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生活 》 wàn yán yuán nián de zú qiú duì The Silent Cry 》
１ sǐ zhě yǐn dǎo wǒ men -1
dà jiāng jiàn sān láng Kenzaburō Ōe
大江健三郎运用极其丰富的想象力，通过小说主人公鹰四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受挫后到了美国，又回到自己的家乡，离群索居在覆盖着茂密森林的山谷里，效仿一百年前曾祖父领导农民暴动的办法，组织了一支足球队，鼓动“现代的暴动”的故事，巧妙地将现实与虚构，现在与过去，城市与山村，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织在一起，与畸形儿、暴动、通奸、乱伦和自杀交织在一起，描画出一幅幅离奇多采的画面，以探索人类如何走出那片象征恐怖和不安的“森林”。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认为它“集知识、热情、野心、态度于一炉，深刻地发掘了乱世之中人与人的关系。”
１ 死者引导我们-1
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醒来，寻求着一种热切的“期待”的感觉，摸索着噩梦残破的意识。一如咽下一口要以烧着你五脏六腑的威士忌，这种“期待”的感觉热辣辣的。我心中忐忑，摸索着，企望它能切实重返体内。然而这种摸索却永远都是徒劳枉然。手指已没了气力，我只好将它们并拢起来。分明觉出自己全身的骨肉都已分离。迎着光亮，我的意识畏葸不前，这种感觉也正转化成一种钝痛。对于这样的一个肉体，尽管它沉重、零落、全身各处都在隐隐作痛，但出于达观和无奈，我却重又接受了它。我全然无意去想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什么时候所采取的姿势，只是蜷曲着身体睡着的。
每次醒来，都要去搜寻这业已失去了的、热切的“期待”的感觉。它不是什么失落的感觉，它本身便是一个实体，且性质积极。我知道它无法寻觅得见了，便试图诱导自己重回再度睡眠的斜坡。睡吧、睡吧，世界不复存在。然而今天早晨，却有一种异常的巨毒渗进我的全身，疼痛难受，妨碍我重返睡眠。一种恐惧正喷涌欲出。至少还要有一个小时，太阳才会升起来。在此之前，我无从把握今天会是个怎样的日子。我浑然无知地躺卧在黑暗当中，恍若一个胎儿。以往的这种时候，性欲恶习便来得方便了。然而现在，我已时年二十又七，既成家室，甚至还有个住进保育院的孩子，只要一想到自己还要手淫，便会生出羞耻之心，转瞬间将欲望的胚芽捻得粉碎。睡吧、睡吧，睡不着就模仿一下熟睡的人也好！不想，昨天民工们为安装污水净化槽而挖掘的长方体洞穴却在黑暗中变得清晰可见起来。荒芜凄苦的毒素在隐痛的体内繁殖开来，筒装果冻一般，似要从耳眼鼻口、从尿道缓缓溢出。
我依旧模仿着熟睡的人，站起身，在黑暗中踽踽前行。我闭着眼，任身体各处撞在门上墙上家具上，发出谵语般痛苦的。说是闭着眼，可实际上，我的右眼，它即便在大白天睁得大大的，也是什么都看不见。致使我右眼至此的根结，我几时才能搞得清！那完全是一次事故，可憎可厌而又毫无意义。一日，早晨，我走在街上，一群陷入惊惧和愤怒恐慌的小学生投来石块儿，正打中我的一只眼睛，我摔倒在地。对于这次事故，我一直也没摸着头脑。我的右眼从眼白到眼仁横向撕裂，丧失了视力。直到现在，我还觉得自己仍未理解这次事故的真正含义，而且还有一种惧怕对此有所理解的心理。如果你用手捂住右眼走路，你肯定会碰上埋伏在右前方的许多东西。你会突然撞上它们。你会一次又一次地碰着头、磕着脸。于是，我的头和右半边脸便是这样新伤不断，使我丑陋难看。