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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赵抃;治蜀;三游洞;下牢溪;诗
中图分类号:K 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 1769(2002)06- 0010- 05
北宋文坛上崛起了如欧阳修、晏殊、梅尧臣、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黄庭坚、秦观等一批在历史上极有影响的作家;同时在政坛上也涌现了如范仲淹、王安石这样的大改革家，如寇准、晏殊、包拯、欧阳修、韩琦、富弼等这样一批才华出众、刚正不阿的名臣、贤臣。
赵抃与欧阳修是同时候人，均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然赵抃与欧阳修比，则鲜为人知了。其实，赵抃也是北宋极有影响的杰出政治家。他“以宽为治”、“宽猛不同”，尤以治虔、治蜀、治越政绩卓著。其行政作风和政策思想，极赋创造性和个性特点。苏轼论赵抃曰:“公为人，和易温厚，周旋曲密”，“与人言，如恐伤人”;“然至论朝廷事，分别邪正，慨然不可夺”(P998)。显然，他既是一位政治上的铁腕人物，同时又是一位充满着仁爱的名副其实的“父母官”。其“越州救灾”的感人肺腑的生动典型事迹，则充分体现了他一心为民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赵抃为政、行政作风及其崇高的“父母官”形象，既有着历史意义，且有着较高的现实教育意义。
赵抃还是一位颇有才华的文学家，尤以诗著称。其诗“谐婉多姿”、清新秀美、朗朗上口。他经三峡人蜀时所作三游洞、下牢溪诗(即《初人峡》、《下牢溪》)，则充分体现了他的诗的这些艺术特色。
苏轼曾为其作了《赵清献公神道碑》，曾巩曾为其撰写了专文《越州赵公救灾记》。清乾隆年间所修《四库全书》收人其《清献集》十卷。然自近代、现代和当代来，对赵抃的研究和宣传，则几乎空白。故挖掘历史人物，选择赵抃作为描述研究对象，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一、赵抃，北宋政坛上的奇才怪才、铁腕人物
赵抃，字阅道，号知非子。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县)人。其先祖京兆奉天(今西安市)人，仕宦之家;五代之乱，徙于越。赵抃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公少孤且贫，刻意力学”(P994)，景祐元年(1034年)进士。早年任武安军(今长沙)节度推官①，崇安(今福建武夷山)、海陵(今江苏泰州)、江原(今四川崇庆) 等县知县，泗州(今江苏盱眙境)通判;后任殿中侍御史、梓州路(治今四川三台县)转运使、右司谏、虔州(今江西赣州境)知府、河北都转运使、成都知府。熙宁元年(1068年)，擢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晚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拜资政殿学士、知杭州，改知青州(今山东青州境);后知越州(治今渐江绍兴)。不久复徙杭州直至隐退。
从以上履历看得出，赵抃长期于地方任职:三任知县，七任知府、知州，两任转运使;还做过州府推官、通判。这些任职，极有利于他更广泛地接触社会、民众，更深地体察、了解到各个阶层人们的情况和最下层人民的民情、疾苦;也更有利于锻炼、提高他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决策、行政的能力、水平。
