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安迪·沃霍尔在百家争鸣的作品!!! | |||
作为20世纪波普艺术的最著名代表人物，他“歪曲或包装“过毛泽东，玛丽莲·梦露，the Velvet Underground乐队，可口可乐，美元和Chanel五号，尤其是他对the Velvet Underground从内容到形式的设计，令这个乐队成了音乐史上唯一可以媲美“披头士“的奇迹，而the Velvet Underground自此就没有停止过他们对这个世界及其文化的影响。
沃霍尔除了是波普艺术的领袖人物，他还是电影制片人、作家、摇滚乐作曲者、出版商，是纽约社交界、艺术界大红大紫的明星式艺术家。沃霍尔的作品没有欧洲设计师那么观念化、哲学化、个人化，他的作品风格体现出了：实用主义、商业主义、多元化、幽默性。“每个人都能当上15分钟的名人”，这是安迪·沃霍尔留给媒体时代最乐观的寓言，但以其对当今艺术的巨大影响而言，他自己的15分钟还远未结束，无论是当时他所处的时代还是现在，对于美国还是世界，安迪·沃霍尔都是个传奇人物。
绘画创作
少年时候的沃霍尔已是个锋芒毕露的艺术学生，在师长的鼓励下，决定到纽约这个艺术熔炉一闯。最初只为书刊负责插图设计工作，但很快便在纽约流行艺术界打响名堂，最出众的风格是透过丝网印刷手法和不断重复影像，将人物化成视觉商品，代表作包括《玛丽莲·梦露》、《金宝罐头汤》、《可乐樽》、《车祸》、《电椅》等，这些作品都在沃霍尔开办的纽约影楼（The Factory）中，经一些业余助手大量生产和复制，mass production总是沃霍尔的流行艺术观中不能或缺的指标。至六一年，沃霍尔已被誉为是继Dali及毕加索后另一位前卫艺术界名人，不论是一卷厕纸或一个厕板，只要盖上他的印章，随即便时髦起来！
[玛丽莲·梦露 丝网版画]
玛丽莲·梦露 丝网版画
1962年他因展出汤罐和布利洛肥皂盒“雕塑”而出名。他的绘画图式几乎千篇一律。他把那些取自大众传媒的图像，如坎贝尔汤罐、可口可乐瓶子、美元钞票、蒙娜丽莎像以及玛丽莲·梦露头像等，作为基本元素在画上重复排立。他试图完全取消艺术创作中手工操作因素。他的所有作品都用丝网印刷技术制作，形象可以无数次地重复，给画面带来一种特有的呆板效果。对于他的作品，哈罗德·罗森伯格曾经戏谑地说：“麻木重复着的坎贝尔汤罐组成的柱子，就像一个说了一遍又一遍的毫不幽默的笑话。”(尼古斯·斯坦戈斯编《现代艺术观念》，侯翰如译，四川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247页。)他偏爱重复和复制。“我二十年都吃相同的早餐，”他解释说：“我想这也是反复做同一件事吧。”对于他来说，没有“原作”可言，他的作品全是复制品，他就是要用无数的复制品来取代原作的地位。他有意地在画中消除个性与感情的色彩，不动声色地把再平凡不过的形象罗列出来。他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我想成为一台机器”，恰与杰克逊·波洛克所宣称的他 “想成为自然”形成鲜明对比。他的画，几乎不可解释，“因而它能引起无限的好奇心——是一种略微有点可怕的真空，需要用闲聊和空谈来填满它。”(罗伯特· 休斯著《新艺术的震撼》，刘萍君等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第307页。)实际上，安迪·沃霍尔画中特有的那种单调、无聊和重复，所传达的是某种冷漠、空虚、疏离的感觉，表现了当代高度发达的商业文明社会中人们内在的感情。
玛丽莲·梦露的头像，是沃霍尔作品中一个最令人关注母题。在1967年所作的《玛丽莲·梦露》一画中，画家以那位不幸的好莱坞性感影星的头像，作为画面的基本元素，一排排地重复排立。那色彩简单、整齐单调的一个个梦露头像，反映出现代商业化社会中人们无可奈何的空虚与迷惘。
沃霍尔的绘画中常出现涂污的报纸网纹、油墨不朽的版面、套印不准的粗糙影像，让人像看电视一闪尔过，而不是欣赏绘画般仔细观看。
