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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信
诗人  北朝(513年5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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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庾信在诗海的作品!!!
  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他自幼随父亲庾肩吾出入于萧纲的宫廷,后来又与徐陵一起任萧纲的东宫学士,成为宫体文学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文学风格,也被称为“徐庾体”。侯景叛乱时,庾信逃往江陵,辅佐梁元帝。后奉命出使西魏,在此期间,梁为西魏所灭。北朝君臣一向倾慕南方文学,庾信又久负盛名,因而他既是被强迫,又是很受器重地留在了北方,官至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北周代魏后,更迁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侯。时陈朝与北周通好,流寓人士,并许归还故国,唯有庾信与王褒不得回南方。所以,庾信一方面身居显贵,被尊为文坛宗师,受皇帝礼遇,与诸王结布衣之交,一方面又深切思念故国乡土,为自己身仕敌国而羞愧,因不得自由而怨愤。如此至老,死于隋文帝开皇元年。有《庾子山集》。
  
  大体说来,庾信的文学创作,以他四十二岁时出使西魏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在梁,作品多为宫体性质,轻艳流荡,富于辞采之美。羁留北朝后,诗赋大量抒发了自己怀念故国乡土的情绪,以及对身世的感伤,风格也转变为苍劲、悲凉。所以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
  
  庾信在梁时所作大多毁于战乱,留存很少,且基本上都是唱和之作。其中《奉和泛江》、《奉和山池》等,多写景之句。后一首中“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余”,观察、描绘都很细致,与萧纲的诗十分相近。具有宫体气息的六言诗《舞媚娘》大概也作于南朝:
  
  朝来户前照镜,含笑盈盈自看。眉心浓黛直点,额角轻黄细安。只疑落花谩去,复道春风不还。少年唯有欢乐,饮酒那得留残!
  
  诗中写爱美的少女对青春的怜惜,虽包涵着伤感的情绪,却还是活泼而有生气的。
  
  庾信早期的赋,现存有《春赋》、《对烛赋》、《荡子赋》等七篇,有些已残缺。这些赋均属宫体文学范畴,内容不外是女子的美貌或相思别离,篇幅短小,语言华艳,注重音节之美。其中《春赋》最具体表性。此篇写春光之美及妇女游春景象,色泽极为艳丽。赋的开头和结尾多用七言诗句,有较强的音乐效果。如结尾一段:
  
  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边多解神。树下流杯客,沙头渡水人。镂薄窄衫袖,穿珠帖领巾。百丈山头日欲斜,三晡未醉莫还家。池中水影悬胜镜,屋里衣香不如花。
  
  和《舞媚娘》一样,也是歌咏对人生中短暂的欢乐时光的留恋。这种诗赋结合乃至诗赋难分的倾向也为后人所继承,如初唐王勃、骆宾王及稍后的刘希夷等都有类似的作品。总的说来,庾信早年的诗赋,在语言技巧上已有相当的成就,但反映的生活面过于狭窄,缺乏壮阔的激情。
  
  庾信后期的创作,虽谓“老成”,但早年那一种风格,并没有抛弃。他同北朝显贵唱和的诗,依然是雍容华贵,且多艳情成分。另有《题画屏风》二十五首,也以精巧见长。题画诗在此之前极为少见,故这一组诗在题材的开拓上有值得注意的地方。诗的特点,是善于运用山水诗的手法,把画面的内容同想象结合,既不脱离画面,又富于自然的生趣。这启发了后代常在画上配诗以扩充欣赏内涵的风气。
  
  不过,在庾信后期创作中,最受重视的,是与前一种风格很不相同的自抒胸怀与怀念故国之作。庾信的性格,既非果敢决毅,又不善于自我解脱,亡国之哀、羁旅之愁、道德上的自责,时刻纠绕于心,却又不能找到任何出路,往往只是在无可慰解中强自慰解,结果却是愈陷愈深。所谓“情纠纷而繁会,意杂集以无端”(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使得诗中的情绪显得沉重无比。《拟咏怀》二十七首,就是这一类诗的代表。
  