苏轼曾用“和易温厚，周旋曲密”及“分别邪正，慨然不可夺”二语从两个方面来概括赵抃的性格;曾巩也曾用“直道正行”、“岂弟之实”(P1261)两句话来描述他的为政为人。“岂弟”者“恺悌”也，和乐平易之意。故不论从苏轼的论述看，还是从曾巩的论述看，均说明赵抃是一个既仁慈、仁爱且又铁面无私的人物，是一个柔中有刚、刚柔并举的人物。他为政一生的最突出特点则正是他的这一性格的集中表现:以宽为治，“宽猛不同”;务实、勤政，原则性强。总之，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政治上，赵抃是一个铁腕人物。
在武安军任推官时，有人曾伪造印章，以作更改赦免用;法吏要将其处死。赵抃在了解案情后，严加制止:“赦前不用，赦后不造，不当死。”(P10321)此人终判不死而获救。之后在其知祟安县、徙通判宜州(治今广西宜山县)时，有死囚刚系狱，患痈未溃。赵抃即命医为之治疗，使其免于瘐死而生还。赵抃此举，显然是他秉性“柔”中的人道精神的体现。但在最黑暗的专制主义时代，要在一个封建牢狱里对一个死囚犯实行人道主义，却决非易事!故赵抃此举，也正是他在政治上有胆有识情怀的表现。他办事果决、稳重、有魄力。在泗州任通判时，濠州(治今安徽凤阳)廪赐军响“不如法”，士卒声称“兵变”，吓得该郡守不等天黑便关门闭户，不敢出门。该路转运使召遣赵抃前往摄政处置。赵抃抵濠州后，“从容如平时，州以无事”。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赵抃经翰林学士、后为国相的曾公亮推荐而升为殿中侍御史。御史任上，他正气凛然，弹劾不避权贵，人称“铁面御史”。他宣称要严格区分朝中“君子”与“小人”的界线。认为“小人虽小过，当力排而绝之，后乃无患;君子不幸诖( guà挂)误②，当保持爱惜，以成就其德”( P994 )。赵抃的“君子不幸诖误，当保持爱惜”的观点是极富创造性的。“小人”当然是指朝中的邪恶势力，即奸保、贪官、昏官。“君子”则是指忠良、贤臣—用现代语说即“人才”。赵抃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即对不幸失误的好官应抱何种态度。赵抃的态度很鲜明:对于朝中的邪恶势力，应坚决予以打击，应彻底干净地将他们清除出朝廷，以绝后患;而对朝中的好官、栋梁之材，哪怕是犯了错误的，也要旗帜鲜明地加以爱惜、保护，以让他们有立功建业、继续发挥巨大作用的时空。在此，赵抃所强调的是重视和保护人才。
《宋史》记载赵抃“铁面御史”形象的事迹颇多。刘沆以参知政事的身份监护温成皇后丧事;升为国相后也仍行事如初。赵抃认为其行为有失“国体”，上书论沆“当罢”。显然，赵抃对刘沆的批判是中肯的。温成皇后原本宫中仁宗特别宠爱的妃子，临死时，册封为皇后。欧阳修便曾尖锐地批评仁宗对温成皇后过于“优崇”。当仁宗选择温成皇后逝世一周年之日，在兴国寺奉安真宗皇帝御容、并于此之后又要求大臣们随同他一起前往“幸临”温成皇后祀庙时，欧阳修对“幸临温成皇后”之举，则坚决予以抵制:他不仅自己不去“幸临”，且还上《请驾不幸温成庙扎子》(P851)，乞请仁宗皇帝也不应去“幸临”。而刘沆之流则恰恰相反，为阿谀迎合仁宗，先以参知政事身份、后以国相资格，将纪念温成皇后的各种仪式、庆典、葬礼，均搞得异常隆重!刘沆的这些有失“国体”的行为，则恰恰助长了仁宗对后宫美色的过分思念和宠爱。宰相陈执中既是一个胸无点墨的庸官，且是一个凶狠暴戾的恶棍，还是一个反对“庆历新政”的死硬派。他曾不择手段地造遥、毁谤新政人物范仲淹;任宰相期间，他又曾毒打自家家奴迎儿至死。赵抃上书论宰相陈执中不学无术、过错颇多。阴谋反对“庆历新政”、平生非为、奉使不法的宜徽使王拱辰，不称职的枢密使王德用、翰林学士李淑，均在赵抃的鼎力弹劫下纷纷落马。