他的作品，突出一种嘲讽与冷静。他描绘了简单清楚而反复出现的东西，这些都是现代社会中最令我们记得的形象符号。
沃霍尔打破了永恒与伟大的界限；打破了手工艺品与批量生产、达达艺术和极少艺术、绘画与摄影、画布与胶卷的界限。他给平庸添上悲剧色彩，使悲剧变得平淡无奇。他摧毁了“艺术”形象的等级制度，取消了规定“艺术”的专横界限，他沟通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两种艺术。
他有一种直觉，能从数百万大众传媒递送的照片和图像中，找出他所要的那一张绘画原型。在制作完成后，以此表达对机械刻板的现代生活的客观评价，如果有人反感他的绘画，也会反感商业文化。在全球进入商业经济竞争的21世纪，沃霍尔们的波普遗产，不管是对西方还是东方，仍有着巨大的现实价值和特殊意义。
电影创作
安迪·沃霍尔生前曾扬言，在潮流急转的世代，再当时得令的人与事也最多只有十五分钟的知名度，潮流寿命还比不上用完即弃的纸尿片或安全套！然而，沃霍尔的破格艺术观仍持续影响“后后后后后后现代”的艺术文化取向，虽然他曾自谦地称：“I don’t think my art has any lasting value。”但艺术价值不同艺术价格，它往往超越拍卖行的叫卖，真正的价值在于能刺激和衍生出更多艺术生命。
1963年起，沃霍尔的野心转到电影界，执导了一系列实验电影，例如《Kiss》《吻》、《Bitch》、《雀西女郎（The Chelsea Girls）》等，题材相当大胆，挑战了不少性别样版战，和打破许多对男人胴体的迷信 ─ 1963年的《Blow Job》《口交》，全片只是男主角的面部特写，而镜头以外，另一个男人正为他口交；1965年的《My Hustler》在同志性圣（性）地Fire Island拍摄，故事描述两名同志，一个faghag以及一个万人迷之间的欲望纠缠；1968年的《Flesh》以男妓为材，是最早一部谈到男性性工作者的电影；1968年的《Lonesome Cowboys》揭开西部男郎间之情欲面纱；1965年的《Vinyl》是明目张胆的性虐待cult film；《Empire》一片全长8小时，镜头动也不动的只影着帝国大厦的尖顶，难怪是cult film系列的经典之一，愈难哽的人愈多人信奉。
有不少影评人认为安迪·沃霍尔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导演，他们说的也是事实，因为安迪的不少影片基本上用不着“导演“这个动作，他的摄影机只是对着某个物体，比如一个熟睡的人，比如，帝国大厦，然后就让他的摄影机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运转。不过，他的摄影和导演理念事实上远远地走在了他那个时代，甚至我们这个时代的前面。他把电影手段--特写--发挥到了极限，使之转化成情节和事件，藉此，他恢复了摄影机的原始功能。而他在《帝国大厦》里所创造的刹那奇观亦被以后的电影人源源不断地引用，我们因此也常常得以在银幕上欣赏到凯旋门、时代广场、金门大桥等诸多建筑物的突然燃亮。
《帝国大厦》一片全长8小时，镜头动也不动的只影着帝国大厦的尖顶，难怪是cult film系列的经典之一，愈难哽的人愈多人信奉，本辑收录的是60分钟精华版。1963年的《口交》，全片只是男主角的面部特写，而镜头以外，另一个男人正为他口交。片长41分钟。34分钟的《吻》是安迪·沃霍尔最有名性三部曲之一。
影片详细介绍
安迪·沃霍尔最早期的影片如《口交》（Blow Job，1963）、《沉睡》（Sleep，1963）、《吻》（Kiss，1963-1964）、《帝国大厦》（Empire，1964）等，著重状态的描写，影片往往由一个单镜位的连续镜头剪接而成：
三十五分钟的《口交》是一个男子脸部的持续特写，这名男子正由另一男子为他口交，影片也就是他性行为过程下脸部表情的纪录；
著名的《沉睡》拍摄一个男人的睡眠状态，片长超过六小时；
《帝国大厦》长达八小时，以单一固定镜位拍摄纽约帝国大厦在天黑到清晨八小时内的变化，再将底片一段段剪接起来。《吻》是一系列拍摄于1963年8月到1964年底的短片，每个短片中演员接吻三分钟。
