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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源法师，俗家姓王，是河南省商水县人，清光绪一九〇〇年岁次庚子的十月初五日，出生于商水县的周口镇。他父名德馨，母亲陶氏，家庭小康。七岁入私塾就读，九岁生母弃养，道源不见容于庶母，乃由婶母收养抚育，得以长大成人。二十岁时，与他相依为命的胞姊，及抚育他长大成人的婶母相继病逝，使他在悲痛之余，顿感人生无常，遂萌出世之念。料理丧事完毕，投入周口镇的普静堂，依隆品上人剃度出家。师父赐他法名能信，法派名腾钦，别号中轮。三十岁以后改名道源，是根据《华严经》“信为道源功德母”之义。
一九二三年，道源二十四岁，赴湖北汉阳归元寺，依觉清律师受具足戒，圆戒后留在归元寺参学。他在寺中阅读《大藏经》，认为《华严经》是诸经之王，欲一心参究。住寺二年，以剃度师隆品函召，返回周口镇本寺，助师料理事务。一九二六年，月霞法师上座弟子慈舟法师，授课于江苏常熟兴福寺的“法界学院”，道源仰慕慈舟法师的道誉，于一九二六年，辞别了隆品老和尚，南下江苏常熟，入法界学院求学。学院中的功课，主要是贤首学和四分律，当时的同学中，有后来同于三十八年来到台湾的默如法师。在法界学院受学经年，以慈舟法师体弱多病，请假到灵岩山念佛静养。道源和几位同学随侍慈师到了灵岩山，修学念佛法门。到了一九二八年，慈舟法师应镇江竹林寺之请，到“竹林佛学院”任教，道源也随著慈舟到了镇江，在佛学院听课。一九三〇年初，慈舟法师应武汉佛教人士之请，到武汉讲经。道源又随著慈师到了武汉，听经圆满，即到宝通寺闭关潜修。宝通寺在武昌洪山，是千年古刹，佛教胜地，寺宇广大庄严。这时与道源同在宝通寺闭关的，还有一位湖北籍的白圣法师，他二人的关房仅一墙之隔，由此相识，也结下了以后数十年的道谊。据白圣法师晚年所撰《恭祝道源老法师八十大寿》一文所记：
一九三〇年，我接道源法师到洪山宝通寺闭关......道老在关中，非但持午，并且打过饿七──七天仅喝开水，不吃任何东西。也不与外人接触，有事由我代表传言。记得太虚大师到关房看他，也是由我接待。
道源法师闭关三年，学力大进。一九三二年出关，时已三十三岁，这时，河南开封铁塔寺住持净严法师，在铁塔寺创办了“河南佛学院”，请道源回河南任教。净严法师是武昌佛学院第一届毕业的学生，他是河南省唐河县人，是推动中原佛教复兴的大德之一。道源在开封的河南佛学院任教两年，他曾利用寒暑假的时间，朝礼过普陀山和九华两大名山，二十四年，到上海圆明讲堂，和苏州灵岩山，先后亲近圆瑛、印光两位大师。
慈舟法师于一九三〇年在武汉讲经，二十年秋，应虚云老和尚之邀，到福州鼓山涌泉寺，开办法界学院。二十二年招生开学，慈师在院讲《华严经》，二十五年讲经圆满，学生亦三年毕业，继而应福州法海寺之请，于法海寺续办“法界学院”。开课未久，青岛湛山寺的倓虚老和尚，请慈舟法师到湛山佛学院，为学生讲“比丘戒相”，慈舟法师函请道源到福州法海寺去代理他的课程。慈舟法师到了青岛，在湛山佛学院讲戒，继而领导学生结夏安居，一切如律，佛学院的教风为之一振。到了是年冬季，授课圆满，倓虚老法师，及佛教大护法王金钰（湘亭）居士，力邀法师到北平出任净莲寺住持。