记得早在我眼睛受伤之前，母亲曾经拿我与也许会出落得很英俊的弟弟相比较，预测过我成年后的容貌。母亲的话我倒是时常记得起，但我也渐渐明了了自己的丑陋特性。那只失明的眼睛不过是日日更新着丑陋、时时强调着丑陋罢了。与生俱来的丑陋意欲躲进背阴处沉默起来，可这只盲眼，却总要将它生拽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是我却给了这只面对黑暗的眼睛一个任务。它虽然已丧失了机能，可我却把它比作面向头盖骨里侧的黑暗而开启的眼睛。我的这只眼睛时时注视着鲜血郁积、高出体温的黑暗。我雇佣了一个哨兵，让他伺视我心中的夜下森林，于是我也承受起了反观自己内心的训练。
穿过餐厅，摸索着打开房门，我这才睁开眼睛。这深秋时节的拂晓，到处是一片漆黑，只有在大气层高处，才现出些许微白。一条通体黝黑的狗跑跳着要扑奔过来。但它立即领会了我的拒绝，默不作声地紧缩了身子，把它那蘑菇似的小鼻子头儿从黑暗中挺起，朝向我。我把它抱在身侧，慢慢往前走。那狗身上散出臊臭气。它一动不动地叫我抱着，呼吸急促，弄得我腋下有些发热。这狗别是染上了热病吧。我赤裸的足尖触到了木框上。我暂且放下那狗，摸索着确认一下梯子的位置，再朝在黑暗中放下它的地方一抱，发现它还呆在那儿。我不能不微微笑了笑，可这微笑却不能持久。它一准是生病了。我吃力地下了梯子。坑底到处是深及脚踝的积水，水不很多，像绞肉时流出的汁液。一屁股坐到地上去，便觉得水通过睡裤和内衣弄脏了臀部，并且我还发现自己对此竟是顺从接受，仿佛它无法抗拒。然而那狗却自然会抗拒这水污。它不做一声，好似能够讲话却又故作沉默一般，在我膝上找着平衡，将颤抖发热的身体贴近我的前胸。为了保持平衡，它把带钩的爪子抓进我膝上的肌肉，而我，觉得自己对这种痛苦也依旧无法抗拒，于是五分钟之后，便不再介意了。地下的污水弄脏了屁股，渗进与大腿之间，然而这也无所谓了。我可以感觉到，我这１７２厘米高、７０公斤重的肉体，与昨天民工们从这里挖走并远远地丢到河里的泥土总量大致相当。我的肉体同化成泥土。只剩下那狗的热度和如同两只腔肠类动物内侧一样的鼻孔，只有它们，是我的肉体以及身边的土壤、阴湿的空气这个整体中一息尚存的东西。鼻孔变得惊人地敏感，贪婪地嗅着坑底贫乏的气味，如同嗅着什么极其丰饶的东西。想必它的机能已开发到了极限，因而它非但不能一一辨别收集到的无数种气味，而且，在我几乎失去知觉、将后脑（我感觉是直接将后脑的头盖骨）撞在坑壁上之后，它也只能吸入那各种气味和微量氧气。那荒芜凄苦的毒素仍滞留在我体内，却已全然没有向外渗出的迹象。热辣辣的“期待”的感觉还没有回转来，但恐惧却已消除。我对一切都觉得无所谓了，眼下，对具有肉体的自身也是如此。唯一让人颇感遗憾的是，任何东西的眼睛都不去看全然无谓的自身。那条狗？狗有什么眼睛。满不在乎的我，也没什么眼睛。自从下了梯子，我就又一直闭着眼睛。
我静观起我那友人来，我参加了他的火葬仪式。这个夏末，我的友人用朱红色涂料涂了一头一脸，全身赤裸，插上黄瓜，自缢身亡了。他的妻子参加一处持续到深夜的聚会，当她病兔一样疲弱地回到家里时，发现了她丈夫那怪异的尸体。友人为什么没和妻子同去参加聚会呢？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总是让妻子一个人去参加聚会，自己则留在书斋里搞他的翻译（他和我在合作翻译）。这已是司空见惯，没人会觉得奇怪。
