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 | 魏蓁一 | ||
| 籍贯： | 北京 | ||
阅读韦君宜在小说之家的作品!!! | |||
韦君宜 - 在"南开女中"成长
韦君宜原名魏蓁一，1917年农历10月26日出生于北京，为家中长女。祖籍湖北建始。"君宜"是她1936年在《清华周刊》45卷第1期上发表《哀鲁迅》一文时首用的笔名，抗战后流亡到武汉参加湖北省委主办的黄安训练班时，将自己的姓名改为韦君宜。
韦君宜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父魏仲衡早年留学日本，专修铁路，是孙中山手下一批年轻人之一，发表文章，从事民主革命活动。1913年回国后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即今北方交通大学前身）任教，后到交通部任职，又派长春任铁路局长。参加修建吉长线、吉敦线两条铁路。韦君宜在北京叔叔家里读完小学二年级时去长春，入了当地的铁路子弟小学三年级。铁路局长魏仲衡很重视铁路子弟的教育，在长春车站附近办了一所扶轮小学和一所职业中学，从大城市北京等地延请名教师为学生开课。母亲司韵芬，为湖北沙市举人之女，婚前念私塾九年，在君宜与妹妹莲一上学前，便在家里叫她们背诵《琵琶行》、《阿房宫赋》等古典诗词以及新旧《三字经》等。这是一个不算守旧的家庭，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家里还为他们延请家庭教师教授英文、古文等课程，此间读了"四书"、"五经"等古籍。隔段时间,父母还带领她们去书店购书，以增长知识，培养学习兴趣。读到小学五年级时，为了提高学业水平，家长便把她和莲一一起送回北平，经考试韦君宜插班升入了北京实验小学（今师大附小的前身）六年级。1928年魏仲衡离职，不久在天津法租界定居下来。君宜与莲一也由北京到了天津先后考入南开女中。父亲也有了较多的时间亲自对她们施以教育，对长女尤其器重，非常关注她的发展，赞赏她的才华。后与人谈，她女儿的这支笔颇有《老残游记》的风格。
南开女中
天津南开女子中学的六年学习生活，使韦君宜一生受益匪浅，为她勤奋上进、憎恶旧制度、憧憬真善美的人生理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韦君宜曾写道："在南开我度过了由孩子变成懂事的青年这一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南开除了教给我语文、数学、理化、史地这些基础知识之外，我觉得重要的是教我打开了眼界。"（《忆南开》）入学不久的一次校庆日，"南开新剧团"排演易卜生剧作《娜拉》，由大学部万家宝（曹禺）主演，使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外国名剧，在一个 不满十一岁的女孩眼前展现了一个新的天地，从中呼吸到了时代的气息。"那时人家是大学部学生，可是我是初一小孩子，他当然不认识我，可是我这个小观众却对此戏印象极深。至今，在末幕换上深色衣群的娜拉站在台中央说：'我原来是一个洋娃娃！'诀绝出走的模样儿，还留在我的脑际。"（《忆南开-为母校南开校请作》）
南开校长张伯苓以教育改革为己任，派教师到美国、苏联学习，回来改革教学，设置新课程门类。"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民族危机已降临到每个中国人的头上，校长虽不赞成共产党，却很爱国，对屈服日本十分不满，因此经常向学生灌输抗日思想。每年学校都举行"五七"、"五九"、"五三"、"五卅"纪念活动，在学校的运动会上组字"毋忘国耻"、"毋忘东北"，所有教室门上贴有"毋自馁，毋因循，多难足以兴邦"、"要沉着，要坚毅，立志必复失土"的对联。学校设置的《中国近百年史》 , 《东北地理》 、《西洋近代史》等课程，以及"社会观察"到校外工厂、法院、监狱参观等活动，对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主主义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韦君宜是一个敏感多思的女孩，这些校内外的活动，激发了她对民族前途和社会现实的关注，在少作《少年书愤》（1931）中她写到："随身半载一薄书，日日读它又甚余，清夜摊开增我恨，终朝对尔欲何如。"