《吻》，是对美国电影制作法规海斯法案（Hays Office Regulation）的颠覆与嘲弄，这条法规禁止演员间有超过三秒钟的唇部接触。同时期，安迪·沃霍尔制作了一件同样叫做《吻》的网版版画（The Kiss），采用恐怖片《吸血鬼》（Dracula，1931）中德古拉爵士噬吻米娜·哈克颈部的经典镜头。这些影片都不包含声轨。无声、反叙事过长的放映时间和极限主义的取向使它们根本不可能在一般的电影院中放映。对沃霍尔来说，电影就像是平面创作的延伸，胶片就是画布与纸以外的另一种载体。无论绢印、摄影、电影，都只是沃霍尔整体创作的一部份。以固定境头对被摄物长时间连续拍摄，其实就和一系列玛丽莲·梦露头像的创作理念是一致的。后来沃霍尔将《口交》、《沉睡》、《吻》、《帝国大厦》的影像抽出来制成网版版画，用不同的媒材二次回收自己的作品。
1965年的《妓女》（Harlot）是安迪·沃霍尔第一次在电影中使用声音，但非常粗糙，要到与楚克·温（Chuck Wein）和保罗·莫利赛的合作关系建立以后，沃霍尔对声音的处理才比较用心。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楚克·温和莫利赛在「工厂」的的重要性逐渐增加；尤其是莫利赛，他对好莱坞电影的兴趣促使工厂电影逻辑化。如果说，《口交》、《沉睡》、《吻》和《帝国大厦》是一个平面和造型艺术家的电影创作，楚克·温和莫利赛则以电影工作者的身份介入了工厂电影的创作。从此，沃霍尔电影的题材虽然前卫依旧，但逐渐拉近与观众间的距离，不再挑战观众耐力的极限，甚至在影片中加入叙事的元素，在对白中加入一丝幽默感。按照义大利影评人亚普拉（Adriano Apra）的说法，是楚克·温和莫利赛使安迪·沃霍尔背离了他自己重实验性的取向。
1965年的《我的小白脸》（My Hustler）片长约65分钟，由两部分组成。影片的情节相当简单，像是一个没有故事的故事，第一部分拍摄于一个面海的渡假小屋，小屋的主人Ed带着他的保镖仆人Collie和他新包养的小白脸Paul来海边渡假，Paul一个人在沙滩上晒太阳，Ed则在小屋的露台上窥视着他。随后，Ed的邻居富有的年轻女孩Genevieve及另一个中年的男同性恋者Joe加入他，三个人开始无休止地讨论Paul 的健美的肉体，以及如何勾引他，甚至和他上床等。第一部分最后，Genevieve试图挑逗沙滩上的Paul，替他擦防晒乳，两人一起到海中戏水。这部分由三个分别长约16分钟、4分钟及12分半的长镜头组成。摄影机架设在小屋和海滩之间，以便于镜头在两者之间来回移动，近、中、远等不同的景框则以伸缩镜头来完成。第二部分只有一个约32分钟的固定长镜头，拍摄于Ed卧室中的浴室，Joe教导Paul该有的仪态以及如何取悦自己的雇主，如此而已。《我的小白脸》实质上是一部对话剧（a conversation piece），喋喋不休对话围绕著性与挑逗，反映出有闲阶级生活的空虚和百无聊赖。这部片拍摄于1965年9月，拍摄仅一个周末，外景地在纽约的火岛（Fire Island）。影片的成本约四到五千美元，在纽约哈德逊剧院上片第一周的进帐在三万美元上下。
沃霍尔的影片多半是十六厘米的黑白片，影像的颗粒明显，如有摇镜等摄影机运动时，难免意外的晃动，伸缩镜头也常常出现失焦。制作的快速和技术上的疏陋使沃霍尔的影片有点家庭影片和业余电影的味道。这种粗糙的质感，增强了纪录的特色。事实上，沃霍尔使用的Auricon十六厘米摄影机便是当时新闻记者所爱用的机型，轻巧、可以同步收音，也可以长时间拍摄。这台Auricon的摄影机是沃荷在《帝国》的筹备期购入的，当时便是看中了这台机器可以长时间拍摄的功能。
（The Chelsea Girls在沃霍尔这时期的影片，譬如《我的小白脸》和《切尔西女郎》（The Chelsea Girls，1966）中，纪录性让观众更贴近电影中的事件，加上长镜头的使用，往往是一场戏一个镜头），使每一个镜头都是与现实同步的真实时间。以《我的小白脸》的第一部分为例，当摄影机长时间面对Ed、Genevieve、Joe拍摄的时候，观众似乎近距离地旁观了他们的对话，当摄影机突然间转向海滩上的Paul，Ed、Genevieve和Joe的对话以画外音的形式持续下去，观众又马上成为与他们一同窥视Paul的同流者。