慈舟法师考虑对福州法界学院事务，南北遥远不能兼顾，乃决定将福州的法界学院，迁到北平净莲寺。在这种因缘下，道源法师也于一九三七年初春，自福州带著学生到了北平。二月学院在净莲寺开课，慈舟法师开讲《华严经》，道源法师也在学院任教。于慈舟法师出外弘化时，《华严经》课程由道源代座。慈舟法师一生是教在贤首，律持四分，行在净土。道源法师也受慈老的影响，开始提倡“持戒念佛”，主张解行并重。一时之间，法界学院的学僧也都严持律仪，笃修净土。自此以从，道源即以弘扬“持戒念佛”为终身职志。
道源法师在学院授课年余，一九三八年秋，受到河北省房山县智达和尚之请，出任房山县上方山兜率寺住持。在兜率寺期间，提倡结夏安居，为寺众讲习戒律，寺风丕振。一九四〇年，复应北平广济寺现明老和尚之请，任广济寺附设的“宏慈佛学院”主讲。于此同时，又担任翠峰寺“八敬学院”主讲，和广化寺佛学院教授。他同时在三所佛学院任教，凡所讲学，皆以持戒念佛为主旨，三院学僧受他的影响，皆持过午不食戒，且半月诵戒，结夏安居。在北平数年，道誉远播，四众景仰。一九四三年，察哈尔省张垣市的赐儿山云泉寺，原任住持越尘老和尚，将子孙庙改为十方道场，聘请道源出任第一任住持。以此因缘，道源法师离开了北平，去到塞北之地的张家口。是年，察哈尔省佛教会改选，道源当选察哈尔省佛教分会的理事长。以后的数年间，他曾应五台山广济茅蓬寿冶老和尚的约请，朝礼五台，并在山上为广济茅蓬僧众讲比丘戒；又受天津佛教居士林之请，到天津居士林讲《圆觉经》，继而在天津大悲院讲《地藏经》。
一九四五年，日寇侵华八年战争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国土重光。一九四六年，道源应东北善信之请，到长春般若寺讲《金刚经》，又在地藏庵讲《地藏经》。一九四八年秋，华北内战战局激化，他应同参老友白圣法师函告，离开华北到了上海。在上海期间，驻锡静安寺，为静安佛学院授课。亦曾朝礼南海普陀山，在百子讲堂讲《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回到上海，未久时序进入一九四九年，国共内战战局紧张，上海进入备战状态，道源遂随著白圣法师航海到了台湾。是年道源法师年已五十，在一般人说是已入老境，而道老抵台湾后，又开始了他四十年无间不懈的弘化生涯。
道老抵达台北后，稍为安定下来，即开展了讲经弘法的利生事业。是年五月初，他在十普寺开讲《八大人觉经》。五月底，到新竹青草湖灵隐寺，协助慈航法师解决大陆来台学僧的生活问题。数日之后，赶上一九四九年发生的“佛教教难”事件。道老适逢其会，也被警察局拘捕。在护法居士、立法委员董正之的《永怀源公教授和尚》文章中，说到这一段经过：
我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乘船抵基隆，然后搭火车抵台中定居。因与律航法师约定，于五月四日到新竹青草湖灵隐寺见面。约在当日午后一时半到新竹市车站，步行在赴灵隐寺途中，正值一辆救火车行驶，后面徒步有律航法师、无上法师、道源法师，经律师介绍，拜见道源法师，这是初次瞻仰一幕。晚间陪同慈航大师、道源法师、星云法师、了中法师近二十位法师，共坐在中警察分局二楼一所办公室里，渡过苦难一宵......