在严厉打击“小人”的同时，他还竭力保护“君子”。如吴充、鞠真卿、刁约、马遵、吕景初、吴中腹等一批朝中高级官员均因某种“过失”而相继被逐;赵抃极力上疏申辩而终于使他们一一重返朝廷任职。至和二年 (1055年)，吕溱、蔡襄、韩绛等一批要臣均出守外任;欧阳修、贾黯因竭力弹劫宰相陈执中而“冒犯”了仁宗，亦自请外任，并被恩准。赵抃上疏力保:“近日正人端士纷纷引去，侍从之贤如修辈无几，今皆欲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馅事权要，伤之者众耳。” ( P10322)正是在赵抃和知制诰刘敞的力谏下，欧、贾得以复领原职。不久，欧阳修为朝廷委以重任，出使契丹。
为右司谏时，陈升之结交、贿赂宦官，以达步青云晋升枢密副使之目的。赵抃与唐介、范师道等连上疏二十余章，予以揭露，终于将其打下去!然而赵抃也因此而被调出朝廷，知虔州。
虔州任期满后返京，进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时反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死硬派贾昌朝以故国相知魏州(治今河北大名东北境)。赵抃抵魏州执行公务，要按察他的国库;贾昌朝横加阻拦，派人传话:“前此，监司未有按视吾藏者。”其意是说:你赵抃也休动我的国库!对贾昌朝的挑战，赵抃决无退让，回话说:“舍是，则他郡不服。”并带着人马前往按察。赵抃还受旨督察该路区域的招募丁勇事。该区域募兵勇普遍未能如数按期完成。皇帝有诏:到期未能如数完成募勇者坐罪惩处。因此而坐连戴罪的官吏达八百余人。赵抃上疏奏请朝廷: “河朔(指黄河以北)频岁丰，故应募者少，请宽其罪，以俟农隙(意待农闲时)。” ( P10323)朝廷准请。不久，募勇数足，坐罪官吏获免。贾昌朝因此愧服。
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赵抃因反王安石而谪任杭州知府。抵任后，杭州一批无赖子弟认为赵抃宽厚可欺而肆意制造事端、骈聚为恶。赵抃知其来意，决不手软，下令缉捕。他择重犯刺面发配他州，以惩恶党。恶党相继遁迹。
二、入蜀治益，名震天下
赵抃在地方任上所取得的成绩最大者，则要算是在治虔、治越和治蜀上——尤其是后者。
虔州(今江西赣州境)，地处僻远贫困大山区，“素难治”。赵抃从右司谏贬至虔州任知州后，实行“严而不苛”、宽严并举之策。主要是加强对县令的管理、指导;同时，又让他们放开手脚。赵抃“召诫诸县令，使人自为治”;但有言在先，只要事办好了，老百姓高兴，“吾一无所问”;“令皆喜，争尽力”。( P10322)于是，“虔事为少，狱以屡空”。又“改修盐法，疏凿赣石，赖其利”。(P995)从而虔州辖地出现了一个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局面。虔州与岭南邻近，又是两广要冲。时在岭南任职的两广外籍官员死后，死者及其家属因贫困而无以还乡。赵抃造舟百艘，并通报诸郡仕宦之家，“有不能归者，皆于我乎出”。 ( P10323)于是，死者仕宦之家均纷至沓来。赵抃授予舟揖，发放路费，一一送他们踏上归途。
赵抃一生，曾四次人川任职治蜀。头次是赴蜀任江原(今四川崇庆境)县令。第二次是移梓州路转运使，改益州(今成都)。蜀地，山高皇帝远，本难治之地。基层小吏，“肆为不法”;州郡达官，“公相馈晌”(意即慷国家之慨，行贿受贿，贪污腐化)。赵抃此次抵益州后，首先整顿官风。他“身帅以俭”，做出表率;并要求各级行政官员必须清正廉洁、执法守法。有不从者，按典章严惩!“蜀风为变”。所辖穷城小邑，赵抃也均派行部一一深人视察、访问。父老乡亲无不欣慰，刁官奸吏无不惊恐。
赵抃第三次入蜀则是于英宗治平年间。他因在河北都转运使任上做出了显著成绩，而为朝廷加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赵抃到任后，“以宽为治”。以往任梓州路转运使时，便曾获悉有人曾以祭祀为名聚众肇事，当局曾对肇事者施以峻法:其首处死;其协从者刺面发配。赵扑此次抵益，适逢此狱再犯。“其人皆惧”，认为“公必尽用法”。(P996)赵抃经查，发现属一般性聚众闹事，案情也并非所闻那么严重。于是他亲自处置:刑惩首恶，释放余人。“蜀民大悦”。