高一时，一位激进的国文教师把当代左翼文学介绍给这些"关在教室里的女孩子们"。这段时间韦君宜阅读了不少三十年代的作家作品和苏俄文学作品，订阅了《文学月报》、《北斗》、《现代》、《文学》等文学刊物。上海左翼作家的"热烈空气"，使她"简直着了迷"。这位国文教师还向学生们提出"女青年该看看章秋柳、孙午阳（注：为矛盾三部曲《蚀》中的人物形象）那样的认识那样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当然，不必那么浪漫。"韦君宜后来谈到，她是从这里才"划破鸿蒙"看到另一个世界的。革命的进步的文学作品使中学生韦君宜萌发了对新的社会理想的向往与追求，对她日后从事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置身于中国大变革前奏中的韦君宜，在敏感着时代前进脚步的同时，还只是一个很知道用功的好学生。她的国文课和作文课尤其学得很出色，多次受到教师和学校的嘉奖。到了高年级，她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三的一位国文先生以讲中国诗史为线索，贯穿名家作品，从诗经、楚辞、古诗、汉魏乐府，一直讲到唐诗、宋词、元曲，中间还介绍《西厢记》 、 《牡丹亭》 ,《桃花扇》等作品，并且引导她们阅读有关的文献和研究著作。韦君宜很为这些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所迷恋。于是逛书店、选择参考书成了她一段时间不可或缺的精神需求。北京琉璃厂的那些售书者，以惊异的眼光看着这个年少的女学生那种认真选购的神情。她们哪里知道这个女孩子当时正怀着想作一个学者的人生梦想呢。临近高中毕业时，她曾主动向老师交了一篇题为《论陶渊明》的毕业论文。
韦君宜也从家中的藏书吸吮着文化、精神的营养。除了《红楼梦》、 《三国演义》等古典作品，她还看过不少的通俗作品，直到九十年代还能记得一大串。《再生缘》是她母亲经常读并推荐给她的一篇长篇弹词，上小学时就读过，上中学后仍很着迷，读了不止一遍。"这本约两百年前的妇女作品，使一个十六岁的我自觉到我是一个妇女，我将来要走的路是艰难的。"无独有偶，几十年后，曾任清华中文系教授的陈寅恪和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这两位大师，都曾为此书及其作者，付出过很大的热情。看来韦君宜这时更多的是从课内外的阅读中感悟人生、思索人生。
韦君宜性格内向，是个感受敏锐、善于思考的学生。她似乎并没有想要成为一个作家，但她却知道怎样使用手中的笔"自抒胸臆"，为自己也为她人"请命"。高中临近毕业时，她经历了人生第一次痛苦的经历。在河北省教育厅临时组织的一次中学毕业会考中，她的化学课因一分之差而得了不及格的成绩。而且在天津《大公报》连续两天将考试按及格生、一两科不及格生和三可以上不及格生的名单公开登载出来。魏蓁一的名字赫然列在一科不及格的第3名，下面括号为（南开，女，化学）。虽然官方注明"以上学生均发给报考升学证明书并准参加下届各该会考"，可对于一个自尊自强的女孩子来说，无异是一场从天而降的灾难，她无颜面对父母亲和师长同学，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但她觉得教育当局也太不讲理，于是她振作起来提笔给这份报纸写了一篇稿子，要求他们帮助中学生评评理。 《大公报》还真帮助了中学生的忙，这篇短文很快在该报"会考问题特刊"栏登了出来，而且在社论中还引用了这个中学生的呼声，表示了赞同与支持。这篇散文体的说理文在层层说理中笔调委婉而犀利。文中开宗明义提出拖到一年后补考是很不合理的，而且"日子拖得越久，必致忘得越干净，大约拖来拖去。这张中学毕业证书永不会到手，也就只有'死而后已'。"但是"教育厅难道竟是要我们过年年应考'死而后已'的生活么？"文中转尔呼吁"把补考的日期挪近一些，趁我们为会考而预备的书还没全忘，再加紧念几星期，也许会一考及格免了这身上背的'不及格学生'的牌子，这个成不成，我为我一个人请命，同时也代许多一、二科不及格的同学请命，愿教育厅注意及之。"当我们几十年后看了这篇只有一千多字的短文时，只觉得作者聪敏过人、文思敏捷，在这个少年人身上蕴藏着一股对"不讲理"的社会现实进行抗争的精神。