按说正之以他立法委员身分，不至于因访友而同被拘留。可能是他自动陪同诸位法师到警局去，以示“共患难”之意。第二天正之到了台北，找到监察委员丁俊生居士，共同奔走营救。另外斌宗法师也赶到台北，找李子宽、孙张清诸居士共施援手。后来拘留的人先后被保释出来，“法难”事件始告一段落。
正之文中称他“五月四日到新竹青草湖”，他指的是夏历，因为“法难事件”发生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初，也正是他写的是五月初四。
“教难事件”很快得到解决，道老回到台北。九月间，他到中坜圆光寺讲《金刚经》，十二月到基隆宝明寺讲《金刚经》，同时打念佛七。翌年，他生了一场病。他本来身体单弱，这一次的病来势凶猛，昏迷三日，几至不起。幸而调护得宜，逐渐痊愈。出院后到基隆宝明寺静养，以此因缘，得到宝明寺修果、仁光师徒之助，筹划在八堵桥头的正道山创建海会寺。以后三年之间，他一方面在十普寺讲经，一方面忙于兴建海会寺。一九五二年正月，海会寺大殿完工，他由十普寺移锡八堵的海会寺。一九五三年，海会寺添建观音殿；一九五五年，增建“三学堂”。以后逐渐增建，以至规模完备。
一九五二年，台南大仙寺传戒──这是台湾光复后第一次传戒，意义非常重大。所请的三师七证，皆是佛门大德，一时之选，如得戒阿阇黎是开参老和尚，他是大仙寺的方丈。说戒阿阇黎是智光老和尚，前镇江焦山定慧寺的方丈。羯磨阿阇黎是太沧老和尚，前镇江金山江天寺方丈。而教授阿阇黎就是道源老和尚。至于尊证阿阇黎，则有前常州天宁寺方丈证莲老和尚，前泰州光孝寺方丈南亭法师，台南开元寺方丈印明法师，台南竹溪寺方丈眼净老和尚，以及前上海接引寺住持悟明法师等，开堂大和尚则是白圣法师。
道老在台湾光复后首次传戒中，担任教授阿阇黎。以后，在他有生之年，台湾传过三十六次戒，除了白圣法师外，在戒坛上担任三师和尚次数最多的，就是道源老法师，计算下来，他担任过六次得戒和尚，两次羯磨，两次教授，一次尊证；传在家菩萨戒，他担任得戒和尚十二次。不过，到了老年之后，体力衰退，听力和视力都有障碍的时候，参加传戒，登坛说戒，反而成了他精神上的沉重负担。
一九六五年，道老当选佛教会理事长。在任期内，曾率团出席在印度召开的第七届世界佛教徒友谊大会，也在台北召开世界佛教华僧大会。他率团赴印度开会时，曾朝礼圣迹，诸如鹿野苑（开会所在地）、菩提场、世尊涅槃处的沙罗树、灵鹫山、祇园精舍、那烂陀寺、尼连禅河、恒河等处。返台后曾应圆融尼师之聘，担任屏东东山寺佛学院院长，以此因缘，他常到屏东东山寺驻锡，为学僧授课。并以在屏东授课之便，到小琉球的灵山寺讲经。
一九七五年，道老年已七十六岁，是年为实现他培育僧材的夙愿，不顾衰老，在海会寺创办了“能仁佛学院”。首届学僧四十余人，包括国内及东南亚各地来的都有。他聘请戒德、真华、广元、显明等法师为教授，自己也亲自授课。真华法师在悼念道老的文章中，说到他办学的经过：
道老七十六岁那年，他自己创办能仁佛学院，为了培养僧材，除了每日亲自上课外，并请戒德、显明等法师讲学，我则被聘为挂名“教务主任”，且讲《唯识三十颂》及《广五蕴论》等。忆及此事，仍感到他老人家办学的苦心十分可佩。当时海会寺的设备及其他条件，并不能办学，住处不够，几个男众住在骨灰塔下；经济不足，每日喝冬瓜汤。我那时住在台北栖霞山庄，每周到八堵上课，有时需转两次车，坐车的时间比上课的时间还多，为了节省时间，就干脆乘坐计程车。当道老知道了这件事，就说：“真华法师，我可是个穷办学的啊，来回坐公车的车马费，我勉强可以供养得起，坐计程车来上课，我可没办法供养啊！”其实，我压根儿就没有准备要他老供养，他老却一定叫仁光一次送给我两百元的车马费，我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的收下，不过，每一个月拿到仁光交给我的台币八百元后，待适当的机会我总是以供养老法师为理由退回......