第四次入蜀则系赵抃知杭州、后移知青州(今山东青州市)任上时。青州正遭蝗、早二灾。蝗灾刚刚扑灭，时成都的戍卒(戍边部队)骚动告急。时熙宁五年(1072年)，宋神宗诏赵抃以大学士复知成都。神宗曰:朝中更合适的人选莫如尔也，“(尔)能为联行乎”?赵抃对曰:“陛下有言，即法也。奚例之问?” ( P10324)赵抃受命于危难之时。抵任后，“治益(成都)尚宽”。对戍边部队的处理，则致力于沟通。一日，坐堂上，有卒长在堂下。赵抃好言相劝说:“我与你年龄相仿。我只身入蜀，为天子抚一方。你亦应廉洁、谨慎，要有无私无畏的精神，以率领大家守好疆土。等守边任务完成后，你带着国家给你的酬资还乡，合家团聚，安顿好家室，过太平日子，这不是很好吗?”③这番入情入理的话，在军队中竞相传播，产生了强烈反响。戍卒“莫敢为恶”。蜀安然。
此任期间，剑州(治今四川剑阁县)民李孝忠集众二百余人，私造符牒④，度人为僧。有人以谋反罪加害于他们。根据刑律，犯谋反罪是要全部杀头的!赵抃深知事关重大。于是他不将此案交狱吏办理，而是亲自将其从轻发落:处李孝忠“以私造度牒”罪;“余皆得不死”(P997)。赵抃因此而被人诬之以“纵逆党”罪上告朝廷。朝廷对案件复查，认为赵抃的处置与法相合。从而，还赵抃清白。
此次任上赵抃所办的另一件极出色的事是对少数民族问题的处理。茂州(今四川茂坟羌族自治县境)夷人(羌族)部落经常以武力犯成都境。赵抃因治蜀得力而声威大震。夷人头领因害怕赵抃征讨而主动请降，并要杀一奴婢取血以饮盟誓。赵抃很愿意与夷人友善、盟誓结好;但反对杀奴取血。赵抃令:“人不可用，三牲可也。”(P997)赵抃的使者抵达后，与夷人首领鹿明玉遵从赵抃的指令，一起改用饮牲畜血拜天、盟誓、结好。从此，益境太平，夷人诚服听命。作为一位九百余年前的封建士大夫官员的赵抃，在处理少数民族的问题上，竟也会有如此的胆识、胸怀和政策水平，这就很难得了。
赵抃治蜀，成绩卓著，名气很大。赵抃第四次卸任离蜀后由冯京继任守成都。冯京认为“赵公所为，不可改也”。冯京的态度则恰恰说明赵抃治益的名气之大，影响之深、之广;也足以说明赵抃治益的成功。宋英宗、宋神宗对赵抃治益均曾给予过充分的褒肯。朝官荣諲调任梓州路转运使时，英宗对他说:“赵抃为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立位后，当面夸奖赵抃“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P10323)神宗凡拟定二郡(指虔、益)郡守，必称:“昔赵某治此，最得其术”。(P998)显然，在神宗眼里，赵抃既是治益专家且又是难得的栋梁之材。不久，擢赵抃为参知政事。
三、越州救灾及曾巩的《越州赵公救灾记》
赵抃于熙宁元年(1067年)擢右谏议大夫(属中书省)、参知政事后，与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协力辅政，很得神宗赏识。然而，此时王安石发动了变法。朝中一批颇有资历才华的如欧阳修、韩琦、富弼、司马光、苏轼等一批老臣、要臣，对此不很理解。赵抃无疑也在其列!他们或愤然辞职(如司马光辞枢密副使)，或明火执杖抗争。安石变法，无疑是一场推动历史进步的变革。然而，这场变革要在北宋神宗王朝这部已昏庸、腐败了的国家机器内部进行，就必然要遭遇很大阻力;就必然会遇到许许多多无以克服和突破的局限。同时，就变法内容言，又确有好些不切实际而值得探讨的东西。如青苗钱便是激烈论争的一个焦点。时在青州的欧阳修就曾为此连上二书进行争辩。法定:年逢农时由政府向农民发放有息青苗钱(粮)。如此做法，名为“惠民”，而实施起来却弊端颇多。一是息过重:十分本，二分息。“官中放债，每一百文，要二十文利尔。”( P903)众多官吏甚至将此当成摇钱树，不择手段地加息滚利，残酷敲诈盘剥农民。二是不顾年岁丰凶，一律硬性按每年规定时间收回本息，往往使得不少农民“谷场刮干，锅底朝天”也无法偿清“官债”，甚至弄得家破人亡!