韦君宜 - "清华园"的峥嵘岁月
1934年9月，韦君宜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三所高校同时录取，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选择。她原是对文学很感兴趣的，但当她确定自己的攻读方向时，却选择了清华大学的哲学系，著名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张岱年等都执教于此。其中的思考，韦君宜后来曾谈到，是想"探讨一些更深刻的东西"，如同很多青年学子一样。她的志向是攀登学术研究的高峰。于是她成了清华十级新生中的唯一女生。系主任冯友兰把这批十来人的新生招到自己家中谈了话，着重介绍了哲学系的课业情况。
清华女生宿舍静斋有一个很幽静的环境。宿舍后面环围着一带小丘，生长着密密的树丛，不远处一片湖水便是有名的"环池"，再远眺就是一带西山。宿舍前门面向一条南北走向的人行道，横过人行道是一条小溪环绕着的错落的树林连着宽阔的草坪。草坪的北部便是校园中心的大礼堂、图书馆和工字厅了。在这里韦君宜开始了大一的学习生活，依然十分用功，除了跑图书馆、阅览室，有时也坐在二楼的宿舍里看书、写作。深秋季节，静斋周围一片肃飒的景象，引动了她的诗情，便用新诗的形式抒发了自己的感受。并以《静眺》 、《倚窗》为题投给了《清华周刊》（署名陶清）。两诗表达了诗作者对清华园秋景诗情诗意的主观感受，很有点现代派的诗味："鸟声在东边鸣了西边又鸣，/树影成行，/已倒沉在水底。/礼堂里的琴波颤了起来，/谐和了水波的颤。/满地都静。/天有黄叶还恋着这一池残水，/横直综错，满地都亲吻遍。/……"（《静眺》）。用旧体诗来状物抒情也是韦君宜自幼的爱好， 《清华园》 （七绝）便是其中的一首："夕晖一点透林明，坐听虫声共鸟鸣；敛黛西山初浴罢，云清雾薄晚妆成。"诗作者用拟人的手法把个清华园初夏黄昏描绘得如同写意画一般，风格清新、意境淡远，读起来也朗朗上口。和新诗相比较，韦君宜的旧体诗显得颇有功底，这可能得益于举人外祖父对她的指点。看来大学生韦君宜对"水木清华"的秀美景色很是陶醉，对这新的学习环境也颇自乐。如果从个人的前程来看，如此的才智、这样的一所学府，清华学子的她，俨尔不能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女学者呢。
"清华园"里地火在运行着。日本侵略中国的形势已经逼近华北。1934年由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经宋庆龄等签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已经公布。这年冬天在清华校园有革命组织"现代座谈会"公开招收会员，一同考入清华的南开女中同学毛掬是这个组织的常委，便以"学术活动"的名义动员韦君宜参加。韦君宜被编在哲学组，学习《辩证唯物论教程》等书籍。不久清华发生了静斋逮捕革命学生的事件，毛掬亦被列入被捕名单，只是由于大家的掩护才得以逃脱。随之成立半年的"现代座谈会"亦遭解散。这段短短的经历，使韦君宜的学习和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35年春，经学生会选举中文系九级学生蒋南翔担任了第43卷《清华周刊》总编辑，"魏蓁一"被聘为该刊的"特约撰稿人"。在5月15日出版的《清华周刊》第43卷第1期"清华论坛"刊出了韦君宜题为《理论能拉往事实么》的长篇哲学论文，署名陶清。这是我们所见到的韦君宜所发表的唯一的一篇哲学论文。论文本着"理论与实践是一个对立的统一，实践在其中处着主导地位"的理论命题，阐述了"我们不能用理论拉住实践"，而应在实践中把握到"理论"从而"创造一个不能说是继续现状的新形势"，"现状必将由本质的转化而被一个更高级的新形态所替代了"。论文的思辨能力和逻辑分析，均显示出这位哲学系大一女生的才华。