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贯: | 伦敦 | ||
阅读崔瑞德在历史大观的作品!!! |
崔瑞德曾与西门华德(Walter Simon)、白乐日(Etienne Balazs)及龙彼得(Pietvander Loon)等欧洲知名汉学家一道工作。60年代开始,他不断访问美国,寻求学术合作,又与芮沃寿和芮玛丽夫妇(Arthurand Mary Wright)、杨联升(Yang Lien-sheng),以及牟复礼(Frederick Mote)等学者结下友谊。
《泰晤士报》说,崔瑞德和善而好客,颇具幽默感,见识过人,但晚年苦于病患。夫人已先他于1993年去世。他遗下两子,彼得与尼古拉斯。
他是二战以来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也是西方隋唐史研究的奠基人,且因他所发起和主编的15卷《剑桥中国史》而享誉世界
《剑桥中国史》系列的发起人和主编之一、卓越的中国古代史学
者崔瑞德(Denis Twitchett)2月24日在英国剑桥去世,终年80岁。
《泰晤士报》、普林斯顿大学网站和《纽约时报》分别于3月15日、22日和30日刊发了讣闻。
上述报道均未提及崔瑞德的确切死因。
崔瑞德有中文名字杜希德,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中文版写作崔瑞德,本文从之。
崔瑞德是二战以来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也是西方隋唐史研究的奠基人,他在这一领域的著述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填补了西方汉学研究的一大空白。
《泰晤士报》的讣闻虽依传统没有作者署名,但以专业文字回顾了20世纪西方汉学研究的发展。文章说,二战结束前的汉学研究,除法国的沙畹(Edouard Chavannes)、伯希和(Paul Pelliot)以及德国的福兰阁(Otto Franke)之外,很少有学者对中国漫长帝制时代的政治运作产生兴趣。崔瑞德是这方面的先驱。他从唐代的官僚体制入手,以能为今人充分理解的方式,再现了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对唐朝的行政机构、政策法规、经济调控,以及地区差异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考察,并细化到税收征集、货币制度、印刷术、佛教对社会生活影响、以至音乐表演以及中国与中亚及日本的关系等全方位研究。
“崔瑞德教授是定义了过去50年西方的中国历史研究的权威之士,”崔瑞德的弟子、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助理教授Yang Lu说,“(他是)中古时期中国史领域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研究涉及了公元500到1000年间中国历史的许多关键问题。他的大部分著作依然是有关那一时期的标准读本。他作品的影响广及多个领域,特别是中国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研究。他在这些领域内的观点和方法激励并驱使着几代历史学家谋求创新。”
《剑桥中国史》
不过,崔瑞德教授最为人所知的身份,还是总计15卷的《剑桥中国史》主编。这是迄今为止以英语出版的最大、也是最全面的中国历史著作。崔瑞德是这一庞大学术出版工程的发起人,并与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一起,出任丛书的主编,不仅负责制定研究方向与规划,还要监督进度,评估成果。同时,崔瑞德也担任了其中数卷的分编与撰写工作。
这一项目在1966年启动时,原计划只出六卷,然而随着研究的进展,不得不一再壮大,目前已有12卷问世,另外3卷即出。
《泰晤士报》说,要大大感谢崔瑞德旺盛的精力和远见卓识,因为《剑桥中国史》的出版,不仅使“历史学家们得以不再把‘东亚’视作人文领域内无足轻重的因素,也让当代中国问题专家们没有借口,在未领悟其前辈一代的重要性的情况下,便对现代的发展妄下断言”。
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之前,英美史学界对中国的研究,往往受到混乱的、来历可疑的各种资料的干扰,甚至在一些基本问题和重大事件上也纠缠不清。崔瑞德、费正清和参与编写《剑桥中国史》的百余位学者一起,集前人之成果,使用新的方法,以对中国历史诸阶段——从远古到当代,以及政治、社会和经济各领域的系统化、规范化的考察,将西方的中国历史研究引上了正轨。
《剑桥中国史》系列已陆续在中国翻译出版,很难讲它对本地史学界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但是这套书激发了很多普通读者对真正历史著作的兴趣,尽管其体例、方法,甚至观点和表述都是现代的、西方的。
崔瑞德教授主讲唐史,但其研究并不局限于此,而延续至五代十国和元明两朝。而且,除《剑桥中国史》外,他还主编过六卷本的《剑桥日本史》。
1963年,崔瑞德出版了首部主要著作《唐代金融机构》(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此书已被视作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杰作。他的其他著作还包括1976年的《中国知识精英的诞生:唐代中国的官僚和科举制度》(The Birth of Chinese Meritocracy: Bureaucrats and Examinations in Tang China),1983年的《中古时代中国的印刷与出版》(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Medieval China),1992年的《唐代官修史学》(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等。崔瑞德多年担任《亚洲专刊》(Asia Major)的主编,在艰困环境中支撑着这本老牌汉学杂志继续出版,并最终将它由伦敦迁至台北。
此外,他还著有、主编或合作主编了多本有关中国通史和唐代文化的专著,一部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1974年的《泰晤士中国地图集》(The Times Atlas of China),当时中国信息闭塞,数据难求,新的地名层出不穷,又要面对全新的拼音与旧式音译之间的转换,崔瑞德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