  俎豆非所习,帷幄复无谋。不言班定远,应为万里侯。燕客思辽水,秦人望陇头。倡家遭强聘,质子值仍留。自怜才智尽,空伤年鬓秋。(《拟咏怀》之三)
  
  庾信只是一位有才华的文学家,却被命运放在了错误的位置上,并且必须承担这种“错位”带来的痛苦。这就是此诗的内涵。
  
  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啼枯湖水竹,哭坏杞梁城。天亡遭愤战,日蹙值愁兵。直虹朝映垒,长星夜落营。楚歌饶恨曲,南风多死声。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拟咏怀》之十一)
  
  这一首悲悼梁的覆灭,万分痛苦而又无可奈何,只能把一切归诸“天意。”
  
  寻思万户侯,中夜忽然愁。琴声遍屋里,书卷满床头。虽言梦蝴蝶,定自非庄周。残月如初月,新秋似旧秋。露泣连珠下,萤飘碎火流。乐天乃知命,何时能不忧?(《拟咏怀》之十八)
  
  这一首感慨自己虽有才学,却于国无益,想学庄子的旷达,又不能做到,所以忧愁无止。“残月”、“新秋”二句,写出日复一日的无聊与绝望,看似简单,其实精警非凡。“露泣”一联写景抒情,也是精美异常。
  
  《拟咏怀》二十七首,大多是感情真实而深沉,语言精炼而富有表现力的作品。南朝文学的修辞技巧,尤其是声律、用典、骈偶等手段,在这里被广泛使用,并得到新的提高。庾信后期诗中,还有不少五言绝句,无论数量和造诣,都明显高于同时代诗人。
  
  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寄王琳》)
  
  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唯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重别周尚书》)
  
  石影横临水,山云半绕峰。遥想山中店,悬知春酒浓。(《山斋》)
  
  南朝文人从民歌中化出的绝句体,主要是发展得更加精致和蕴藉。而像上列前二首诗中苍凉的情调、开阔而深厚的意境,以前很少有人达到。第三首也是优美而饶有情趣之作。可以说庾信对五绝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贡献。
  
  庾信后期的赋,也有很大变化。最著名的作品,是《哀江南赋》。赋前有序,是一篇能独立成章的骈文,交代作赋的缘由,概括全篇大意,语言精丽,意绪苍凉,本身就是一篇杰作。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
  
  这一节抒发自己被扣留在西魏的悲愤。开头两句,将一生经历,化为一声长叹,悲凉无比。以下迭用典故,以一连串的历史上的人物故事,比拟自己的遭遇和心情,在抒情效果上起到积深积厚的作用。
  
  《哀江南赋序》的文字,以四、六句为主,这是骈文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格式。入唐以后成为定型,所以后人也有将这种骈文称为“四六文”的。这种文体的长处,是节奏感很强,但写得不好,容易显得呆板。庾信的文字,善于调度变化,句式灵活,又善用虚词勾连句与句之间的关系,表现了极强的构造能力。像“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荑斩伐,如草木焉!”对偶中间用散句,纵横自如。
  
  《哀江南赋》的正文,以自身的经历为线索,历叙梁朝由兴盛而衰亡的经过,具有史诗性质。篇制宏大,头绪纷繁,感情深沉,叙事、议论、抒情结合一体,在古代赋作中罕见其例。作者对梁王朝深深眷怀,但对梁代政治的荒疏混乱,对梁元帝以及宗室诸王的忌刻自私,批评也很严厉。叙江陵被攻破之后,百姓遭掳掠之苦,尤为惨痛感人:
  
  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饥随蛰燕,暗逐流萤。秦中水黑,关上泥青。于时瓦解冰泮,风飞电散。浑然千里,淄、渑一乱。雪暗如沙,冰横似岸。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况复君在交河,妾在青波,石望夫而逾远,山望子而逾多。
  