欧阳修上书神宗曰:“欲使天下晓然知取利(指青苗钱所获之利)非朝廷本意”，就必须“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纳元数本钱”。并辛辣批评朝廷所谓的“只许收二分”而“不许收三分”息的做法，只不过是孟子所言“五十步笑一百步”的把戏罢了!并无情揭露了是时层层官吏“抑配人户(指向农户强行摊派青苗钱)成患”的现实 ( P903 )。群臣批评“青苗钱取利于民为非(指这样做不对)”;可虚伪的宋神宗对此之说异常反感、恼火，硬说“朝廷本为惠民”，“取利非朝廷本意”(P903)。赵抃原是积极支持安石变法的，并曾极力推举他做宰相。然而，“青苗钱”的实施，则引起了赵抃极大不满、乃至愤怒。他上书神宗曰:“朝廷事有轻重，体有大小;财利于事为轻，而民心得失为重。青苗使者于体为小，而禁近耳目(指朝廷忠良)之臣用舍为大。今不罢财利而轻失民心，不罢青苗使者而轻弃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轻，失大而得小，非宗庙社视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P996)赵抃上此书后，数次呈书请去职。熙宁三年 (1070年)四月，又再次呈书请去。不久，赵抃除资政殿学士、知杭州;“未几徙青州”。熙宁五年(1072年)复知成都。
熙宁七年(1074年)知越州。抵任后第二年吴越大早，继而大疫。灾情的严重，震惊全国。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载:时“吴越大饥，民死者过半”。曾巩在《越州赵公救灾记》中写道:“是时，早疫被吴越，民饥谨疾病，死者殆半，灾未有巨于此也。”
赵抃越州救灾，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的。
《宋史》、苏轼的《赵清献公神道碑》，对赵抃越州救灾，均有较多篇幅的记载。而与苏轼同时候的曾巩，则为此写下了专文《越州赵公救灾记》。该《记》是曾巩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国古文中的名篇。评论家们认为，该文之所以“打动人心”，首先“在于赵抃救灾事迹本身”，当然“与文章在艺术上的特色也是密不可分的”(P1263)。
《越州赵公救灾记》详尽记录了赴抃救灾前的“谨其备(即充分准备)”、开展救灾的生动事迹及其救灾效果。全文一千余字，结构紧凑、完整，语言简洁、凝炼、质朴。读之，字字落地有声。这是古籍中绝无仅有的研究赵抃越州救灾的极珍贵资料。
熙宁八年(1075年)夏，吴越大早爆发。因灾荒将引起的 “民大饥”到来之前的九月，已年迈67岁的赵扑，便向他所辖州、县官吏下达了如下调查令:(一)受灾有多少乡村、面积有多广?(二)百姓能自食者有多少户、多少人?(三)官吏中，能献出多余粮食的人有多少、粮有多少?(四)国库存钱、粮能拿出来救济的有多少?(五)可募粮食的富户有多少?(六)寺院、道观在保证白食的情况下，能募出来供救济的粮食有多少?如此等等。赵抃在将以上调查项目一一查对、登记在册后，便组织发动州县积极开展募粮募钱救灾活动。
州县官吏记录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万一千九百余人。赵抃从富人及僧人、道士那里募得粮食四万八千余石，并“佐其费”。自是年十月起，孤老疾弱、不能自食的灾民，均发放粮食人日一升，幼儿减半。赵抃视人多拥挤，怕被踏践、踩伤，于是，又改受粮者男女异日，人受食粮两日。又挂念着灾民们流亡在外，故赵抃在城市郊野，又办起了五十七个发放所，以便他们就近获得救济粮;并告以“去其家者(指离开家园者)勿给(粮)”，以劝流亡者速速还乡。救灾工程巨大，执事官差奇缺。于是赵抃便取不在职而居于越境之吏，供其食而任以事。使救灾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赵抃又从州、县官员那里征得粮食五万二千余石，一律按平价出售给有自食能力的灾民。为方便灾民购粮，赵抃建售粮点十八所。又佣灾民建筑城池，付予钱与粮，以使自食其力。凡向富人借赁钱粮贫困者，赵抃限富人待稼熟收获之季，方可取回本息。被遗弃之孤儿孤女，赵抃均派人一一收容抚养。赵抃一生“嫁兄弟之女十数，他孤女二十余人”。 (P10325)这 “他孤女二十余人”中，便有赵抃于当年在越州救灾时所亲自收养的孤女。
