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籍贯： | 安徽桐城 | ||
阅读姚莹在历史大观的作品!!! | |||
姚莹崇尚程朱理学。但他“耽性理,兼怀济世”（《论心罪檄文》），做官清廉自守，注意时务，有政声，也有一些有关实际政事的著述，陆以□说他"负经济之学，尤长于论兵"（《冷庐杂识》卷三）。
在文学上，姚莹承袭家学，曾亲聆姚鼐教诲，名列所谓"姚门四弟子"，为桐城派古文家。他论文继承桐城派的“义法”说，“才、学、识三者先立其本，然后讲求于格、律、声、色、神、理、气、味八者以为其用”，使文章“关世道而不害人心”（《复陆次山论文书》）。他的文章除阐释性理者外，包括论辨、序跋、赠序、书信、记传、杂文等，“举声音笑貌、性情心术、经济学问、志趣识见乃至家声境遇，靡不悉载以出 ”（方东树《石甫文钞题辞》）。又“善持论，指陈时事利病，慷慨深切”（姚浚昌语）。如《通论》、《再复座师赵笛楼先生书》等，于论政议事之中，渗透着自身的遭遇感慨和切愤深忧，激昂豪宕，文笔骏利而富于感情。他的文章也时有琐碎、粗糙之病，缺乏剪裁与锤炼。
姚莹赞许汉乐府民歌“皆人情天籁，无假修饰，最有兴观群怨之旨”(《谣变序》),以"风之过箫"(《后湘诗集自叙》)自喻己诗。他的诗大都是写自身感受,或吟咏性情和山水风物，或抒发宦途摧挫之感，忧时悯民之怀。诗风以盛唐为宗，兼有汉魏古诗的影响。
姚莹的《康輶纪行》系考察西藏后而著。他提出要警惕英国对西藏的侵略，加强沿海及边疆的防务。他认为，英、法、美等国远离中国数万里，他们多年来研究中国，对中国的地理人事很熟悉，而我国对他们却没人了解，这是中国失败的原因。有感于此，姚莹在书中记载了不少有关英国、法国、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历史地理知识。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时任清朝台湾兵备道的姚莹和总兵达洪阿积极备战，组织台湾军民抗击英国侵略者。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9月30日，英国侵略军侵入台湾鸡笼港口，英国一艘双桅炮舰向鸡笼（基隆）轰击。我台湾军民奋起反击，被参军邱镇功开炮击伤，触礁沉没，毙英军32人。当侵略军上岸逃命时，为台湾“屯丁乡勇”分头追击捕获，生俘130人，缴获武器及地图，击退英军的进犯。这是台湾军民抵抗英国侵略台湾取得的第一次胜利。10月19日，英军三桅兵舰进攻台湾三沙湾炮台，我台湾守军团结一致，把英军击退。 1842年3月11日，英军三艘三桅军舰驶入台湾大安港，被大安港守军予以击退，英军49人被守军俘虏。1842年9月29日，清政府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牛鉴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南京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此后，璞鼎查要求清政府惩办台湾抗战将领。清政府竟然完全应敌所请，将姚莹、达洪阿革职逮问。
姚莹保卫台湾
姚莹是鸦片战争时期，领导台湾军民英勇抵抗英军侵略的著名爱国官员。他与林则徐、魏源，同是当时主张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国家近代科学技术以抵抗外来侵略的代表人物。
姚莹从小好学，对书无所不窥，往往“博证精究，每有所作，不假思索，议论闳伟”，其“文章善持论，指陈时事利害，慷慨深切”。嘉庆十三年(1808年)中进士，次年招入粤督百龄幕府，当时海寇骚扰，日事招讨，因而得知海上事。嘉庆二十一年 (1816年)任福建平和县知县，办事干练，诛奸抑暴，“所至鸡犬不惊，民无扰攘，风俗一变”。次年，调任龙溪知县，无论贫富，秉公断狱，漳人大悦，被誉称“闽吏第一”。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春，调任台湾知县。道光元年(1821年)任噶玛兰通判。