  《哀江南赋》正文和序,都使用了大量的典故。善于化用旧典,是庾信公认的特长。这不仅显示了他的博学与巧思。每一个简短的包含典故的句子,都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联想,因而形成十分厚重的文章风格。但由此也使文章变得艰深难懂,且难免也有生硬的地方。是谓利弊两见,不可执一而谈。《小园赋》、《枯树赋》、《伤心赋》、《竹杖赋》等,则是庾信后期所作的抒情辞赋。其中《枯树赋》以象征手法,写各种树木由于人为的原因,不能保持其自然的生命,特别是由于受到宠爱而导致灾难,着重抒发了动乱时代中贵族文人难以自全的悲哀,有相当的哲理意味,感慨殊深。但在象征写法中夹入大量典故,尤难读懂。《小园赋》则偏重写景,借以抒写向往隐逸的怀抱,故文字较为清晓,在诸篇中最为出色。像“桐间露落,柳下风来”,“鸟多闲暇,花随四时”,“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等景句,都是精巧而自然的文笔,显示了作者的才华。
  
  庾信可以说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他以聪颖的资质,在梁这个南朝文学的全盛时代积累了很高的文学素养,又来到北方,以其沉痛的生活经历丰富了创作的内容,并多少接受了北方文化的某些因素,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特面貌。他的骈文、骈赋,可与鲍照并举,代表了南北朝骈文、骈赋的最高成就;他的诗歌,则初步融合了南北诗风,对唐诗有重要影响。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庾子山集》题辞说:
  
  史评庾诗“绮艳”,杜工部又称其“清新”、“老成”。此六字者,诗家难兼,子山备之。玉台琼楼,未易几及。……令狐撰史,诋为“淫放”、“轻险”、“词赋罪人”。夫唐人文章,去徐、庾最近,穷形写态,模范是出,而敢于毁侮,殆将讳所自来,先纵寻斧欤?
  
  “令狐撰史”云云,指唐令狐德棻《周书》中对庾信的贬语。唐代一些文人对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都有不合情理的批评,原因很复杂,在此不论。这里张溥不以“绮艳”为文学的罪过,又指出“唐人文章,去徐、庾最近”,确实是有见地的。
    

评论 (1)

hepingdao 写到 (2007-12-05 00:45:14):

  文/ 剑胆琴心
  
  
  庾信:让毛泽东欣赏的诗人
  
  记得一位名家曾经说过:一篇文章假如在留传了50年之后,还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触动着读者的神经和灵魂,不管它将给你带来的是酸、甜、苦、辣,抑或是别样的感受,那它也还称得上是一篇比较好的文章。大浪奔涌,披沙拣金。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庾信的许多文章是足当此评的。他的《哀江南赋》、《枯树赋》、《小园赋》、《伤心赋》、《拟咏怀诗二十七首》等等,古往今来,受到了多少代人的交口称赞。
  
  譬如《枯树赋》,“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庾信缘情入典,借《续晋阳秋》和《世说新语》所记两则晋人殷仲文、桓温对树兴叹故事,演绎敷衍,借阐说树的荣枯,抒写自己的人生悲痛和羁旅之思。唐张鷟《朝野佥载》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庾信从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轻之。信将《枯树赋》以示之,于后无敢言者。”其实庾信成名很早,盛名可谓远播大江两岸,“文人相轻”的秉性使之在羁留北朝后,还是受到了“文士多轻之”的境遇。“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只有在亲眼目睹其人其文后,北人才叹为观止,对庾信佩服得五体投地。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张玉凤回忆,毛泽东不仅 “熟读过”《枯树赋》,而且“全赋大部章节他都能背诵下来,即使是在病魔缠身的晚年仍能背出”。他“常常想起来就吟诵”该赋,“直到他不能讲话为止”。事实上,这也“是他诵读到最后的一首赋”。毛泽东曾说过,南北朝作家,妙笔生花者,远不止江淹一人,庾信就是一位。可见他对于庾信的才思词采,是十分欣赏的。
  