明年春，瘟疫肆虐。赵抃组织动员州县建造病坊，收容治疗疫者。又募得僧人二名，归于属下，协助视察医疗饮食，令无依无靠者有所依;凡死难者，均派出使者予以安葬。“公于此时，蚤〔同“早”〕与夜惫心力不少懈，事细巨必躬亲，给病者药食，多出私钱(指赵抃为之出医药食费)。”(P1261)“(赵抃)以家赀(同资)先之，民乐从焉”(P997)。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为救民于水深火热中，赵抃无私无畏，敢破敢立，不拘一格。按以往规定，“岁廪(指开仓救济)穷人，当给粟三千石而止”;然而，救灾中赵抃贩济穷人的粮食又何止是这个数的十倍!“法:廪穷人，尽三月当止”;而赵抃 “廪穷人”自头年十月到第二年“尽五月(方)止” (P1261)。凡事有非议和追究责任者，赵抃均一人以当之，决不累及下属。正是由于赵抃无私无畏、鞠躬尽瘁，越州灾民才得以“免于转死”;“生者得食，病者得药，死者得藏(意葬)(P997)”。越州救灾中所充分展现的赵抃一心为民的“父母官”形象，与那些对人民疾苦视而不见、麻木不仁的庸官、昏官，与那些一心只想吸干人民血汗的大小贪官、包括那些胆敢贪赃国家所发放赈灾救民财物的大小贪官，形成了鲜明对照!从这一意义上讲，赵公越州救灾的形象，对当今的反腐廉政建设，也是有着现实教育意义的。故曾巩曰:“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P1262)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曾巩的这番话，真可谓高屋建瓴,洞察深远、耐人寻味!
四、所作三游洞、下牢溪诗及赵抃的晚年
从抃京(开封)人蜀.有水、陆二路可行。赵抃曾四次入蜀; 当他走水路历三峡入蜀时，途经夷陵，曾写下了《初入峡》、《下牢津》两首诗(1094一P766 )。诗写得清新秀美、朗朗上口。
《初人峡》诗云:
峡江初过三游洞，天气新调二月风。
樵户人家随处见，仙源云路有时通。
峰峦压岸东西碧，桃李临坡上下红。
险碛恶滩知几许，晚停征棹问渔翁。
《下牢津》诗云:
拖舟百丈苦攀跻，一过牢津恍似迷。
花放乱红迎彩旆，谷传深响答鸣鼙。
避人幽鸟凌云噪，抱子惊猿走险啼。
春岫重重春水绿，却疑春在武陵溪。
彩旆(pèi)即彩旗; 鼙(pí)，即小鼓;春在武陵溪者，即喻春色秀美的下牢溪有如春到风景如画的著名胜地武陵溪。《初入峡》诗是直接写三游洞风光景物的;《下牢津》诗所写的也与三游洞有关，因下牢溪是三游洞的所在地。留存至今的北宋人所写三游洞及下牢溪的最早的诗应首推欧阳修的《三游洞》、《下牢溪》诗，其次便是赵抃的《初入峡》、《下牢津》二首了。论年龄，欧阳修比赵抃仅大一岁，但欧阳修进入仕途要比赵抃早得多。当欧阳修于景祐年间贬至夷陵任县令时，赵抃中进士才不过两、三年。而赵抃走水路人蜀，途经夷陵写下《初人峡》、《下牢津》二诗时，距欧阳修写《三游洞》、《下牢溪》诗，那又是二、三十年以后的事了。
《初人峡》、《下牢津》二诗写的均是三游洞、下牢溪和整个西陵峡口两岸春天的景象，这说明赵抃这次入峡赴蜀是在春天。景物描写异常真实、亮朋、生动;情感抒发非常细腻、清新、感人。既描绘出了一幅有着浓郁三峡特点的、乡土人情味十足的山水画，且还画出了一幅真实反映三峡历史的色彩缤纷的峡江拉纤图。“拖舟白丈苦攀跻，一过牢津恍似迷。花放乱红迎彩旆，谷传深响答鸣鼙。”这些凝重、形象而又生动的诗句告诉我们:在那没有汽油和内燃机的漫长历史年代里，我们的祖先便是这样在三峡里进行着航运的!