1966年的《切尔西女郎》在商业及影评上获得成功，影片在全美一百多家影院上映，沃霍尔的影片从第一次地下跃上台面，同年的第六届独立电影奖的颁奖辞是这样形容他的电影：
“安迪·沃霍尔将电影带回了它的源头，带回了卢米埃尔的时代，他更新和净化了电影。在他的作品中，他放弃了形式与内容上的铺张，他的镜头以最简单的态度聚焦於最简单的影像。艺术家的直觉是他唯一的导引，他以一种偏执的态度纪录人的日常生活及他周围所见的事物。奇异的感受透过他的影片开始产生。世界改变了它的调性；它变得强烈而有张力。我们所见的世界比过往清晰，但并不是在一个被高度戏剧化的状态，也不是为了服务于其他什么目的，只是单纯、最低限的原质，像吃就是吃，睡就是睡……”
三小时长的《切尔西女郎》就是这样的一部影片。由于大部分的段落拍摄于纽约切尔西旅馆，《切尔西女郎》的原名就叫做《切尔西旅馆》。影片由十二部30分钟的短片组成，短片的内容仅是一般日常生活的片段，表面上看起来像纪录片，其实是演员们依照沃霍尔的概念即兴发挥而成。影片采用了分割画面（split screen），也就是将两组（或两组以上的）影像并列，同时放映，比如，《切尔西女郎》中第一、第二短片合成一组，第一短片放映时在右，第二在左。影片的音轨只有一个，由两个片段的对白交错剪辑而成。这样的形式让两个单纯的生活场景产生化学变化，两者间既像镜子般互相对照，又不时融合成不可分割的一体。分割画面的形式在当时相当前卫，《切尔西女郎》的成功，直接间接地启发了其他美国电影对分割画面的运用，例如Richard Fleisher的The Boston Strangler（1968）、布赖恩·迪帕尔马（Brian De Palma）的Blow Out（1981），以及迈克·菲吉斯（Mike Figgis）导演的Time Code（2000）。
相对于许多沃霍尔前卫的电影，《切尔西女郎》的形式虽然眩目，但却是一个冥想性强的作品。沃霍尔将悲伤的、喜悦的、冷漠的、浮华的、迷惘的众生相并置，拼贴出一幅现代人的肖像。当年的《新闻周刊》称它为“地下的伊里亚德”（Iliad of the underground）。
1967年的《我，一个男人》（I, a Man）是沃霍尔第一次触碰异性恋的题材，由八个短篇组成，每个短篇的结构大小异，其实就是同一男子（汤姆·贝克〔Tom Baker〕饰演）与八个女子间的性冒险，然而他的性冒险却总是受外务干扰或无疾而终。例如：第一个短篇中，汤姆和辛西亚·梅（Cynthia May）饰演的女子前晚才首次邂逅，早晨起床后汤姆再次向辛西亚求欢，辛西亚一再以父母会突然进房间或女佣会来打扫等借口回绝，结果两人只得在床下仓促完事。第二个短篇中，汤姆和史蒂芬妮·格雷（Stephanie Graves）饰演的女子在一个大厦顶楼打得火热，衣衫褴褛的时候她告诉他，她是一个被包养的女人，她的公寓便是她和情人每周两次幽会的爱巢。第三个短篇中，汤姆和英格丽·苏波斯塔（Ingrid Superstar）在桌边闲聊，汤姆起初嘲笑英格丽的婴儿肥又吵著要看她的胸部；英格丽给汤姆看她的胸部，汤姆试著爱抚她。为了和英格丽上床，汤姆骗她说他可以通灵，他让她躺在桌上，进行招魂的仪式，结果英格丽在半催眠的状态下谈起她的建筑师男友。
在表面上，《我，一个男人》是一系列的性喜剧，描写一个四处沾腥的男人常常不得其门而入，不然就是得屈就于荒谬的状况，才能达成自己的目的。汤姆·贝克的角色，安迪·沃霍尔原本属意The Doors乐队的主唱吉姆·莫里森，但由于莫里森的经纪人反对，才启用莫里森的好友汤姆·贝克。
在《我，一个男人》中，沃霍尔采用了Strobe Cut的技术，也就是在拍摄过程中必须快速关闭再打开摄影机，以造成影像和声音的断裂，而演员的表演则不中断，这种技术得在一个可以同时收音的机器上执行，在快速开关之间，机器会发出短促的哔声，影像则会出现短暂的曝光。因此，在《我，一个男人》中某些紧要关头的时候，观众只快速地看到重点，伴随而来的则是一连串的闪光和哔哔声，就像是影片被电检局动了剪刀似的，让入戏的观众徒然感到沮丧。