  
  乡关之思:庾信诗赋的思想主旨
  
  庾信生于梁天监十二年(513年),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其家“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集”,父亲庾肩吾就是当时大官之一,亦是著名的文学家。据《周书?庾信传》记载说:庾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自幼随父亲庾肩吾出入于萧梁王朝宫廷,后来又与徐陵一起任萧纲的东宫学士,文章绮艳轻靡,成为南朝宫体文学的代表,“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他们的文学风格,也被并称为“徐庾体”。侯景叛乱时,庾信逃往江陵,辅佐梁元帝,后出使西魏,值西魏灭梁,遂羁留北方。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故世又称之为庾开府,如杜甫即以“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来称誉李白。庾信经侯景之乱,又历江陵之变,晚年所作,内容上起明显变化(因为战火焚毁的原因,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也大部分为其晚年作品,这也是庾信诗赋的精华所在),如《哀江南赋》、《枯树赋》等,自伤遭遇,并对社会动乱有所反映,风格转为萧瑟苍凉,为后来杜甫等所推崇。这也正应了清朝赵翼的一句话,“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周书?庾信传》还指出:“信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云”。虽然近人鲁同群先生指出庾信入北后一段时期“从官非官,归田不甜”,诗赋似有“向北朝求官”之嫌。但我们一般还是认为惨遭家国之变的庾信,诗赋的思想主旨还是 “乡关之思”。如清代的王夫之就指出:“六代有心有血者,惟子山而已”。庾信作品中的乡关之思,首先表现为故国哀思,在他创作的那些泣血的文字中,我们还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他对故国盛衰兴亡变故的反思。梁代在梁武帝萧衍手中“五十年中,江表无事”,起初梁武帝也不失为一代圣君,有着英雄抱负,想展鸿鹄之志,但他过分地以为让人民休养生息就可以了,特别是他感于南北对峙,战争连年,生灵涂炭,将此原因归结于人心不古、贪欲太强,故而希冀通过西来佛法净化人的心灵,号召天下供奉佛教,寄托性灵。自己曾几度舍身入寺,让百官赎身。但他这样做,一方面荒废了军事,另一方面更加增重了百姓的负担,故遭侯景之乱后,风云突变,国势日弱。江陵之变,也反映出兄弟王胄间各自为政,相煎太急。一定意义上,梁武帝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效果甚微的。庾信本人也很受伤,他出使西魏被扣留,不能回国,陈代梁后,虽然曾要求他返回,但是北周不放,只能羁留北地。他的父母、二子一女都在战乱中相继亡没。再说他虽然在北朝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优待,但是终归是仕二主,内心始终隐隐作痛,在同僚中也抬不起头来。加之南人入北,水土不服等多方面原因,怎能不思念故土家园呢?就像司马迁所说:“人穷则反本”,又怎能不哀怨悲叹呢?故庾信在《哀江南赋》、《伤心赋》中都希冀与古人对话交流,获得共鸣,来释放自己压抑的情感,寻找知音。“婕妤有自伤之赋,扬雄有哀祭之文,王正长有北郭之悲,谢安石有东山之恨,岂期然矣。至若曹子建、王仲宣、傅长虞、应德琏、刘韬之母、任诞之亲,书翰伤切,文词哀痛,千悲万恨,何可胜言!龙门之桐,其枝已折;卷施之草,其心实伤。呜呼哀哉!”他认为班婕妤、扬雄、曹植等人的伤逝哀怨的诗赋创作,发自内心,不可胜言。
  
  庾信的乡关之思,还表现在思念故人,当他与南方人物进行音讯往来时,涕泗交流,悲不能抑。我们看他的《寄徐陵》:“故人倘思我,及此平生时。莫待山阳路,空闻吹笛悲。”,又如《寄王琳》:“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一句诗歌一行泪,一点一滴流到明。想起从前在南朝的风光无限,朋友往来,觥箸交错,酬答唱和,对比现在家国沦丧,自己滞留北地,举目无亲,内心还要深受失节的苦痛煎熬,人生无限事,在对比中历历在目,引起了诗人不能休止的伤感。羁旅状态的体认,家园朋友的回忆,贰臣身份的自惭焦灼等等涌上心头,让诗人谱写了一曲曲乡关思念悲歌。“给你我的喜与悲不止为那山与水/分不清梦与醒 忘不掉是你身影/穿过岁月春与秋尝尽世间爱与愁/何故此时别离与拥有”满文军的《望乡》虽好,但我想这远不能涵盖庾信对故园的满腹深情。
  