而诗中如“峰峦压岸东西碧，桃李临坡上下红”等诗句，则无愧是描写三峡壮丽景色的脍炙人口的佳句。
清人评论赵抃的诗云:“其诗谐婉多姿” (1094一P739 ) 。显然，《初人峡》、《下牢津》二诗也是充分体现了赵抃其诗的这一特点了的。赵抃性刚直、冷清、嫉恶如仇。故清人对其诗又另有评议，认为其诗“乃不类其为人”（1094一P739)。显然，这后一评议是就赵抃性格中的“刚”的一面而言的。其实，赵抃“刚中有柔”，其性格中还更有“柔”的一面。他的情感世界异常丰富。他既嫉恶如仇，且又更热爱真、善、美——热爱人性美和大自然中的美。既热爱美，又能深刻理解美，还能用他那生花之笔极富魅力地来表现出美来，这便是赵抃的诗为何能够具有“谐婉多姿”特点的根本因原之所在。
赵抃一生十分酷爱山水。在他晚年隐退后，居于衢县老家。 “有溪石松竹之胜，东南高士多从之游”。正值通判温州任上的儿子赵屼(wù)的，也赶来老家侍奉，陪同老人游览天台、雁荡。不久圣上提举其子赵屼为两浙常平，为其照顾老人提供了方便。赵屼服侍老人重游胜地杭州。不久，因疾还衢。宋神宗乙丰七年(1084年)，赵抃逝世于家乡，享年77岁。赵抃涉入佛门颇深，“晚岁习为养气安心之术，修然有高举”(P998)临终，晨起如平时，赵屼侍于侧，公与之诵诀，词序不乱，安坐而没。死后，赠太子少师，谥“清献”。留有著作《清献集》十卷(1094一P739)。
《宋史》对赵抃一生评价颇高:“抃长厚清修，人不见其喜温”，“平生不治赀(同“资”)业，不畜声伎”，“施德惸⑤贫，盖不可胜数”。“其为政，善因俗施设，猛宽不同，在虔与成都，尤为世所称道。”著名庆历新政人物、三朝(宋仁宗、英宗、神宗)宰相韩琦，曾给予赵抃的德行和风范以极高的评价，曰:“真世人标表，盖以为不可及云” (P10325)。
注释:
①推官:州府节度使下所置的负责办理刑狱事务的行政官员。
②诖误: 诖，音guà。诖误，即贻误，连累。章炳麟《新方言·释言》:“今人谓失官让误，盖谓己本无罪，被人所诖误耳。”
③原文见《宋史·列传卷七卜五》:“吾与汝年相若，吾以一身人蜀，为天子抚一方，汝亦宜清谨畏戢以率众，比戍还，得余赀持归，为室家计可也。”清:高洁意，引申为廉洁。戢：音jí，收敛意。赀:音zí，同“资”。
④符牒:符牒，即度牒，出家僧身份凭证，只能由政府制作发放。牒:音dié，古代书板，引申意为“凭证”。如白居易《杜陵叟》诗:“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
⑤惸:音qi6ng,怠为无依无靠。
参考文献:
[宋]苏轼.苏轼全集[M].上海:上海占籍出版社，2000.5.
!宋]曾巩.越州赵公救灾记[A ].古文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7.
[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11.
[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6.
四库全书·清献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
作者简介：袁瑾（1978— ），女，湖北宜昌人，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研究生。
来源：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