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籍贯： | 福建上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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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６年３月，陈丕显同志出生于福建省上杭县南阳区官连坑(现福建省上杭县南阳镇官余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早在少年时期，就受进步思想影响，追求革命真理，于１９２９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３１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始了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６０余年的革命生涯。１９２９年起，陈丕显同志在福建省从事共青团的创建工作，先后担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儿童局书记，共青团中央儿童局书记，共青团闽赣地区中心县委书记，共青团中央苏区分局委员。１９３５年初，陈丕显同志任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在主力红军出发长征后，他跟随项英、陈毅等同志和中央苏区领导机关一起突出敌人的重重封锁和包围，进入赣粤边游击区。在失去同党中央的联系并被敌人封锁的极端困难条件下，艰苦卓绝地进行了三年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清剿”，为保存革命力量，坚持南方的游击战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丕显同志奉命到瑞金、信中等地寻找、联络部队，为赣南游击队出山抗日做了大量工作。不久，他被调到中共中央东南局工作，任青委书记、青年部长，动员和组织广大革命青年参加新四军。随后从苏南渡江北上，随军东进，创建了苏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历任苏中区党委副书记、书记，新四军苏中军区政委。他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深入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进行武装斗争，建立统一战线，实行减租减息，促进生产，保障供给，为建立根据地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他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参加了陈毅、粟裕同志亲自指挥的著名的黄桥、车桥等战役，给国民党顽固派和日寇以沉重的打击。他领导苏中军民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扫荡”、“清乡”，保卫了抗日民主政权，使苏中根据地扩大到２万多平方公里、８００多万人口，拥有四个纵队的兵力，直接威胁着南京的日本侵略军总部和汪伪政府，成为敌人的心腹之患。从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不管环境何等险恶，陈丕显同志一直坚持在苏中，领导抗日军民同日寇、汪伪军进行了殊死的搏斗。他为创建、巩固和发展苏中抗日根据地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陈丕显同志历任华中野战军七纵队政委，华中分局委员，华中分局驻苏中区代表，新四军华中南线后勤司令部政委，华中工委书记，新四军华中指挥部、苏北兵团、苏北军区政委。１９４６年６月，蒋介石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陈丕显同志参加了粟裕同志直接指挥的苏中“七战七捷”，担负了繁重的支前任务。１９４６年９月，党中央指示华中野战军向北发展，主动撤离华中和两淮（淮安、淮阴），华中分局决定陈丕显同志留下领导华中地区的敌后斗争。他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不仅保存了我党的骨干力量，而且善于捕捉战机，主动出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１９４７年夏，全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当时华中内线的兵力已发展到三个纵队，与山东兵团相呼应，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形成两只拳头左右夹击，有力地支援了我军的外线作战。嗣后，陈丕显同志随军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在淮海战役中，华中地区共动员了民工１０７万人，其中随军民工２２·５万人，担架１·５万多副，小车８万辆，供应粮食１·１亿斤。陈丕显同志领导华中地区军民，有力地支援了淮海战役，作出了突出贡献，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功勋。
１９４９年４月，陈丕显同志随军渡江南下，任苏南区党委书记，苏南军区政委，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他为建立新解放地区人民政权，进行土地改革，剿匪反霸，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繁荣经济，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三年的努力，全区粮、棉年产量均已超过抗日战争前的最高年产量，工业生产大部分产品的产量成倍增长。由于出色地完成了土改和镇反的任务，受到毛泽东同志的称赞。
１９５２年２月，陈丕显同志调上海工作，历任上海市委第四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华东局委员，上海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警备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上海市政协主席，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解放初，在百业待举、百废待兴的繁重任务面前，陈丕显同志一到上海，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协助陈毅同志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为镇反、肃毒、禁赌、禁*，荡涤旧上海的污泥浊水，维护社会安定；为平抑市场物价，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作出了巨大努力。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陈丕显同志作为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之一，为上海工业生产的全面恢复和发展，支援全国重点建设和边疆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在党中央批准上海市委提出的关于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的方针后，他与市委其他同志一起，以更积极的姿态，充分利用沿海老工业基地的优势，进一步调动广大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促使工业得到合理发展。陈丕显同志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是“四人帮”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基地。陈丕显同志受到残酷迫害，被关押长达十年之久，亲属也受到株连。对林彪、“四人帮”的诬陷和胁迫，陈丕显同志毫不妥协，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对党忠贞，面对面地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自己身处危境，还尽一切可能保护受迫害的干部。