  
  拟物用事:庾信诗赋的表现艺术
  
  庾信诗赋的魅力,还得益于他所使用的“拟物用事”这一艺术表现手法。“托物言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表现手法之一。而“拟物自喻”的诗赋创作手法,却是庾信对中国文化所做出的伟大贡献之一,也是值得后世承传的。简单说,把“人”当做“物”来写、或把“此物”当做“彼物”来写就叫做“拟物法”,这种手法描绘形象,表意丰满,想象丰富,感情强烈,意趣盎然。运用拟物手法来表现喜爱的事物,可以把它写得栩栩如生,使人倍感亲切;表现憎恨的事物,可以把它写得丑态毕露,给人以强烈的厌恶感。
  
  运用拟物来创作诗赋,首先缘于庾信对所描写的客观事物具有真情实感,是他内心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在庾信笔下,他所表达的感情化入到物体之中,与物相合相融,并且还恰如其分地符合所描写的环境、气氛,因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我们提到的《枯树赋》,庾信写道:“若夫松子、古度、平仲、君迁,森梢百顷,槎枿千年。秦则大夫受职,汉则将军坐焉。莫不苔埋菌压,鸟剥虫穿。或低垂于霜露,或撼顿于风烟。东海有白木之庙,西河有枯桑之社,北陆以杨叶为关,南陵以梅根做冶。小山则丛桂留人,扶风则长松系马。岂独城临细柳之上,塞落桃林之下?”也就是说,古往今来,像松子、古度、平仲、君迁之类的树木,茂盛挺拔,曾经广布有百顷,而且伐后又生,循环往复,树龄往往至千年。有的树曾被秦始皇封为大夫,有的树曾跟东汉大将有关。可是不幸的是这些树不是被苔藓地菌遮蔽,就是被鸟雀虫豸剥啄。有的在霜露的侵蚀下低眉垂首,有的甚至被狂风暴雨刮倒在地。想起东海之滨曾种有白松的庙,西河边上依枯桑而成的神社,北方那以杨叶命名的关塞,南方那以梅根相称呼的冶炼场。淮南小山有“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的词句,刘琨也写下了“系马长松下”的诗句。树木何止被用于细柳营和桃林塞的城防呢?人生感发,兴起了庾信的创作动机,痛苦而难以释怀的感受就像那树一样悲惨哀伤。他接着写道:“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火入空心,膏流断节。横洞口而欹卧,顿山腰而半折,文斜者百围冰碎,理正者千寻瓦裂。载瘿衔瘤,藏穿抱穴。木魅闪睒,山精妖孽。况复风云不感,羁旅无归,未能采葛,还成食薇。沉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衰。《淮南子》云:‘木叶落,长年悲。’斯之谓矣。”自己飘零北地,宛如那拔根失本的树一样,没有了生机活力,失去了生存的根本,还要遭受风雨雷电的袭击和虫豸妖孽的侵蚀,这是多么悲伤苍凉的痛楚呀。使读者体味文章的时候感受到作者对该事物的强烈的感情,从而引起共鸣。庾信可贵之处还表现在,他始终抓住进行比拟的人和物在性格、形态、动作等方面应该有相似或相近之点,从而把人写得像真正的物一般,做到了两事物彼此交融,浑然一体。其它如《小园赋》等亦似,《小园赋》中,他用草无忧、花长乐、鸟饮酒、鱼听琴这些违背自然属性的事,烘托自己违背初衷、屈体仕周的内心矛盾,真耐人寻味。
  
