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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芝琛一九六一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系指挥仪专业，一直从事国防科技工作。退休后专注于大公报报史研究，先后发表了大量学术文章，并出版《百年沧桑—— 王芸生与大公报》、《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一代报人王芸生》等著作，揭示了《大公报》在现代史上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在新闻史学界享有盛名。
老父临终追述平生
一九八○年，生命垂危的王芸生把在外地工作的王芝琛召到身边陪侍，向他追忆了平生的重大事件。王芸生预感到，国人对二十世纪的历史评价，将会出现重大的变化。生命的最后三个月，王芸生陆陆续续与王芝琛谈到一生经历的很多重大历史问题，比如中苏关系、西安事变、《大公报》和国共双方的关系等等。他一边说，王芝琛一边录音。
父亲临终的心愿，王芝琛看得很重。一九九一年，五十四岁的王芝琛决定提前退休，专门从事与《大公报》相关的历史研究。十几年间，他埋头大公报故纸堆中，悉心研究，并采访大公报故旧，广搜博闻，于大公报研究，卓然成家。大公报老人、著名历史学家唐振常曾评价他说，王芝琛积累大公报材料之丰富，于大公报史事之熟悉，朋辈中无人能及。
为大公报排垢正名
二○○二年六月十七日，是英敛之在天津创办《大公报》的百年纪念。王芝琛集多年心血，终于出版了《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两本专著，引起了很大反响。在这些专着中，王芝琛尤其对于遭人诟病的“小骂大帮忙”，大公报与国民党之间存在依附关系等言论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反驳，并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
对于乃父主持大公报笔政期间的表现，王芝琛指出，《大公报》虽然不可能超出当时的环境，但确实为践行“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尽其所能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九年，王芸生在主持大公报笔政的八年间，为了坚持言论独立，多次让蒋介石碰壁。蒋介石请他兼军委会参议，送来聘书和薪水，均被他退回，颇不给面子。在历任报馆主脑的坚持之下，《大公报》在当时卓然独立，堪称舆论领袖，受到各方的尊敬。
著名学者丁东评价说，在隆重纪念《大公报》诞生百年之际，王芝琛的这些观点几乎成为舆论的共识和纪念的基调。
抱病笔耕得偿父愿
丁东认为，王芝琛虽然不以新闻史研究为业，但他对新闻史研究的贡献，却已高于许多专业人士。二○○四年，王芝琛在体检时发现结肠癌变，但他仍然笔耕不辍，继续撰写出版了《一代报人王芸生》。作为王芸生的哲嗣，王芝琛秉笔直书，不为尊者讳，真实再现了报人王芸生一生从激进革命青年而走上知识分子“以言报国”道路的曲折历程。该书荣获“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二○○四年度历史传记类图书奖。
王芝琛生命的最后一年，恰逢中日关系面临严峻冰冻期，王芝琛努力于整理再版其父王芸生的遗着《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日本半月》、《芸生文存》等书稿。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王新生教授认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对当下研究中日关系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王芝琛因为癌变扩散，肝肺等器官功能衰竭而辞世。其妹王芝渝说，哥哥通过努力，终于得偿父愿，为大公报正名，完成了两代人生前最大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