友人的妻子从尸体前两米处径直跑回到聚会上，她惊慌失措，毛发倒竖，乱抡双臂，欲喊无声，拖着双稚气的绿鞋子，在月冷人稀的夜半，踏着自己的身影一路狂奔，活像倒转的胶卷。向报了案以后，她便开始静静地啜泣，直到她娘家来人接她。警方调查结束后，是我和友人刚毅的祖母，为我那涂红了头脸、一丝不挂、大腿上沾满一生最后的、确已无可救药的友人料理了后事。死者的母亲几成痴呆，帮不上半点忙。只是在我们要洗掉死者的装扮时，才突然回过神来，予以反对。我和老妇们谢绝所有前来吊唁的客人，只有我们三个人为死者守了夜。他具有个性的众多细胞，正不断被隐蔽而迅速地破坏着。那些变得稀奇古怪、粘稠酸甜的蔷薇色细胞，被干涸的皮肤拦河坝一般截住了去路。头呈红色的友人的肉体躺倒在简易行军床上，傲慢地腐烂着。友人这一生仿佛是在奋力穿越一条狭窄的暗渠，就要从另一端钻出来的时候却突然死去。眼下，他的肉体比他这二十七年生涯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具实在感，紧张且又危险。皮肤的河堤决口。发酵的细胞群酿酒般酿造着肉体自身的死亡，真实而具体。活着的人们则必须将其饮下。友人的肉体和有股百合味的腐蚀菌一同刻下的时间，迷惑着我。友人的尸体在其存在的整个期间进行了仅只一次的飞行，在守望这种进行飞行的纯粹的时间圈时，我不得不承认另一种时间的脆弱，它柔和温暖得像幼儿的头顶，并且可以反复。
我无法不嫉妒。我也将不久于人世，最终闭上双眼，可我的肉体在体验之时，却不会有友人的眼睛去关注它、了解它了。
“他从疗养院回来那会儿，我应该劝他再回去就好了。”
“这话说哪儿去了。这孩子再也不能上那儿去了。”友人的祖母答道。“这孩子在疗养院表现不错，还挺受其他精神病患者尊敬的。所以也就不能再在那儿呆下去了。快把这茬儿忘了吧，你可不能这么怪罪自己。要是回去了，是能治好，可这孩子从那儿出来，过上了自由的生活，还真挺不错！要是在那儿自杀，怕是不能染红脸光着身子上吊什么的吧？敬重他的那些精神病人会拦着他的。”
“你能这么坚强，我也就放心了。”
“谁都有一死。大多数人在百年以后，都没有人会探讨他们的死法。能造一个自己最满意的死法去死，是再好不过了。”友人的母亲坐在床脚，不停地摩挲着死者的腿和脚。她像只受了惊吓的龟，脖子深缩进肩头，不理会我们的对话。她那扁平的小脸，酷似她惨死的儿子，表情如同融化的饴糖般松弛无力。我感到我以前从未见过如此写实地表现彻底绝望的面孔。
“像个猿田彦。”友人的祖母说了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猿田彦，用词真滑稽。我似要被它唤起一些不很明确的意识。但是我脑髓的脂肪质已经因疲劳而变成了肉冻，尽管稍有震动，可这震动却不足以理清这团乱麻。我无益地摇摇头，猿田彦这个词像秤砣一样，带着封条坠入我记忆的深处去了。
现在，我抱着那条狗坐在稍有积水的坑底，猿田彦这个词又浮现在脑海之中了，犹如令人怀念的记忆矿脉的鲜明露头。那日以来一直冻结着的有关这个词的脑髓脂肪质的肉冻也已融化。猿田彦，猿田彦殿下在天界岔口迎战下凡诸神。猿女氏之祖作为闯入方的代表与猿田彦进行外交谈判，纠集新世界的鱼类原住民，试图确立统治权，并将默默抵抗的海参的嘴巴用刀子豁开，说是此口无言语之能。我们那涂红了头脸、心地善良的二十世纪猿田彦，毋宁说是被豁开了嘴巴的海参的同类更合适。如此一想，便不觉泪如泉涌。泪水从脸颊滚到唇边，又滴落在狗背上。
在去世一年前，友人中断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活，一回国，便住进了治疗轻度精神异常的疗养院。至于疗养院之所在，以及友人在那里的生活状况，我们只能从友人的自述中略知一二，其他的便无从知晓了。他的妻子、母亲、祖母也从未实地查访过那个据说位于湘南地区的疗养院——友人不准他身边的任何人去那里探访。现在看来，是不是真有这么一个疗养院，怕也未可知。
即便如此，我们不妨暂且相信友人的话：那疗养院叫做微笑训练中心，也被称作“微笑练兵场”，被收容进去的人每餐都要服用大量镇静剂，于是，他们不论白天黑夜，就都能笑容可掬、心平气和地过日子。据说那是一幢海滨别墅式平房建筑，这种建筑在湘南地区比比皆是。一间日光室占了建筑物的一半。草坪上设了很多秋千，白天，大多数患者便坐在秋千上聊天。被收容进去的患者严格说来不能称之为患者，而应该是所谓长期滞留的旅客。这些旅客服用了镇静剂以后，便成了这个世界上最驯顺的家畜一样的生物，互相间交流着温和的微笑，在日光室里、在草坪上渡过时光。外出是自由的，没有谁会觉得自己是在监禁当中，于是也便无人出逃。