１９７７年陈丕显同志恢复工作后，２月任云南省委书记、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同年７月调湖北工作，担任湖北省委第二书记、湖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１９７８年８月至１９８２年１０月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还先后担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湖北省军区第一政委，武汉军区政委。他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纠正 “左”的错误影响，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实行改革开放，恢复发展经济，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他十分重视农业、林业、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重视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重视经济建设与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为湖北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陈丕显同志在１９８２年９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１０月调中央工作，历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他始终关心上海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并积极建议建立浦东经济开发区。陈丕显同志协助彭真同志，在分管政法工作期间，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安全，为创建武装警察部队，加强政法干警队伍建设，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在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工作中，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出了突出贡献。
陈丕显同志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陈丕显同志离开领导工作岗位后，即使在重病期间，仍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衷心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衷心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他对党的事业极为关注，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发展前途充满信心。
陈丕显同志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从“红小鬼”到八旬老人，一生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对共产主义矢志不渝，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
他相信群众，热爱群众，遇事同群众商量，坚持走群众路线。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时刻不忘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尤其关心老区的经济发展和老区人民的生活改善。
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对知识分子热情关怀，对党外民主人士坦诚相待。他作为我党早期从事青少年领导工作的老同志，始终十分关注下一代的成长。
他对革命和建设事业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鞠躬尽瘁。他不顾体弱多病，勤勤恳恳，呕心沥血，忘我工作。他在退出领导岗位后，仍担任全国老龄委员会名誉主任，为我国老龄事业付出了辛劳。
他一贯坚持党性原则，遵守党的纪律和政治生活准则，坚持民主集中制，维护党中央权威。他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廉洁奉公，反腐倡廉。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爱护干部，维护团结，对家属、子女严格要求，处处表现出人民公仆的本色。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敬佩。
陈丕显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一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陈丕显同志的革命品德和优良作风，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陈丕显同志永垂不朽！
陈丕显，1916年3月生，福建上杭人。曾用名陈家煜，化名阿丕。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参加革命工作，中等文化程度。1929年起在福建上杭县从事共青团的创建工作，历任本乡共青团支部干事，乡儿童大队长，上杭县政府宣传队队长，区、县儿童局书记，团县委巡视员，福建省少先队训练部部长，福建省儿童局书记，共青团中央儿童局书记，闽赣省革命委员会青年部部长。1934年起任共青团闽赣地区中心县委书记、共青团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少共赣南省委书记。参加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为东南局）青年部部长、青委书记。1940年9月起任苏北区党委副书记、苏中区党委副书记、苏中区党委书记兼新四军苏中军区政治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委员、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华中分局驻苏中区代表，新四军华中南线后勤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华中工委书记，华中指挥部、苏北兵团、苏北军区政治委员。1949年4月至1952年8月任苏南区党委书记，其间：1949年5月起兼任苏南区党委财政经济委员会书记，曾兼任苏南军区政治委员。1949年12月至1954年8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1952年3月至1954 年10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1954年10月至1956年7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1956年7月至1965年1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1965年11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其间：1952年8月起兼任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书记，1953年7月至1954年 11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1954年11月至1960年11月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1958年11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上海市政协主席，1959年2月至1962年7月兼任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1961年2月至1966年冬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曾兼任上海警备区第二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1966年至1975年“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关押，待分配。1975年至1977年初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2月至 7月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7月至1978年1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 1978年1月至8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湖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1978年8月至1982年8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武汉军区政治委员（1979年1月起），曾兼任湖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78年8月至1980年1月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1980年1月至1982年7月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82年9月至1987年11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3年5月至1985年7月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1983年6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7年11月至1992年10月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90年4月起任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十三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1995年8月23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