和愚昧挑战。蒋纯祖始终处在“独战多数”和“困兽犹斗”的激昂而狼狈的处境之中，最终病死。
《罗大斗底一生》写了一个奴才的性格史。罗大斗是一个由破落子弟堕落而成的游民。他的最高理想是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一个站在街头欺凌他人的男子。但是这个社会也存在着一条以强凌弱的法则。使这个破落子弟三番五次地在社会的污泥和心灵的污泥中打滚。他偷了穷苦邻居的剪刀，对方赶来追查时，他却颤抖着不敢堂堂正正地承认，事后对着枯树挥起剪刀，大耍光棍的威风。他行窃遭打，逃入荒山，却在除夕僻静的街头上，用石头打死向他讨钱的冻馁的乞丐。这是一个向强者屈膝、又向弱者耍横，被黑暗吞没、自己又制造黑暗的堕落了阿Q，一个乡村下流社会无可救药的渣滓。最后，他被财主捆去当壮丁，撞死在瓦砾场的石头上。小说的题记，引用了拜仑的诗句：“他是一个卑劣的奴才，鞭挞他呀，请你鞭挞他！”这篇小说相当典型地展示了中国农民的“精神奴役的创伤”。
《王炳全底道路》则表现了一个农民的心灵搏斗。农民王炳全被小财主的姑父张绍庭用作儿子的替身当了兵，他染病被弃，在远方的城市当了五年工人，终于回到了家乡草鞋场，但是，故家已经是土屋倒塌，荒草塞门，张绍庭则侵吞了他的田地。又在他的小女儿死后，做主把他的妻子左德珍改嫁给忠厚的佃农吴仁贵。王炳全像一头包怒的野兽，去找张绍庭算帐，但是看见张绍庭已经变成一个孤单、病弱的老人，到底还是伸不出手去扼他的咽喉。他向张绍庭讨回一些田地费，到酒馆买醉，然后揣着尖刀去找吴仁贵。但是他看见左德珍和吴仁贵亲亲热热地牵着牛回来，他绝望地感到，这个女人已经属于另一种生活了。他沉溺于赌窟酒馆，以粗野的哄笑，放肆地嘲弄着自己秘密的痛苦，他酩酊大醉，打了这个老人一拳，致使这个老人中风而死，他给镇长递了五万元的包袱，被关押三天就释放了。他在草鞋场无法立足，听到左德珍在吴家快乐的唤猪声，不愿扰乱他们宁静的生活，毅然离乡，重新踏上了流浪的旅途。
王炳全在失去了诸如土地、家庭、妻子这些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后，在重重灾难的堆积下舔着自己鲜血淋漓的精神创口。经过痛苦的心灵搏斗，终于艰难地突破了精神奴役的重围。路翎以高强度的心理解剖艺术，使王炳全在一己的恩仇中，孤独地挣扎着，奔突着，情绪沿着悲愤、绝望、沉沦、报复、悔恨的高频率曲线颤抖着，终于扣开了一个农民的较为宽广的心胸，看取“世界上总有我的路”，从而把宁静的团圆留给邻人、不是“简单地一直向前”，而是负着残缺的痛苦去开拓新的生命形式。
艺术风格
路翎笔下的人物都带有一种强烈的浮雕感，线条粗犷、动作僵硬，缺乏现实人物的纤巧、灵敏与情味。每个人在生存的苦难中都表现出“拉奥孔”式的痛苦、绝望与疯狂。
路翎的作品大都是悲剧性的，但是作品中又透出一种乐观的力量，即使在最阴暗的情境中，也腾跃着一种征服的激情与豪迈。他的主人公大多是现实人生中的失败者，但面对现实人生的绝望，他们又无一不是为“理想”而战的斗士，他们“也许是负担了在别人看来是失败的结果，可是战斗即胜利”.这种“西西弗”式的反抗精神在他们身上以各种形态体现出来，表达了路翎反抗绝望的姿态。
路翎把一切诗的、散文的技法嵌入小说，句子成分也在中西语法的边缘无节制地膨胀。路翎的语言有些冗长与繁琐，我们在这里看出作者写作时心境的沉重。路翎的小说不是那种以飘然的态度写出来的东西。路翎的语言还有一种焦灼感与芜杂感。在路翎的小说中，个体生命的争斗不仅停留在外在的行动中，同时灵魂的深处亦有血淋淋的谋杀与吞噬。整部作品就如一座巨大的舞台，充斥其间的是紧张的激情与冲突。冲突蕴藏在每一个瞬间。由冲突而危机进而情感迸发，这一切都发生在极短的时间内，人物行为大起大落，情绪跌宕起伏，造成人物关系和场面的极度紧张。路翎特别擅长描写人物的瞬间心理和瞬间心理的变化，追求人物心理变化的幅度、速度和强度。比如在《燃烧的荒地》中，郭子龙先是公开宣称要向地主吴顺广复仇，但过不了多久，他居然又成了吴顺广的帮凶。有一次他到寺庙里，非常虔诚地想当和尚，但忽然又转到恶意的嘲弄和尚。这种心理的巨大转折被路翎写得丝丝入扣。
李健吾这样形容路翎的风格：“路翎先生让我感到他有一股冲劲儿，长江大河，漩着白浪，可也带着泥沙……他有一股拙劲儿，但是，拙不妨害冲，有时候这两股力量合成一个，形成一个高大气势，在我们的心头盘桓。”
评价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崛起的作家中，路翎是非常突出的一个。批评家唐湜这样称赞路翎：“路翎无疑的是目前最有才能的，想象力最丰富而又全心充满着火焰似的热情的小说家之一。虽然他的热情像是到处喷射着的，还不够凝练。但也正因为有这一点生涩与未成熟，他的前途也就更不可限量。”
路翎是“七月派”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善于表现人物性格的矛盾和复杂丰富的心灵世界，以严峻的现实主义笔触展现了中国广阔的社会历史生活图景，反映战乱岁月中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和自发反抗的精神，具有强烈的主观色调和犷悍、悲壮的艺术风貌。
胡风曾说：“别人都说路翎的文艺创作，受我的文艺理论的影响，岂不知我的文艺理论，正有不少地方受路翎文艺创作的影响呢，正是从他的创作中，形成了我的一些理论观点。”到底是胡风的理论启发了路翎的创作，还是路翎的创作启发了胡风的理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是我们可以说，路翎的小说创作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的创伤”的理论是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