住进微笑训练中心后的第一周，友人回来取新书和换洗衣物时，就说似乎比任何一个先于他住院且已经能很好微笑的患者更迅速更愉快地适应那怪地方了。然而，三周以后，再次返回东京的友人虽也依旧微笑着，却隐隐现出些忧伤的样子。他向他妻子和我告白说，为他们这些患者分发镇静剂和食物的看护人员是个粗野男子，尽管患者们服镇静剂服得好像连气都不会生了，已全然没了抵抗能力，可那人却还是常常撒野、动辄施暴，诸如突如其来毫无动机地在你与他擦肩而过时猛击你腹部之类。我曾建议友人向中心负责人提出，可他却说：要是那样的话，院长准会以为我们不是吃饱了撑的胡说八道，就是得了妄想症，再不就是两样都占了，因为像我们这么无聊的人至少湘南海岸一带是不会再有了，而且我们也多少都有点不正常嘛。镇静剂弄得我也搞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真地生气了。
然而，时隔仅仅两三天，友人便开始拒服分给他的镇静剂了，那是应该在早饭时服用的。白天和晚上的份儿也都让他倒进了冲水厕所。第二天早上，他发现自己真的生气了，就伏击了粗暴的看护，结果，他自己伤得不轻，看护也给他弄了个半死。友人虽然因此而赢得了那些温和微笑着的病友们深深的尊敬，但是和院长谈过话以后，他却不得不走人了。离开微笑训练中心的时候，那些一如既往傻笑友善的精神病患者们前来相送，友人向他们挥手告别，心中生起有生以来头一次的深切的悲哀。
“亨利·米勒这么说过，我体会了和他的悲哀同样的悲哀。其实，在那以前我还怀疑过米勒这句话的真实性呢。——我也想一起笑笑，却笑不出来。我很悲哀，我一生中从没这么悲哀过——，这可不是单纯的语言表达的问题。对了，还有一句，也是米勒的话，打那以后一直抓住我不放——什么都一样，还不是想让自己快活起来——！”
在微笑训练中心呆过一段时间之后，米勒的话就一直缠着友人，直到他染红脑袋赤裸着缢死。——什么都一样，还不是想让自己快活起来！——友人绝对快活地、也过早地渡过了他短暂的晚年。他陷入性的偏激，甚至钻进那种不正常的兴奋中难以自拔，在火葬了友人之后，我疲劳困顿地回到家里，和妻子谈起来，才使这段往事重被我想起。妻子一边等我回来，一边拿着威士忌自斟自饮。那也是我第一次看见妻子醉酒。
我一回到家，就直奔妻子和儿子的房间。当时儿子还住在家里。时近黄昏，孩子躺在床上，用空洞无神的茶色眼睛镇定自若地（如果植物有眼睛，那便是植物回视偷看它的东西时那种镇定自若）仰视着我。妻子不在孩子身旁。我是由书库的一个暗角里发现她的。她静坐在那儿，一声不响，烂醉如泥。妻子坐在放置于书架间的梯凳上找着平衡的样子很滑稽，仿佛小鸟落在摇曳的枝头。找到她的时候，困惑之余，我更感到了自己的羞耻。她是拿出我藏在脚凳侧面空档里的威士忌酒瓶后，就那么坐在上面，对着瓶嘴一小口一小口地啜饮，慢慢醉起来的。妻子鼻子、上唇油津津的，微微有些出汗，机械娃娃一般仰着脸朝向我，却站不起身来。眼睛李子似地又红又热，可透过衣服可以看见她颈上肩上都起了鸡皮疙瘩。她整个身体给人的印象，就像是一条肠胃异常的狗，乱吃一通青草，又开始反胃呕吐。
“你该不是病了罢。”我戏谑道。
“我可没病。”妻子敏感地觉察到我的困惑，答话的语气中明显带有讥讽的味道。
——“那就是你真的喝醉了。”
我向妻子俯子，她正疑惑地看着我，我看见粘在她唇边的汗珠随着上唇的起伏滚落到旁边。迎面扑来她那因酒精而变得潮湿肮脏的叹息。一种我从死去的友人身旁带回来的生者的疲惫重新染黑了我身体的各个角落，弄得我只是想哭。
“你彻底醉了。”
“没醉那么厉害。出汗了，那是吓的。”
“怕什么呀？你是担心孩子的将来？”
