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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宁从小笃学，多所通览。曾任余杭令、临淮太守、中书侍郎、豫章太守等职，后免官。范宁能"崇儒抑俗"，竭力反对浮虚风尚，对魏晋时期盛行的玄学"清谈"之风深致不满。他痛斥玄学家王弼、何晏的"清谈"玄学，以为其罪"深于桀纣"。为了恢弘"经学"，他勤于读书，终年研习而不辍。史载：范宁以《春秋》"三传"中《毂梁传》一向未有善释，于是沉思积年，为之集解。终于撰成了《春秋毅梁传集解》十二卷，其义精审，为世所重(参见《晋书·范宁传》)。
《春秋毂梁传集解》是《毅梁传》的集大成者。范宁在其自序中曾这么说道："《毂梁》传者虽近十家，皆肤浅未学，不经师匠，辞理典据，既无可观，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传，文义违反，斯害也已。"对于各种旧说，范宁商定"略例"百余条，汇综诸儒异同之说，敷陈疑滞，然后择善而从之，广采博取。同时，他也依靠集体力量进行编撰，率领门生故吏以及兄弟子侄共同商讨，并把各人的意见也汇综书中。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的："(范)宁注本十二卷，以兼载门生故吏子弟之说，各列其名，故曰《集解》。"这里所谓的《集解》，与杜预所撰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有所不同。杜预解"经"与"传"的训释，故称《集解》；范宁则以集编撰者诸说，各记其姓名，故称《集解》。这样做荟萃各种精华，却难成一家之言。
范宁的《集解》"其义精审，为世所重"，但在东晋后期和南朝，始终没有被列为学官，如齐国的国子学中仍置麋氏《毅梁》。至于北朝，国子学和太学里更不会采用范注的了。总之，南北朝时期，对于《春秋》三传，特重《左氏传》而轻视其他二传。及至隋朝，《左传》独自盛行，而《公羊》、《毅梁》则渐衰而无师说。但范宁的《春秋毅梁传集解》还能留存，南宋以后又被收入《十三经注疏》中，一直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