同时也反映了她投身革命的思想基础，为我们了解此一时期韦君宜的思想发展，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在43卷《清华周刊》第2期和第5期的"书报评介"栏，韦君宜尚发表有两篇书评：《中国大学生日记》和《由一本书看到―――读〈革命哲学〉后》，均署名陶清。前者为万迪鸣所著日记体长篇小说，1934年出版，在当时学生中颇为流行。书评指出了这部作品'"似曾是想由一粒砂子中，表现出大海的动态。这虽失败了，当那个小角落却描写得够活的。"而且"其中每个人都无聊卑鄙讨厌到了极处。我们讨厌他们，这'讨厌'正是作者的成功！"但"这《中国大学生日记》并不能代表中国大学生生活的全面！作者忽略了这学生的另一面，只能绝望地告诉着，这是他最大的错误。读此书，这是不能忘记的……"。后一篇是针对蒋介石《革命哲学》一书，这书当时被指定为清华"读书竞进会"大学组第二本参考书。作者认为有必要帮助读者正确地认识这部著作。书评在指出其唯心论实质的同时，着重以嘲讽犀利的笔调分析了其反动本质所在，由此而"看出许多近来蓬蓬勃勃的运动的根芽"。诸如"建设中国本位文化运动"、复古读经尊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僵尸的复活、新生活运动、节妇宴等大小事件"都可以由此找出根核来"。文章更进而论述了这个理论自己的根核，只就其思想文化本身来说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和"臭腐的封建势力携了手"。明敏的思考力，以及善于透过现象抓住实质，从而进行入情入理的分析，且行文酣畅，使书评很具有说服力。
1935年大二开学后，韦君宜参加的静斋小组是秘密的"社联"组织，同时也受清华大学"民族武装自卫会"的领导。参加的成员除了她与韦毓敏，还有外语系九级学生王作民，以及许榴芬、李立睿、鲁心贞一共六人。他们在地下党员蒋南翔的领导下秘密开会，读《中国大革命史》等革命书籍、进行"时事分析"、"工作检讨"、"自我批评"等项讨论。"静斋"不静，这个小组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他们团结了许多进步同学，成立同学会、开展时事问题讨论会、出版静斋壁报、成立流动图书馆，还率先组织了一个海燕歌咏团，唱《国际歌》 《毕业歌》等革命歌曲。韦君宜并且是他们中间的一枝"笔杆子"。
这时她与王作民同一寝室。给人的印象是："性格内向，话不多，看不出和谁特别要好，喜欢什么人，穿着质地讲究，但并不特别打扮。爱好读书，会写文章，抱着书出门、上课、进饭厅，走起路来蹬蹬很快。对组织的活动十分热心，有时缺少经费，就跟她说：'喂，小魏，把你的存折拿出来吧。'她总是十分乐意慷慨地解囊。"（据王作民1989年7月26日谈话记录，经本人审阅）
到了这一年的冬天，华北的局势更加动荡，伪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在筹备，日本浪人在天津制造事端，汉奸雇佣流氓在许多地方进行华北独立的请愿闹剧。为了动员和组织青年学生加入到民族救亡运动中，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这一年11月18日"北平学联"成立（全称"北平学生九国联合会"）。继之蒋南翔起草的《清华大学救国联合会告民众书》亦在《怒吼吧》上发表，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响亮口号。在清华大学的全体学生大会上，几经争论，终于通过了《通电全国，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联合北平各大中学进行游行请愿》的决议。清华校园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十二月九日这一天，北平各大中学在"北平学联"的组织领导下，爆发了大规模的请愿游行。一周后，十二月十六日又举行了一次全市学生的抗日大示威。韦君宜积极地投入了这场运动，她和静斋小组的人，不顾天寒地冻、艰难险阻，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游行示威中她写的对口词《老百姓》传单，散发给沿途的老百姓，以至多少年后，当年北方局领导人之一的彭真，都还记得这份传单和它的作者。