“我怕有人染红了脑袋光着身子自杀。”我只向妻子说了这些，黄瓜的事儿让我删了。
“恐怕这还不是你最怕的吧。”
“没准儿你也会染红了脑袋一丝不挂地自杀的，所以我才怕嘛。”妻子说着，垂下头，赤棵裸地显露出怯意。
刹时间，我颤抖着从妻子焦茶色的发间，看见死去了的自己的模型。甚至可以看见死去的根所蜜三郎那朱红色的头，没溶好的水彩颜料粉粒粘在耳垂后，形同血滴。我的尸体也和友人的一样，来不及涂完双耳，这表明，在想出这种怪异的方式自杀之后，缺乏足够的实施时间。
“我可不会自杀。我没有理由自杀。”
“那人是色情受虐狂？”
“是他死后第二天就跟我打听！打听这干吗！是好奇？”
“要是，”妻子从我嘶哑的声音里听出了只是我本人并不十分明了的愤怒的征兆，显得有些悲痛欲绝。“要是那人真是性，我不就不用担心你了么。”
妻子像是要求谅解一般，再次仰起身子，盯视着我。那血红的眼睛里流露出直截了当、充满绝望的疲惫，吓了我一跳。可是妻子立刻闭上眼睛，抄起威士忌酒瓶，又灌了一口。她圆鼓鼓的上眼皮有些发黑，像是弄脏了的手指肚。妻子一声接一声地咳，流出了泪，混和着唾液的威士忌也从唇边溢了出来。我本该操心一下滴在妻子那件刚买来的灰白色的柞丝衣服上的污痕，可我却从妻子瘦如猿爪、青筋暴露的手里夺过酒瓶，无聊之至地自己也灌了一口。
友人确实曾经在性的偏激中途、也就是说在偏激的斜坡的某一处，半快乐半忧郁地讲过，他有色情受虐的体验。这种偏激，既非谁都有可能偶然体验到的那种浅度偏激，亦非绝不可与人明言的那种深度偏激，而是虽尚属暧昧但当事人却很明了的一种偏激。友人去过那些凶暴疯狂、能满足色情受虐狂们的女人的秘密居所。头一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可三周以后当他第二次去那儿的时候，一个肥硕的蠢女人记住了友人的嗜好，教训道：没我你是不行的。还把一捆儿麻绳扑地一下扔到了裸身俯卧的友人耳旁。这时他才明白过来，那蠢钝肥胖的女人真正作为一个确切的存在，进入了自己的世界。
“我体会到这样一种心情，仿佛自己的肉体四分五裂，每个角落都绵软无力，就像一小截儿毫无知觉的腊肠。而我的精神却完全脱离了肉体，浮游在辽远的高处。”
友人这么说着，还莫名其妙地浮起病弱般无力的笑容，盯着我。我又喝了口威士忌，和妻子一样咳个不止，让微温的威士忌透过衬衣传到胸部腹部的皮肤上去。我心里涌起一股向妻子撒撒野的冲动。这时她正闭着眼睛，把那发黑的像蛾子翅膀的伪装似的上眼皮伸给另一双眼睛看。
“即便他是色情受虐狂，也不见得你就可以不用怕了呀。就凭那点儿理由，就把他和我严格分开，断言我决不会染红脑袋赤身裸体地自杀，这还不够充分。因为性的偏激终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真正可怕怪异的东西盘踞在人心深处，而性的偏激，不过是它所带来的一种不良后果而已。一种巨大而难以抵御的疯狂的原动力横躺在灵魂深处，不时地诱发一种叫做色情的怪癖。这种怪癖的深化，并没有使友人产生自杀的疯狂，而是恰恰相反。再说，我身上也有这种难以治愈的疯狂的种子……”
然而这些话我一概没有跟妻子说起，这想法本身也没有在我大脑那疲劳迟钝的沟回里扎下它细若水草的根须。它宛如杯中的气泡，是转瞬即逝的幻想。这种幻想一闪而过，不会给人以半点经验。特别是在他沉默的时候，就更是这样。我们只消等待着那并不可人的幻想不伤大脑的沟回、一掠而过便是了。如若成功，至少作为经验来接受，就能在大举之前免遭毒害。于是我管住舌头，从背后抱住妻子两肋，站起身来。我的手抱过死去的友人的尸体，我觉得用这样一双污手，去支撑活着的妻子的、即在危急紧张之中出生的人的、那神秘而脆弱的身体，这是一种褒渎，然而，自己腕上同等沉重的这两个肉体中，死去的友人的肉体却更令我觉得亲近。我们向婴儿的卧室缓慢行进，妻子却在洗手间门口抛了锚似地不肯往前走了，她划水一般拨开夏日黄昏室内那微暗微温的空气，进了厕所。妻子在那里呆了很久。我费了好大的劲儿，好不容易才仿佛逆着更浓更暗的水把妻子带回到卧室，放弃了让她脱掉衣服的念头，让她就那么和衣躺在床上。妻子长出了一口气，仿佛把魂儿都吐出了一般，就睡去了。唇边粘着呕出来的黄色纤维质，像花瓣的细毛，纤细而显眼地闪着光。