如同沃霍尔一贯的创作观，《我，一个男人》是系列生活场景的片段再现，影片并不提供事件的因果和角色的背景，人也只是无根无家的符号。在这些有趣的生活场景背后，可以看到的是人的空虚、徒劳，以及人无法改变现状的无奈。
有趣的是，影片中的第七个女孩正是1968年6月3日枪伤沃霍尔的瓦莱丽·索拉娜丝（Valerie Solanas）。如同她在《我，一个男人》中的角色，索拉娜丝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她第一次到工厂，是为了她自己所写的剧本寻求拍摄机会。这个名叫Up Your Ass的剧本相当前卫、大胆，连向来大胆的安迪·沃霍尔都吓了一跳，还以为索拉娜丝是警方派来的卧底，诱他触犯风化罪。起初，索拉娜丝以为沃霍尔会采用她的剧本，然而，当这剧本在工厂无端遗失之后，沃霍尔便成为索拉娜丝纠缠不清的对象，也种下她日后枪杀沃霍尔的种子。她开始向他要钱，要他付清她在切尔西旅馆的租金，因此沃霍尔才以二十五美元的酬劳让索拉娜丝在《我，一个男人》中客串。索拉娜丝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安迪·沃霍尔正忙着影片《寂寞牛仔》（Lonesome Cowboys）的剪接工作，子弹近距离射进他的胸部，几乎致命。索拉娜丝入狱后出版的女性主义著作《S.C.U.M宣言》（S.C.U.M 〔Society for Cutting Up Man〕Manifesto），使她一度成为女性主义基本教义派的象征。加拿大女导演玛莉·哈伦（Mary Harron）曾于1996年将索拉娜丝枪杀沃霍尔的事件搬上大银幕，名为《我枪杀了安迪·沃霍尔》（I Shot Andy Warhol）。
沃霍尔在《寂寞牛仔》的拍摄中《寂寞牛仔》是109分钟的彩色片，由安迪·沃霍尔与保罗·莫利赛合导，莫利赛最钟爱的男演员乔·达里桑德罗（Joe Dallesandro）和工厂的超级巨星Viva主演。《寂寞牛仔》是关于一群同志牛仔住在一个只有一个女人的偏远小城的故事，影片拍摄于亚利桑那州的 Tuscon，与某些约翰·韦恩（John Wayne）主演西部片的外景地相邻。《寂寞牛仔》是沃霍尔最具爆炸性的影片之一，拍摄期便受到FBI的关注，影片中Viva被集体强暴的场面更是争议不断。1968年11月，《寂寞牛仔》赢得旧金山影展的头奖。作为美国西岸同性恋大本营、知识分子与学生活跃的开放城市，旧金山影展的肯定对“导演沃霍尔” 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同年的《蓝色电影》（Blue Movie）是安迪·沃霍尔亲自执导筒的最后一部影片，是一部133分钟长的彩色有声片。《蓝色电影》原名Fuck，1968年10月拍摄于纽约格林威治村一间公寓。虽然在片中演员Viva和路易斯·瓦登（Louis Waldon）发生真正的性关系，但影片中一大部分的时间，他们都花在讨论越战、做菜和淋浴上。《蓝色电影》的蓝色，是因为拍片时忽略了透进室内的日光，冲片后整部电影呈现蓝色调。原名过于耸动，沃霍尔索性将它称为《蓝色电影》，企图避开FBI的耳目。
Blue Movie以当时的社会风气来看，《蓝色电影》不论在叙事或性的呈现上都极具挑衅的意义，与当时道德崩解和性解放的时代气氛吻合，也因此屡遭检警的干预，从单厅放映的New Andy Warhol Garrick剧院撤片。撤片后，沃霍尔以书的形式将《蓝色电影》重新出版，完整保留了影片的静照和对话。
沃霍尔本人曾经这样说过：“我一直希望拍一部纯粹关于性交的电影，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就像《吃》（Eat， 1963）就只是吃，《睡》就只是睡一样。所以1968年10月我就拍了一部Viva和路易斯·瓦登性交的电影，我称它为《干》。”如同沃霍尔所言，《蓝色电影》某些创作理念的确和他最早期的影片遥相呼应，比如对性交这个状态的呈现，越战等外围话题仅是影片的框架。除了性和个人的解放，沃霍尔的影片很少对当时政治和社会有直接的指涉或批判。在同时期的电影中，《蓝色电影》的虚无以及对性的偏执，和贝托鲁奇1972年的《巴黎最后探戈》有相当程度的重叠，只是两者一冷静一感伤，冷静的《蓝色电影》宣告了一个[[1970年[[这个新时代和一种新道德观的来临，感伤的《巴黎最后探戈》则像一首挽歌，提早预示了这个时代的结束。