清华园内外逮捕和反逮捕的斗争相当激烈。在静斋发现了告密者的地形图，在校园里发生了"二二九"逮捕和反逮捕的斗争，参加游行示威的不少进步学生也有遭逮捕而被投入监狱的。其中北平十七中女学生郭清惨死狱中的事件引起了进步学生很大的震动。"北平学联"决定举行北平学生追悼郭清烈士大会以示对反动派的抗议。韦君宜奉命撰写的祭文，用毛笔写成大横幅悬挂在台上，祭文愤怒揭露了反动派破坏爱国运动、迫害进步青年的罪行，喊出了广大爱国学生的心声："我们今后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凄凉。我们只有沉痛的愤恨，火一样的烈，海一样深的愤怒和仇恨。"
做为"一二·九"运动中的笔杆子，韦君宜是出了名的。同室王作民回忆说："我们静斋女生宿舍有个墙报，掌握在进步学生手中，君宜经常给墙报写稿，还在校内外刊物上发表文章。那时看出来她是个作家的材料。""她对生活感受深，观察细微，善于思索，加以书读得多，所以下笔成章。在一起的时候，看她似乎不经意，但通过她的笔，使人感到她看的、听的比谁都多，一件普通的事，由她的笔写出来，能从中看出深一层的东西，与众不同。"韦君宜在后来谈到自己作为"笔杆子"时是这样写的："若说笔杆子强，别位笔杆子写论文写散文写诗成了气候，我这个笔杆子却专门赶任务。一会儿要公祭郭清同学，叫我来一篇祭文；一会儿出外宣传，需要通俗唱词，又让我来十二段孟姜女调'正月里来正月正……'；有一个刊物上刊登出东北义勇军李红光的轶事，……于是由我动手改编成了一段鼓词'李红光女英雄'印发出去，其实我连这红光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对此她总是"乐此不疲"的。除了写壁报、传单，韦君宜还为当时出版发行的许多小报像《民族解放》、《我们的生活》、《北平学生》等，写了不少稿子。编者争相向她求助，她也给予很多支持。如《北平学生》10期的"编余"就提到："编者的春愁，是愁缺稿，愁印刷费贵，愁刊物发行不好。……稿件与钱，多亏陶清与李江两君，特此感谢。"由此可见一般了。（陶清为当时韦君宜的笔名）
韦君宜的思想是激进的。1936年暑假她曾跑到山西去参加革命组织"牺盟会"。她对家里不支持她参加革命是不能容忍的。考上清华后，父母对她期望很高，希望她走毕业出国留学深造的路，但是国难当头，她走的却是另一条路。母亲总想用亲情、享受来改变她，然而家庭并没有改变她，她却影响了这个家庭。父亲留日的日本同学中有许多是当政的官员，东北沦陷后曾请他就任铁道部长一职，他坚决拒绝，与人说子女将来还要做人。日本入侵北平后，也有人劝他任伪职，他索性躲到上海租界，以经商为生计，来往于上海、北平之间。至于韦君宜的弟妹，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都陆续参加了革命，大弟留学美国，是解放后最早一批回国的人员。
韦君宜 - 早期文学作品
《思痛录》
韦君宜的创作、编辑生涯是从这时才真正开始的。她手中的这枝笔同她对真理、对光明的执着追求精神和对美好社会理想的憧憬与探索，是密不可分的，是同她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的。写于此间的两篇散文《寄不出的信》和《告诉》（发表于1935年天津《庸报》和《大公报》）便表现了她在人生道路上执着追求和上下求索的精神历程。《寄》着重表现了她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渴望投身革命的炽热感情。"朝一锄，暮一锄，我不知掘了多少日子，费了多少劲，把自己的双眼逼成近视，末后竟出我不意的，在库的深处遇见了你。""我隐约听见你在人间的另一角落叫我，想找你，却不知道怎么能打通从我这儿到你那里的一条路。假如我找着你了，无论那路上有多少砂石，多少荆棘，我也情愿去走。"《告诉》则侧重揭示了她在追求路上所出现的精神苦闷：她曾寻到一线光明，但"这点明白不但不曾帮助别人，就对我自己都没有一点改变。我照旧的念书、上课、思索、说话、发怔……没有半点不同地方，除去心里多了一点希望。"全文感情跌宕起伏，她苦闷、厌倦，想自杀，刚强的郭如鹤（《铁流》中的主人公）和他所属的人群，以及"天地间怎样伟大的事，伟大的感情"都想到了，这些虽然给她安慰信赖，但她觉得对自己仍然是无用的。于是发出了"我不愿意啊！我要告诉！"的呼声。两篇散文直抒胸臆、感情真挚、行文酣畅，显示了韦君宜散文创作的基本风貌。