婴儿一如既往地大睁着眼睛仰视着我，可我却不知道他是渴了还是饿了，或者感到了其他的不快。他仿佛是灰暗水中的水栽植物，睁着毫无表情的眼睛，躺着，只是静静地存在着。他一无所求，而且绝无感情需要表达，甚至从来不哭。我有时候都要怀疑他是不是还活着。如果妻子在我早晨早早出门之后，今天白天一直醉着，置婴儿于不顾的话，这可如何是好！妻子现在只是一个熟睡的醉女人。灾难的预感笼罩着我。然而，我缩回了手，因为伸出我那污手去触摸婴儿，我同样感到亵渎。而且同样，比起婴儿来，我觉得死去的友人跟自己更亲近。只要我俯视婴儿，他就永远用木然的眼睛盯着我。不多久，那茶色的眼睛里就有一股睡意袭来，宛若海啸引力一般难以抗拒。我甚至没有为他拿来一瓶牛奶，想就此蜷身躺下，昏睡过去。就在我快要失去意识的时候，却有一种清晰的认识悄然而至：唯一的一个朋友把头涂得通红自缢而死，妻子又出人意料地突然醉倒，儿子则是个白痴！然而我，却不闭门户、不解领带，欲将触过尸体的不祥之躯躺进妻儿床间的窄空中昏然睡去。停止对所有事物的判断，在这一瞬间，我如同被大头针别住的昆虫，软弱、无力。我感到自己正被确实危险却又来路不明的东西侵蚀着。我战栗着睡去。而且翌日清晨，我已经无法将前一天夜里刚刚切实感受过的东西充分复原了，也就是说，那已构不成经验了。
The Silent Cry (Japanese 万延元年のフットボール; Man'en Gannen no Futtoboru, literally 'Football in the First Year of Man'en') is a novel by the Nobel Prize winning Japanese author Kenzaburō Ōe,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ese in 1967 and awarded the Tanizaki Prize that year.
Plot summary
The novel tells the story of two brothers in the early 1960s: the narrator Mitsusaburo (one-eyed, a married English professor in Tokyo) and his younger brother Takashi, who has just returned from the US. Mitsusaburo and his wife, Natsumi, have been through a series of crises. They have left their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handicapped baby in an institution, while Mitsusaburo's friend has committed suicide (painting his head crimson, inserting a cucumber in his anus and hanging himself). Natsumi has become an alcoholic. Mitsusaburo leaves his job and they all travel to the brothers' home village, set in a hollow in the forest on Shikoku.