艺术评论
按照安迪?沃霍尔自己的说法，他和文学家杜鲁门?卡波蒂秘密订婚十年，每日一封鱼雁频传，相互以裸照为信物。他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无处不在的偶像，他对性取向毫不掩饰、招摇过市的形象几乎家喻户晓。
或许我们应该感谢安迪?沃霍尔，正因为1960年代席卷一时的波普运动，同性恋成为一种身份标示，连同披头士、滚石音乐、招贴艺术和吸毒场面，作为青年亚文化和地下文化的表现，获得了某种生存权利：波普成为了年轻一代追求新艺术和新生活、反抗艺术权威与社会规范、进入艺术市场的方式。
另一方面，在形形色色的现代艺术展、前卫展和双年展上，却到处都是安迪?沃霍尔。丝网印刷的四色头像年复一年复制着对安迪?沃霍尔的致敬；几个小时、缓慢的、时间停滞般的电影风格仿佛是安迪?沃霍尔《帝国大厦》风格的回声；还有更多依靠社会出镜率一夜钻营成社会名流者在努力实践着安迪?沃霍尔的生活哲学，他的一句名言被反复引用：“在未来社会，15分钟内，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成功。”安迪?沃霍尔曾说：“人生下来就像被绑架，然后被卖去当奴隶。”
美国现代通俗艺术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1967年女同性恋者维米莉?苏莲娜刺杀安迪?沃霍尔。安迪?沃霍尔遇刺后一直没有康复，1987年死于外科手术，维米莉被判3年徒刑，她声称安迪?沃霍尔过多压制了她的生活。她曾经被安迪?沃霍尔拒绝发表的作品《泡沫声明》此后多次再版，成为女权主义经典作品。此次刺杀事件被看作是对男权社会所谓最前卫观念的一次冲击与反抗，一次边缘面对主流的毁灭与自毁—看来，边缘并不永是边缘。
安迪?沃霍尔作品的内容与美国社会的消费主义、商业主义和名人崇拜紧密相连，是针对消费社会、大众文化和传播媒介的产物。在沃霍尔的作品创作中，由于他选用题材和创作内容的广泛，作品开始突破以往单一模式，体现出强烈的创新精神。其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机器生产式的复制，完全相同的主题元素或者不同色相的主题元素在同一个作品中不断重复出现。
沃霍尔擅长绘画、印刷、摄影之间的跨越使用，不断利用传媒而重复传媒，他大胆尝试凸版印刷、橡皮或木料拓印、金箔技术、照片投影等各种复制技法。他对新媒介的关注，为其设计找到一个契入口并逐渐转化为与多元媒体设计的完美结合。
艺术是生活的艺术，生活是艺术的生活。艺术形式与自然界的生命形式具有同构性，安迪?沃霍尔用独到的表达方式诠释了当时工业化大批量生产的背景下，西方社会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的文化观、消费观及其反传统的思想意识和审美趣味。
以安迪?沃霍尔为代表的波普艺术家通过广泛的艺术探索改变了世人评价世界、生活和艺术的方式，并以此证明生活和艺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艺术不再是少数人享用，而属于普通大众，并逐渐以新的方式从为权贵服务转向为民众服务的民主化进程。可以说安迪? 沃霍尔在波普艺术中的开拓和革新对于现代艺术的多样化和互融性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艺术家小传
来自 艾未未 《我将是你的镜子——安迪?沃霍尔访谈精选》序