"一二·九"前后韦君宜尚发表两个短篇。处女作《小坑》刊于天津《国闻周报》，署名陶清。这个刊物刊载了许多像老舍的《月芽儿》这样的名家名片，韦君宜的处女作刊于此，自然令人瞩目。可惜由于作者本人觉得"幼稚"而未能收入后来的文集中。但是一个作家处女作的"幼稚"又往往具有其独特的魅力所在。
1936年《清华周刊》45卷由中文系十级学生共产党员王瑶主持担任总编辑，韦君宜受聘任该刊"哲学栏"编辑，除了编辑每期关于哲学方面的大量稿件，仍然坚持笔耕不辍。时值鲁迅逝世，10月24日在清华大学举行了鲁迅追悼会，在11月1日出版的《清华周刊》第45卷第1期上，韦君宜发表了署名"君宜"的散文《哀鲁迅》。她在中学时代就阅读了鲁迅的不少杂文，经过一段斗争生活后她才觉得真正地理解了鲁迅。这是一篇优秀的散文，开篇便写道："我觉得鲁迅不是从九万八千里的云间把光芒射下来的星，我觉得他是和我们一起生活着的朋友。"全文通过作者的切身感受，昭示着"鲁迅的名字将照透了昏黑的长夜，在光明的国土里永生"这样一个真理。文章字里行间饱含着一个革命青年对国事的忧虑，对未来的信念，相信光明正在人们的心头升起。散文仍然保持着热情呼唤的风格，但同时又涂上了一层沉郁睿智的色采，说明韦君宜正在走向成熟。"一二·九"一周年纪念之际，韦君宜在《清华周刊》第45卷第7期发表了她的第三个短篇《第一道光》，署名蓁蓝。
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在参加学生救亡运动的火热的斗争生活中，韦君宜无论诗歌、散文、小说、书评，抑或杂记、通俗文体，写起来得心应手，显示了相当的创作潜力。这些早年作品，继承了三十年代左翼文坛直面现实人生的传统，具有鲜明的时代使命感，虽是一朵朵小小的浪花，却以它独特的取材、独特的视角给当时的进步文化潮流带来了新的气息。同时作品所显示的一个女青年作者对生活的敏锐感受和浪漫主义情怀，对了解作者的精神风貌和性格气质也具一定的意义。
韦君宜 - 放弃留美奔赴延安
延安
在宜昌，省委钱瑛大姐决定送韦君宜去延安时亲切地对她说："回延安就到家了。你会觉得心里好过些.。"韦君宜到重庆见到二叔谎称去昆明上学，要了一笔钱便于12月5日从女友王作民家动身，乘飞机去了成都。经过数日准备又启程，1939年元旦刚过，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便出现在她的眼前了。
回到延安不久，韦君宜复参加了由"中央青委"组织的"西北青年考察团"远行至晋西北。一行五人，团长丁琇，支书冯直，成员有武克仁、张方海。此行的目的是东渡黄河，前往刚刚开辟工作不久的晋西北，调研前方农村"青救会"、"妇救会"等革命组织的组建情况，并写成调查报告。从陕甘宁的延安到达晋西北首府兴县，不但要自负行囊徒步行二千余里，而且路途艰险，战争也还在进行，真是到了抗日战争的前沿了。他们日间行军，夜则宿于十八集团军的兵站，或住到百姓家。行军途中闻"三五八"旅"岚县之捷"韦君宜耐不住心中的激动，曾赋诗云："两年流浪已堪惊，回首家山万里程。戎服更非慈母线，风霜改尽旧时容。悼亡渐痛双框竭，赴死何难一命轻。闻道将军新破虏，愿随旌旗指河东。"一路上，"访百姓、访农妇、居农家"，亲历发生在身边前线的战事，使韦君宜受到了艰险生活的锻炼。
从《中国青年》第1卷第8期起，韦君宜共发表六篇文章，除《陕北农村的一勺》，有三篇是工作杂谈：《那个村子工作好？》、《"手工业"与"机械工业"》、《壮丁队化到童子军化》；一篇论文《新娜拉走后怎样》（三八特辑）；一篇人物剪影《悼纪毓秀》，以上均署名韦君宜。六篇文章实属三类。来到延安一年许，韦君宜与延安中央"青委"组织部干部苏展参加了由"青委"举行的十对新人的集体婚礼，陈云同志当时兼"青委"书记主持了仪式。苏展原为北京河北美专的学生， "七·七"事变后奔赴根据地参加了中央"青委"的工作。