The brothers' family had been one of the leading families in the village. Takashi is obsessed with the memory of their great-grandfather's younger brother, who had led a peasant revolt in 1860. Mitsusaburo remembers the affair differently, believing that the leader of the rebellion had betrayed his followers. They similarly disagree over the death of their older brother, S, who had been killed in a raid on the Korean settlement near the village. Takashi revels in his warrior's death, while Mitsusaburo recalls him as volunteering to be killed in retaliation for the death of a Korean in an earlier raid. Their sister, also mentally retarded, had committed suicide while living with Takashi.
Takashi has agreed to sell the family's kura-yashiki — a traditional residence-cum-storehouse — to 'the Emperor', a Korean originally brought to the village as a slave-worker but who has now gained a position of economic dominance, turning the village's other kura-yashiki into a supermarket which has put the smaller shops out of business. Secretly, he has also agreed to sell the Emperor all the family's land.
Takashi begins to organise the youths of the village into a group, beginning with football training. When Mitsusaburo discovers Takashi's deception, he isolates himself from the others, but his wife sides with Takashi. Mitsusaburo goes to live in the kura-yashiki, while Takashi moves his group into the family's main building.
Takashi uses his group to begin an uprising against the Emperor, looting the supermarket and distributing the goods among the people. Takashi also begins a sexual relationship with Natsumi, and sends one of his followers to tell Mitsusaburo. The people eventually become disenchanted, however; eventually a girl is killed. Takashi claims that he tried to rape her and then murdered her. he is abandoned by his group and waits for the villagers to come and lynch or arrest him. Mitsusaburo, however, does not believe his story and says that Takashi is using the girl's accidental death as a way to engineer his own violent death. Takashi admits to Mitsusaburo that their sister killed herself after he ended an incestuous relationship with her. After Mitsusaburo scorns Takashi's belief that he will be killed, Takashi shoots himself, writing as a final statement, 'I told the truth'.
The Emperor comes and begins demolishing the kura-yashiki. A secret basement is discovered in which the brother of the great-grandfather had spent the rest of his life hiding after the failure of his rebellion. Mitsusaburo and Natsumi decide to try to live together again, along with their handicapped baby and Takashi's unborn child, which Natsumi is carrying. Mitsusaburo decides against a return to his old job, instead taking up an offer to work as a translator with a wildlife expedition to Africa.
Literary significance & criticism
The Japanese title connects the date of the rebellion (1860, the first year of the Man'en era, and also the year of Japan's first embassy to the US) with the American influence on Japan represented by the Japan-US Mutual Security Treaty of 1960 and by the (American) football with which Takashi begins his own uprising. Ōe in a later essay compare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writer to a clamp connecting the horizontal narrative with the ver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eras. Ōe also drew a parallel between the back and forth motion of the football being passed and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ories of the two eras. Michiko Wilson extends the comparison to the thesis-antithesis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violent and penitential sides of Takashi's character and between the passive, intellectual Mitsusaburo and the active Takashi who is in touch with nature.
Susan Napier emphasises the mythical aspect of the story in her study of the novel. Like many of his earlier works, The Silent Cry has an unreal Arcadian setting, cut off from the rest of Japan and populated with grotesque characters. She argues that the climax of the book, Takashi's suicide, cannot be explained merely as prompted by his guilt over his relations with his sister. Rather, his death is a sacrifice necessary, in terms of the myth, for the redemption of Mitsusaburo and of the village; his incestuous relationship is merely a pretext for the sacrifice.
The Silent Cry is widely seen as a key work in Ōe's oeuvre. It is the only novel (other than The Game of Contemporaneity) to which Wilson devotes a whole chapter in her survey of Ōe's works, while Napier sees it as a turning point in his output between his smaller-scale early works and the broader canvases of the later novels. As such it is, "perhaps his most successful effort to encapsulate Japanese history, society, and politics within a single tight narrative". The novel also marks an end to Ōe's series of works depicting pairs of brothers in pastoral settings, a hiatus which lasted until 1980s' The Trial of 'Nip the Buds, Shoot the Kids'.
请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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