二十年前，我呆在纽约曼哈顿的下东城区，一个乱糟糟的地方。1987年，安迪?沃霍尔因医疗事故突然离世，这个消息使城市黯然失色，大家都沉浸在伤感之中。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离去了，随着那些确实的、离奇的、虚荣的与他相关的变迁、人物、事件，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突然失去了磁力。那一天是1987年2月22日。
关于逝者的文字总是支离破碎的，哪怕是一个昨天还鲜活的人，一件发生在昨天的事，回忆总是不确切、言不及义；人走时会带走所有的灵性。人们只能感受缺失，无法说清楚缺失了什么。
有三百年历史的曼哈顿，是白人从土著印第安人手中用相当于二十多个美元换来的土地。在岛南端的一块巨石上刻着一段话，大意是“让你们这些穷苦的受到伤害的无助的不得不离开家乡的人们，到我这里来……”梦呓般的文字如同出自醉汉之口，说的是关于平等和自由的事。这些来自不同角落的人们，没有一刻让这里消停过。每个人都来自遥远的地方，冒险者、异教徒、逃亡者、私奔者、寻梦者、托派、无政府主义者、未来派、失恋诗人、善良的、偏激的、永远饥渴的强健的流汗者、比天仙更美丽的娘儿们，活在一个疯狂的无畏的年代，新大陆的慷慨、磊落、平等和宽容，成全了人们的梦想；给这个城市和国家染上了一层神奇的色彩。
安迪?沃霍尔出生在宾州的森林城，从捷克斯洛伐克移居美国的父亲在矿上工作，安迪是围着母亲喜欢吃零食听故事的孩子。单调消沉的童年时光与他炫目的未来构成了难以想象的反差。他1949年来到纽约，敏感天性和精致手艺使他成为商业设计中的高手。那是视艺术为神圣之物、艺术家为殉道者的年代。他的启蒙老师安东尼奥说“将来会有一天，商业艺术就是真正的艺术。”这使他难忘，这句话离成为现实还有很远的距离，它需要一个特殊的人用不凡的一生来证明。
关于安迪?沃霍尔，不确定的事和确定的一样多，他是美国最广为人知的艺术家，但是只有不多的人知道他真正做过什么。安迪的原名是安德鲁?沃荷拉，生于1928年至1931年之间，至少在不同的文件上这样注明；他说1930年10月28日的日期不准，而1928年6月6日是通常被认可的日子。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他死亡的日子。
尽管关于他有着最广泛的出版物，极高的曝光率，安迪?沃霍尔的艺术价值在生前并不被广泛承认，它们远远超过了那个时代的期许，他改变了美国艺术的现实和理想。这些价值可以从对他的种种误读中看出：羞涩的同性恋、疯狂的恋物者、自我矛盾不知疲倦的人、男扮女装者、为了虚荣和朋友而生的人、眼中只有快乐时尚的浮光掠影、迷恋虚幻价值的人；在不同地方对不同的人重复说着同样的话，永远没有正经无法深刻的蜡像般的人。如同一种奇花异草，它只生长在山崖的某个高度，了解了他，你会心生感激，你会更加了解美国。他的一生演变为美国艺术发生的最美的传说。一个独有的、纯粹美国价值的艺术家，艺术因他而完善，他的离去带走了一个时代。
玛丽莲?梦露、死刑电椅、米老鼠、毛泽东、印花墙纸、灾难、小人书、帝国大厦、美元、可口可乐、爱因斯坦……没有人知道他到底留下了多少作品，它们广泛而杂芜，几乎涉及了他的时代所有的人物和事件。他毫无忌讳地应用和开拓了多种媒介和表现可能，并涉足众多不同的领域，设计、绘画、雕塑、装置、录音、电影、摄影、录像、文字、广告……安迪?沃霍尔创造了真正的可以对抗传统的、商业的、消费的、平民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的艺术；他身边的模特们帮他选出她们喜欢的色彩来绘画；他的母亲为他的作品签名；他无论何时何地都在拍摄和录音；他只是比时代早了几十年。
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一代人的价值观取代了传统；深刻、精英、历史、永恒、优越、成熟、绝对、唯一，这些价值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现实、表面、瞬间、感性、快乐、平等、简单、机械、重复、大众；是这些概念更新了民主和自由的品质。在那个年代的美国，在不经意间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英雄，这很是令人惊叹。
