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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叉难陀来华的主要工作就是翻译于阗所传的大本《华严》，他在大遍空寺主译《华严》时，由菩提流支和义净同读梵本，参加笔受、证义的有弘景、圆测、神英、法宝、法藏等，缀文的为复礼，至圣历二年（６９９）完毕，共计八十卷。接着又于久视元年（７００）在洛阳三阳宫重译《大乘入楞伽经》七卷，由沙门复礼、法藏等笔受、缀文，至长安四年厘定。以上两经，武后都亲制序文弘扬。在此期间，他还译出属于华严部的《入如来智德不思议经》、《如来不思议境界经》和《普贤菩萨所说经》各一卷，属于宝积部的《文殊师利授记经》三卷，属于大乘律部的《十善业道经》一卷，属于秘密部的《观世音菩萨秘密藏神咒经》等陀罗尼经四种、四卷；另有《右绕佛塔功德经》和《大乘四法经》各一卷。参加笔受的还有沙门波仑、玄轨等，监护译事的是太子中舍人贾膺福。据《开元录》载，他译的经共计十九部，一百零七卷。
实叉难陀所译的《华严》和《楞伽》，都是时人公认的要典，以前虽有译本，但或者篇幅不全，或者文义不备，不能令人满意，所以须得重译。其中，先出的晋译《华严》，经本亦来自于阗，但全经只有八会、三十四品，而新译的《华严》则为九会、三十九品，就更觉完备了。此新译开初会二品为六品，又《十定》一品，重新集会于普光明殿，连以下十品开为第七会，故较旧译增多一会、五品。另外，新译经的文颂也增加了许多处【据澄观《华严疏》说，晋译梵本三万六千颂，唐译梵本增加九千颂，但仍未备，法藏后又将中印沙门提婆诃罗于垂拱三年（６８７）所译《入法界品》内“文殊伸手摩善财顶”一段文补入】。新经译出后，法藏未及详注，但其后慧苑、澄观、李通玄等都依新经发挥经义，特别是澄观从新经文义上理会到理事法门的重要，而大畅其说，乃将《华严》理论更推进了一步。又新译《楞伽》，梵本的来源不详，与刘宋求那跋陀罗所译四卷本对勘，经首多出《罗婆那王劝请》一品，中间开出《无常》、《现证》、《如来常无常》、《刹那》、《变化》、《断食肉》等六品，末又多出《陀罗尼》、《偈颂》二品，计十品、七卷，比四卷本详尽得多了。据武后所作经序说，此译“讨三本之要诠，成七卷之了教 ”，似乎所据梵本还不止一种，或者随处对旧译有过比较研究。经序又说“三十九门，破邪见而宣经旨”，这指经文的章段，似乎也是参考了印度的经疏而大分段落（藏文译本经疏，即作三十九章）。因此，这一经本是比较完备的。其他如《入如来智德不思议经》为第四出，《如来不思议境界经》和《妙臂印幢陀罗尼经》同为第二出，《文殊师利授记经》为第三出，都属于重译的一类。在这些译本上，他表现出一种独有的译风。就他的时代说，是在玄奘新译流行已三十年之后，应该受到新译的影响，而他的译文以简约顺适为宗，倾向意译，反和旧译更相接近；甚至许多法相名目，当时已有比较正确的意译或音译的，反不采用，而仍沿袭罗什以来的旧译（如文殊师利、维摩诘、兜率陀、由旬、塔，以及妄计、缘起、圆成三自性，建立及诽谤等），因而他所译《华严》，在译风上完全是旧译的继续，《楞伽》亦复相同。这当然和其时参加译场笔受、缀文者的好尚有关。如圆测、法宝、法藏，都对玄奘翻译怀有不满的情绪。这种倾向，形成难陀译籍的特征，并对此后的译经产生影响。
以《大乘起信论》的重译归之于难陀是很有问题的，初出于隋代而盛行于唐代的《大乘起信论》，旧传为真谛所译，但成书于真谛殁后二十五年的隋·法经等所撰的《众经目录》，即说“勘《真谛录》无此论”，并列之于疑惑部。而且在法藏所撰难陀的传记里，并无翻译《起信》明文。法藏始终参与难陀译事，但他注解《起信》仍用旧译，并未提到难陀重译的话。这些都可证明法藏犹不知有重译的《起信》，其本必系后出无疑。今从它的内容看，也完全是重点改订旧译而成。所以说难陀重译此论，是很难使人相信的（唐代华严家立说，很受了旧《起信》一系的思想影响，或即是这一派人将重译《起信》归之于难陀，也未可知）。另外，被广为传诵的《地藏菩萨本愿经》，亦题为唐·实叉难陀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