抗战以后山西的抗日力量有很大发展。1939年冬阎锡山反目，动用军队摧残革命力量及抗日团体，史称"十二月事变"。当时晋西根据地的军事力量比较分散，局势十分不利，根据中央保存实力集中巩固晋西北的指示，成立了晋西北军政委员会，贺龙任书记兼军区司令员，林枫任区党委书记。为了加强晋西北的青年工作，中央"青委"决定先从组织部抽调苏展、冯直两名干部充实那里的领导班子。结婚半月余，苏、冯两人便衔命从延安出发奔向晋西北党委所在地兴县，在晋西"青委"里担任常委，筹备召开晋西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
1940年夏7月，韦君宜受延安中国青年出版社委任，带着出版《中国青年》地方版（晋西版）的使命，从延安出发第二次奔赴西北，同行的还有冯直的爱人康琳。途中赶上黄河涨水，战事紧张，兴县丢失，遂在绥德停留。《中国青年》（晋西版）为月刊，发行数额1500份以上，主要读者对象为各县青年干部、小学教师、高小初中学生。以及相当程度的区县军政干部。创刊号阵容较强，栏目也较多样。韦君宜编辑5期（中国青年出版社后派黄照来接替了她的工作，共出版到二卷六期停刊）。
在离开晋西之前，韦君宜与苏展之间感情隔膜已难以愈合。1941年3月，苏展被派往山东抗日根据地，临别时在欢送的人群中他们握手相别。走前苏展给韦君宜留下一封信，这第一次婚姻便这样结束了。
韦君宜 - 从陕甘宁到晋察冀
陕甘宁地区
1941年4月韦君宜从晋西北返回了延安，时值《中国青年》（延安版）已停刊，她被安排在延安青年干校执教。5月16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不久又由丁玲主编开辟了"文艺副刊"专栏。晋西北的那段岁月依然萦绕于韦君宜的脑际，她萌发了创作的欲望。很快，她在根据地的第一个短篇《龙》便发表在这一年7月8日创刊不久的《解放日报》第二版上。
《龙》 （原题为《龙》--晋西北的民间传说））以传奇故事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的内容。大旱之年天上的龙并没有应验来解救虔诚求雨的农民，人间的龙（贺龙）却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作品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根据地农民思想面貌发生的变化。短篇构思新颖，巧妙地将富于传奇色彩的传说故事与现实生活溶为一体，文学语言也独具匠心，给人以美的感受。《龙》是韦君宜的成名作，和丁玲、孙犁等名家代表作一起，被收入了由周扬1946年、1947年东北书店相继出版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中，全国解放后被编入了初中语文课本，又为各种版本的解放区创作选所选入。另一篇短篇《群众》发表于1942年8月2日出版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短篇以清新的笔调，写了三个从城市奔向根据地的女青年，在下乡做群众工作时，他们怎样用眼睛寻找群众，到终于认识了群众就在自己身边的一段故事。作品人物形象生动鲜活，故事情节富于戏剧性，文学语言在自然中透出幽默，反映了知识女性到根据地后对生活的新鲜感受。两个短篇标志了韦君宜文学创作的新起点。在作品的创作倾向上，既表现了新的现实、新的生活感受，又与"一二·九"前后的创作有着一脉相承之处，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一定的浪漫主义气息。很可惜，这种创作势头不久便中断了，这很可能同不久发生的那场"抢救失足者"的运动和工作环境的变化有关。
1942年在延安开始的整风运动，又发展为审干运动、"抢救失足者"。杨述、韦君宜都卷入这场运动中。武汉失陷前，杨述由组织安排转入四川，任川东组织部长兼"青委"书记，在重庆被捕，经周恩来保释出狱后来到了延安。此次"抢救失足者"运动中也被打成了"红色政策"下的国民党特务。笔者有机会看到这段时间的《抗战报》，韦君宜在《思痛录》中所写的这场运动的过程、思想认识大体是符合实际的。