安迪?沃霍尔是自我制造繁衍的产品，他的传播是其自我特征，包含了他的所有的活动和生命本身；作为复杂的兴趣和荒诞的行为的综合体，他实践着时代的热情、欲望、野心和幻想；他创造了一个广泛感知世界、实验性世界、平民化世界、非传统经验世界、反精英反贵族的世界。这是人们不情愿接受的安迪?沃霍尔的真正价值，也是他终究没有被真正认识的原因。安迪?沃霍尔的最大的价值是他用一生的实践完成了对传统的艺术价值和社会秩序的反讽和不屑，用虚幻的表象战胜他不情愿的、残酷无情的、没有人性的真实世界。而真正的讽刺是在他离世后，他已经成为新的更大的更空虚的现实中的偶像，他的不屑本身已经成为后世的经典。真正的艺术家的悲剧不在其生前而在其死后，成功的命运总是走向其反面，你曾有多么辉煌，你就将会变得多么无聊。这是他的作品价格一路飙升的注解。
关于安迪?沃霍尔，没有谁比他自己说得更清楚了：
“我的画面就是它的全部含义，没有另一种含义在表面之下。”
“如果你想了解一个真正的安迪?沃霍尔，只需看看的我绘画、电影和我的外表，没有什么东西隐藏其后。”
“我的作品完全没有未来，这我很清楚。只需几年时间，我的一切将全无意义。”
“在未来，每个人都能出名15分钟。”之后他又说，“每个人都可能在15分钟内出名。”
“好的摄影就是把焦距对准名人。”
“我将去任何事儿的开幕式，包括一只马桶。”
“我不参加葬礼，同样地回避婚礼，我从来不喜欢节假日，我认为节假日是一种病，我不愿意旅行，除非是为了工作。”
“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是一部机器，每个人都应该和另一个人一模一样。”
“我喜欢无聊的东西，我喜欢一样的可以被不断的重复的事。”
“我的画从来不是我所想要的那样，但是我已经习以为常。”
“如果不是每个人都是美的，那就没有人是美的。”
“你仔细想想看，百货商店就是一个博物馆。”
“所有的我的电影都是人为的，我看所有的东西都有虚假的成分。我不知道虚假会在哪里停住，真实可以从哪里开始。”
“我从不阅读，我只看画面。”
“这个国家的伟大之处在于，在美国开始了一个传统，在那里最有钱的人与最穷的人享受着基本相同的东西。你可以看电视喝可口可乐，你知道总统也喝可口可乐，丽斯?泰勒喝可乐，你想你也可以喝可乐。可乐就是可乐，没有更好更贵的可乐，你喝的与街角的叫花子喝的一样，所有的可口可乐都一样好。”
“我总是感觉到我说的话是言不由衷的，不是我要说的，采访者应该告诉我他想要我说什么，我会一句一句地重复他想要的。我想这样真是太好了，因为我是如此空洞，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任何要说的东西。”
“我从来没有不在状态，因为我从来没有状态。”
尽管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社交动物，在他去世后，许多事迹仍然让世人不能相信。他每天回到上东城的家中，和母亲住在一起，一只猫，两个菲律宾女佣，过着隐居的生活。在他的家中，没有现代的器物，没有当代艺术品，只有路易时期的古典家具和古典油画。他疯狂购买的巨多东西中，古旧手表、珠宝首饰、杜尚的小便池、化妆品、玩具……无奇不有，在他死后的苏富比为他举行的专场拍卖中，许多是第一次才打开包装；每年圣诞节他一定在哈林区的一家教堂为穷人赊粥；每天早晨9点半，无论在何地，他都打电话给秘书，口述记下前一天发生的每件小事，从不间断，成为了一部详尽和神奇的个人史。
那是人们不熟悉的世界，在那里空虚无聊但煞有介事。可是丢失了空虚和无聊的世界是怎样的空虚。1987年2月14日，在他去世前一周，他在日记中写道：“做琐碎的事，很短的一天过去了，没有什么发生，我上街购物，回家电话聊天，如此，真是很短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