道老一生，都是过著极其节俭的生活，兹举一例，以见一斑。道老在八堵海会寺时，他在常熟兴福寺法界学院时的老同学，如今住在新店竹林精舍的默如法师，与真华法师同到八堵去看他，中午的菜肴很丰富，饭后默如法师问他：“你平常吃的菜，也和今天差不多吧！”道老说：“今天的菜，是专为老同学预备的，在平常，我半个月也难得吃一块豆腐。”真华法师问他：“老法师的戒子满台湾，皈依的弟子也很多，随便供养一点也够你生活费了，何必这样刻苦呢？”道老说：“人家供养是求福的，应该用在建寺、印经、救济苦恼众生方面，怎能用于自己享受呢？”
道老八十岁以后，健康日益衰退。他本来有高度近视，晚年近视到一千多度，又患白内障，听觉也日益迟钝。日常行动出入，都需人扶持，但一九八五年──是年他已八十六岁，台北临济寺传戒，聘他为教授和尚，他由人扶持参加。这种为法忘身的精神，使人感佩赞叹，也使人为他难过不已。
一九八八年春天，他因病住院，本来海会寺预定秋季传戒，他在医院中时时以海会寺传戒之事为念，不幸这时他最倚重的弟子仁光比丘尼也住院病危。在仁光去世之前，他对仁光说：“惟一是今年传戒不能圆满！你不能看到戒场圆满，我也不能看到戒场圆满，这是我们的福报修得不够。”果然，仁光尼师于四月初往生。道老也于四月十六日舍报入寂，世寿八十八岁，僧腊六十八年。
道源在台湾弘法垂四十年，所讲过的经典，包括经、律、论有近三十部之多。其中包括《法华经》、《楞严经》、《大涅槃经》、《圆觉经》、《金刚经》、《仁王护国经》、《净土三经》、《贤首五教仪》、《大乘起信论》、《往生论》、律典，各种戒本等。其中有讲过数次或十数次者。又主持佛七多次，莫不尽力讲说。他所遗留的著作，除了流通最广的《佛堂讲话》一、二、三集合订本外，尚有《阿弥陀经讲录》、《金刚经讲录》等。但这和他讲经的分量不成比例的，也可能是因为讲经太多，没有余暇从事撰述，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道老在台湾四十年讲经传戒，他对台湾佛教的看法，见之于一九六一年海会寺传戒，他以得戒和尚对戒子们开示：
台湾的佛教，受了日本统治的影响，有住庙为住持而仍结婚生子，并自以为是出家人者，此是末法时代的衰弱现象。不过，日本佛徒之如此者，可以原谅，台湾僧人之如彼者，则殊为痛心！我们知道，日本僧人娶妻，始于亲鸾上人，因为日皇御妹，逼婚亲鸾，如若不从，则整个日本佛教将遭大劫，所以亲鸾上人权衡轻重，牺牲自己。但于结婚后，即退出寺院，另组居士佛教的日莲宗以专弘净土，复因得皇族拥重，此宗大展，今之东本愿寺、西本愿寺，便是其支派。日本的寺庙，总数约五万，东、西本愿寺即约占三万，其势力之盛，由此可见。距今六、七十年前，日本明治维新，鉴于人口之不足，便通令青壮年僧人一律娶妻，老年僧人则仍保持其净戒。但后来老的日益衰谢，代起之者，均为有妻有子的和尚了。但这都是由于恶王的逼迫所致。台湾的和尚，未受政治的压迫，何以也要学日本和尚的娶妻生子？
当然，道老所说的“台湾和尚”，是日据时代及初光复时的现象，这种现象现在早已不复存在了。
道老虽然一生弘扬“持律念佛”，行在净土，但他却是临济宗的法嗣，因为他的剃度师隆品和尚，是临济宗“本觉昌隆，能仁圣果”中的隆字辈，道老是能字辈，所以名能信。此外，道老曾受法于鼓山涌泉寺复仁老和尚，故嗣曹洞宗法于寿昌下鼓山续派四十九世，法名腾钦。而道老的嗣法弟子，是后来月眉山灵泉寺的住持晴虚法师。
台湾佛教的净土法门，在早年有三位弘扬最力的大德，缁众除道源老法师外，南部凤山佛教莲社的煮云法师，也是倡导最力的一位，他一生主持佛七不计其数，带动各地的念佛风气。在家众的雪庐老人李炳南居士，最早创办台中佛教莲社，以后发展各地布教所、念佛会五十余处。这三位都对台湾佛教有重大贡献，都可称之为净宗导师。
道老入寂，佛教书法家广元法师挽之以联曰：
佛教遽丧长老
净宗痛失导师
（于凌波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