在任期间，他多方规划，建造城垣衙署，改筑仰山书院，大力鼓励人民开垦，兴利除弊，积极促进汉族人民与高山族人民的民族团结友好，对开发噶玛兰作了积极贡献，因而“深得士民心”，政声震一时。后来，因龙溪别案，受害革职，“台人大失望，群走道府乞留”。道光十一年(1831年)三月至京都，与龚自珍、魏源、张际亮、汤鹏等相交游，讲究经世之学，关注国计民生，时政利病。道光十二年(1832年)至十四年(1834年)间，任江苏武进、元和知县。当时，道光帝诏谕朝廷内外大臣举荐人才，姚莹为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所器重，力荐朝廷，皆认为“可大用”。林则徐推荐姚莹的评语，尤为恳切。他说：姚莹“学问优长，所至于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前任闽省，闻其历著政声，自到江南，历试河工漕务，词讼听断，皆能办理裕如。武进士民，至今畏而爱之。”于是，升为高邮州知州，未赴任便调署淮南盐监掣同知。道光十六年(1836年)，入都引见，道光帝“察其才，具明白谙练”，于次年授台湾兵备道，赏加按察使衔。
台湾镇总兵达洪阿“性过刚，同官鲜与合”，道光十七年(1837年)姚莹至台，彼此“亦有龃龉 ”，历经两年，姚莹待之以诚，达洪阿深为佩服。某日登门谢过，他对姚莹说：“武人不学，为君姑容久矣，自后诸事悉听君，死生福祸愿与共之”。于是，结成兄弟之交，相互团结合作，以后他们在鸦片战争期间领导台湾军民抗英，屡次取得重大胜利。
道光十八年(1838年)闰四月，黄爵滋奏请严禁鸦片，加重罪名，重治吸食，姚莹认为“非此不能力去沉疴，振启聋瞆”，并会同台镇出告示严申禁烟，命营弁严加查拿，“有买卖鸦片者分别搜拿封毁”，“初犯者刑，再犯者死”，于是各地烟馆，纷纷关闭，一时鸦片几绝。林则徐赴粤查禁海口事件后，姚莹对英国军事侵略保持警惕，认为“夷情狡谲，绝其贸易，有事用兵，此亦事势之必然者。”
姚莹会商总兵达洪阿，对守卫台湾，采取“以守为攻，诱敌入境”策略，保固藩篱，“不御敌于港门之外”而“诱之登岸以取胜”。认真训练水师，严格选择将帅，积极修整炮台船只，添置轮船弹药，加强沿海巡逻、稽查，严防鸦片走私和偷渡。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舰闯入台湾鹿耳门外马鬃洋面挑衅，姚莹即令水师出击，英舰狼狈向西南大详逃窜。七月，他向闽浙总督邓廷桢提出募壮勇、练水勇、雇快船等七条防英急务。并且，亲自巡视南北各路海口，勘察水域深浅，查明船只炮位配备，进而制定台湾十七口设防图。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英舰第二次进犯台湾，未能得逞。
同年八月，英舰“纳尔布达”号驶入鸡笼(基隆)，攻打二沙湾炮台，参将邱镇功发射八千斤巨炮，轰断其桅捍，英舰退出口外，冲礁击碎，英军纷纷落水，死者无数，有的凫水上岸，有的抢搭舢板逃生，官兵与壮勇结合，分头追击，击毙和俘虏英军一百六十六人，缴获新式大炮十门。
为了进一步加强防御，姚莹积极组织民力，即发谕示数百道，由各地耆壮，申约连庄，添练壮勇，“ 家自为守，人自为兵”，乡勇从原一万三千余人增至四万七千余人；并且，揭露英军野蛮逞凶罪状，遍加晓谕，“使人皆切齿，共奋同仇”，又颁发告示，实行信赏必罚，“如兵民奋勇破夷，凡所获夷船银货，悉与出力兵民充赏”，于是，“台湾擐甲之士，不懈于登陴，好义之民，咸奋于杀敌。”
九月，英军攻陷定海后，借口索还上次战俘，于十三日凌晨，再到鸡笼窥伺，进攻二沙湾、三沙湾，受到当地军民还击，英舰见我人众山险，不敢仰攻，午时逃驶出口。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英舰三只，进犯淡水、彰化交界的大安港，姚莹不与其海上交锋，采取“计诱搁浅，设伏歼擒”战术，密示巡检高春如等，募渔民周梓伪装奸细，把敌舰“安因”号引入土地公港，触礁搁浅，即令该处伏兵奋力攻击，打死打伤英军六十人，汉奸五人，缴获大小铜铁炮十三门，鸟枪二十支，短刀二十七把。
后来，英军勾结草鸟船，侵扰台湾，又遭失败。