  “使事用典”也是庾信诗赋创作的主要艺术表现手法。庾信广闻博识,熟读《诗经》、《离骚》、《左传》、《孟子》、《论语》等等经典,在创作诗赋的时候,信手拈来,他有时候一典多用,有时候多典糅用,或为对仗而化用典故,抑或是曲用典故(故钱钟书先生曾用“左支右绌”来评鸷庾信的用典艺术)。随便举例子来说明吧,如《竹杖赋》中,庾信通过用东晋恒温与竹杖老人的对话这一典故,透露出自己内心悲不能胜的痛苦,并且显现出自己的痛苦是别人难能知晓的。《拟咏怀二十七首》第十首写:“李陵从此去,荆卿不复还。”用苏武李陵典和荆轲燕太子丹及高渐离典,隐括自己出使西魏,使命未尽而不能归还的悲苦心情。《拟连珠》之八说:“时增齐灶,或卧燕墙”,则是用孙膑庞涓典形容王僧辩用兵善于权变。《园庭》云:“倒屣迎悬榻,停琴听解嘲。”则糅合了两个意义上十分相似的典故,倒屣,说的是蔡邕迎接王粲的故事;悬榻,用陈蕃礼接汉高士徐孺子的故事,表达了相知往来的喜悦心情。庾信“尤善《春秋左氏传》”,在诗赋文中用《左传》典随处可见,举不胜举。陈寅恪先生在《读哀江南赋》中就指出:“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种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
  
  
  诗可以怨:庾信诗赋的悲剧精神
  
  刘士林先生曾经在《苦难美学》一书中指出:“中华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以悲为美’的文化,作品中所积淀和浸蕴的悲剧精神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庾信继承了发源自《诗经》和屈骚这一优秀的悲剧精神传统,并且将之推向极致。
  
  孔子曾经告诫自己的弟子熟读《诗经》,他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还指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而屈原则是身体力行,在遭受馋臣佞小诽谤,见疏于楚王,并遭放逐后,“发愤以抒情”;司马迁在为李陵辩而惨遭腐刑后,也是承继了《诗》骚传统,忍辱负重,“发愤以著书”……到庾信这里,文学创作中已经逐渐形成 “以悲为美”的写作情怀。庾信在侯景之乱和江陵之变后,遭受国家沦丧,家破人亡的惨痛,又被迫入仕北朝,这些身世遭际刺激和触动着他敏感的神经,一改前期那种绮艳轻靡的写作,愤而将满腔的忧伤和苦痛,倾泻入诗赋中,酿成了一曲曲凄凉哀婉的悲歌。
  
  在他的诗赋中经常用苏武李陵别、吴起去西河、荆轲易水寒,申包胥碎首、嵇康歌《广陵散》等典故,用枯树、落叶、残垣颓埂、秋风、暮雪、白骨、移柳等悲凉意象来表现,目的是将自己痛苦哀怨的内心情感表达出来,以寻求自我解脱和慰藉。如此“悲身世”、“念王室”、“述家风”、“陈世德”的举措,希望能有知音相识。庾信之《伤心赋》赋题本屈原之“目极千里伤心悲”;而《哀江南赋》则为“魂兮归来哀江南”作,其在《哀江南赋序》中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创作意旨,“不无危苦之辞,唯以悲哀为主。”这种明确的“以悲为美”的创作行动,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文论“诗可以怨”思想的承传和发展。在赋序的后面,他还强调:“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飙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张平子见而陋之,固其宜矣。”总结出有星移物换、王朝更迭就会有离散悲苦,如此天意人事,都是可以长歌浩哭的,也是一定非言歌而不能已的。用屈原和《列子》之典表达了自己明白希望之渺茫和不可达到,惟独寻求像陆机和张衡那样的高士知音,诉说着自己的心声。自庾信后,韩愈、欧阳修、李贽、曹雪芹等人继起,将这一“穷言劳歌”以悲为美的传统发扬光大,缘于个体生命感受的激活和倾诉,拓展了浩瀚而深重的中华文化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