当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时，作为编辑记者，韦君宜一开始是"深信不疑的"，后来虽觉察出一些破绽出来，"但是我不敢否定这些编造，我还在每天为搜集这些'材料'而奔跑。"（见《思痛录》第8页、第9页）直到这场"抢救"不断的扩大，引向"不远万里来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引向"四川伪党"，引向了韦君宜所熟悉的成都地下党的负责人，包括韩天石--"一二九运动中北京大学学生领袖"，韦君宜已经从震惊感到害怕了。毁家纾难的杨述也被诬蔑成执行国民党"打着红旗反红旗"政策的特务，被关押近了整风班。画家李又罘仅因为请了几天假到解放区的边缘地带去看望哥哥，也被打成国民党特务。到这时候韦君宜才懂得了这场运动"是胡闹，是毫无常识又对共产主义毫无信心的奇怪创造"，她觉得这样怀疑他们实在是太冤枉了。
1945年抗战胜利，韦君宜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塞下忽传胜利声，八年苦战竟全功；下山歌笑光火跃，东去归程指日中；万里河山凭放手，千章织锦下名城；生还父老应犹健，子弟兵归唱大风。"
此间在《晋察冀日报》发表了她在根据地创作的第三个短篇《三个朋友》，自10月2日起在《人民日报》（晋察冀版）转载了这个短篇。《三个朋友》描写的是根据地发动农民群众参加查租的故事。作品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描写了"我"与三个朋友--农民、农村绅士和知识分子之间，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的种种关系，着重表现了也是知识分子的"我"的思想感情深处所发生的变化。短篇将根据地真实生动的生活画面与作品的思想倾向作了较好的结合，使它在解放区的短篇小说创作中占据一定的地位，和短篇《龙》一起作为韦君宜的代表作被选入了各种解放区短篇创作选中。从《龙》、《群众》到《三个朋友》，反映了作者小说创作倾向所发生的明显变化，即由偏于理想色彩转而着重表现在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和他们的政治思想面貌。短篇最后通过"我"表明只有农民朋友才是自己的"良师益友"，与农民朋友在一起"真是胜读十年书!"这种文字表述强化了作品的思想倾向，创作态度固然真诚，然而作为文学作品却是理念大于形象。而且对知识分子朋友作为农民朋友的陪衬人物，在描写上也存在着简单化的缺点，说明了作者在适应当时政治环境的同时，开始向模式化思维方式的倾斜。
十年的战争环境中，韦君宜还用浅近的文言文写出了纪实性散文"三部曲"。第一篇是1938年流亡一年后在宜昌作《流浪记》 ，此篇已经轶失。据作者谈一直保存在身边，"文革"中抄家时被抄走，后来归还材料中不见了此件。第二篇《八年行脚录》写于"八·一五"光复之际，（全文收入散文集《海上繁华梦》，为未完成之作，实际只写至1942年到米脂后为止，发表时删去部分文字，文章以简练而富于文采的浅近文言，生动地记述描写了作者从武汉撤退到大后方，以及在根据地最初几年的足迹。文中特别用了较多的笔墨写出了在敌后所面临的饥饿和艰苦的战斗环境，看来不是那么豪情满怀，也没什么豪言壮语，但平凡与神圣本来就是革命者的本色，作者正是从这里着眼写出了一代革命者是在怎样的条件下肩负起了历史的使命。第三篇是写于1948年1月间的《还乡记》 ，主要记述作者在1947年底从解放区化装潜回北平家中治病的见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统区北平的衰败景象。三篇散文表现了韦君宜文言文的功底，写作风格从青春期的热情倾述转而记述描写自己亲历目睹的生活方方面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的演进，具有较强的纪实性。此外在战争环境中韦君宜还写了相当数量的诗词，上述所引及后来问世者如《夫子庙拾炭诗》、《离延安》等，只是其中的少数，此处不一一记述。
1948年韦君宜与杨述参加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筹备工作，主要负责《中国青年》的复刊。1949年3月，他们所在单位随中央机关来到了刚刚解放不久的北平。从此，韦君宜步入了她人生道路新的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