同年七月，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朝政府与英军头目璞鼎查签订《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英双方交换战俘。九月，璞鼎查在厦门发表文告，进行讹诈，诬蔑姚莹、达洪阿“冒功”，“枉杀”其“纳尔布达”号和“安因”号“遭风难民”，要求清朝政府将其“去官正法”“以命抵偿”，否则“干戈复起”。耆英勾结穆彰阿危词恫吓，相继弹劾，充当侵略者帮凶，加罪姚、达，声称“该夷之欲求伸冤，尚非无端启衅”，“不值因此一端，致抚局又形决裂”⒂。道光帝在璞鼎查威胁下，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一月，派新任闽浙总督怡良赴台传旨查办。姚莹据理驳斥璞鼎查“遭风难民 ”谎言，他说：“如系商船，为何开炮攻我炮台？所有取获大小炮位多门，及夷人战甲、内地营中炮械尚在可证”；并且指出，“该夷捏称遭风商船，以饰其来台挫衄之耻”⒄。怡良不顾事实，强迫姚、达供认英船系遭风破碎，“实无兵勇接仗之事”。台湾士民不肯为英方作证，而且，“千百为群，日匍伏于大府行署，纷纷佥呈申诉者，凡数十起”，尤其“精兵千万，攘臂呶呼，其势汹汹”，充分显示台湾军民反对封建统治者投降媚外的爱国精神。
但是，这时清朝政府已决定对侵略者投降，同年三月，姚莹和达洪阿还是被加以“欺饰冒功”罪名，遭革职查办，并从台湾押解，经福州，送京都。八月，入刑部狱。刑部逮讯时，“台谏交章论救”，而粤督耆英却致书京都某大臣，声称：“不杀台湾镇道，我辈无立足之地”。但，在舆论压力下，清朝政府不得不放他出狱。十月，贬谪川、藏。
姚莹怀着爱国义愤，抨击“和局”。“时至今日，海外诸夷，侵凌中国甚矣。沿海数省，既遭蹂躏，大将数出，失地丧师，卒以千万取和。至今海疆大吏，受其侮辱，而不敢较”，而“忠义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日夕愤恨，思殄灭丑虏，捍我王疆，以正人心，以清污秽。”回顾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他认为“正由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⒇，而英吉利、佛兰西、米利坚对中国地利人事，“彼日夕探习者已数十年，无不知之，而吾中国曾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胜负之数，已皎然者矣。”一因而，要有效抵抗侵略，就必须首先了解外情。
其实，远在嘉庆年间，姚莹就开始“购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二；在台湾抗英斗争中，他重视仿求英舰“坚大”、“灵捷”要领，主张督造“巨舰”，仿铸“夷炮”；而鸦片战争后，他更加注意时事与世界大势，热心搜购外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书籍，并纵论时事，指陈得失，积极寻求抵抗外国侵略之策。
道光二十五年(1845)，他在西南各地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著《康輶纪行》一书，旨在“知彼虚实”“徐图制夷”，以“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他说：“莹为此书，盖惜前人之误，欲吾中国稍习夷事，以求抚驭之方耳”三。该书对英法历史，英俄、英印关系，印度、尼泊尔、锡金入藏交通要道，以及喇嘛教、天主教、回教源流等问题，都有所阐述，尤其注重考察西藏地区情况，揭露英国侵藏野心，建议清政府加强沿海与边疆防务，以反抗外国侵略。
道光三十年(1850年)咸丰帝即位后，因镇压农民起义的需要，他与林则徐同时被重新起用，授湖北盐法道，未行，擢为广西、湖南按察使，曾在广西参与向荣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后办粮台，尾追太平军至湖南，病死军中。他生平著作，有《中复堂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