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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四年(公元1612年)乡试中举,后北上京师为太学生,三次参加进士科举,却都未中第,所以仍无他可施展自己报负的机会。于是,怀着失望的心绪,回到故乡居住。家居之时,宋懋澄以奇节自许,为人行事侠烈慷慨,对待朋友皆以“侠客”之心待之,急人之所难,救人于所危。平生不重名利财富,广交天下文杰豪士,其友遍天下。为人高节,不屈于权贵,以布衣终身(虽然他曾经想过要出仕明廷,一展鸿图,但毕竟由于现实的动荡,时运的不济,使他壮示未酬),终郁郁而卒。宋懋澄的生平事迹以及关于他的各种传闻软事,被他的友好人及后辈在书中记述得十分详尽,比如陈子龙的《安雅堂稿》卷十有《宋幼清先生传》,姚希孟的《松瘿集》卷二有《书宋幼清事》,清代吴伟业的《梅村家藏稿》卷四十七有《宋幼清墓志铭》,王士禛《带经堂集》卷八十一有《书宋孝廉事》等,这些书为后人能一睹懋澄奇侠之事为快,提供了非常详细而颇具趣味的材料。
宋懋澄的诗文尤如其人品格:高洁而富奇趣,颇为其同时代的文友及后辈文人看重。他提倡诗文都应当出之自然,在其《九龠集·诗序》中说:“余以为饥则思食,寒则求衣,一皆出于自然,令捉笔之时,而有如思食求衣之不得已焉。”他将生活中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作为比喻之物,强调作诗为文都应象日常生活一样,一切皆应自然而然。
由于他始终坚持自己这种秉持自然的文学主张,并将这种主张贯穿于文学创作的实践之中,因此其文洒脱流畅,自然清新;其诗古朴拙实,直质开爽。对他的诗文创作,许多名字文士的评价都很高。比如,明代竟陵派领袖谭元春在读《九龠集》之后,称赞宋懋澄的诗文并题诗一首:“俞君示我《九龠集》,悦从地底见峦岳。江南骨体伤秀媚,此君出语何渊博。书等于身文充屋,把君半帙见君腹。”将之诗文比作峦岳,又言“出语渊博”,言词之间佩服至极。由此可见,宋懋澄文章影响之大。
又如,清代著作学者姚弘绪在《松风余韵》中,引《方志》之语,也盛赞宋懋澄,评价他说:“所为诗文,奇矫雄特,无俗子韵。”从平凡之中取精华之意,于自然之中择灵秀之风,这就是何以宋懋澄能独树一帜,除俗子之韵味,开“奇矫雄特”之文风。
宋懋澄的诗文虽佳,但他精力所专注的却是“稗官家言”。他将国史掌故、正经正史与当时为文人所不屑的稗官杂说、科技数术、佛道宗家典籍相提并论,充分表现出他对“稗官家言”的重视与专注。他这种思想在《将迁居金陵议》中表述得很明白:“(他愿意隐居金陵),汇坟典,诵读其中,穷群经诸史之奥,及国朝掌故,与百家言,暨《周髀》、《甘石》、稗官、艺术之书,以迄二氏。”为了贯彻他这种重视稗言史数的主张,宋懋澄在《九龠集》中特地辟出一篇作为《碑》编,记载当时流传于民众之中的各种通俗故事和所见所闻,并且与自己的诗文一同编在一起。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合二为一,这在封建时代的文人中实属罕见,于此亦可充分地表现出宋懋澄“奇矫雄特,无俗子韵”的性情与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