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 》 19位名傢演講實錄：從他們走到我們   》 永遠的中國心（1）      陳章良 Chen Zhangliang

《從他們走到我們》一書收入中國農業大學“名傢講壇”19位國內知名作傢、音樂傢、科學家的演講實錄，他們從各自的專業背景和人生經歷出發，闡述了自己對社會、文化、人生等問題的看法，飽含真情實感，對大學生具有激勵、啓迪的雙重意義。 當代大學生由於不瞭解生活，不瞭解社會，不瞭解我們的文化，對人生的方向也缺乏必要的認知，當代大學生普遍存在着迷茫、睏惑與抑鬱等心理問題。面對大學生的迷茫與睏惑，廣博、儒雅的名傢們放下矜持與清高，結合自己的專業背景或個人成長、創業經歷，將獨到的人生感悟與處世哲理與大傢共享。名傢們情真意切的表達，以及包含軍事、外交、科技等豐富多彩的話題，在開闊大學生的眼界，啓迪心靈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永遠的中國心（1） 張明敏以《我的中國心》一首歌影響了整個香港的一代人。很多痛恨香港回歸的人，也把張明敏當作他們的敵人攻擊他。我是去香港的時候認識張明敏的，我們是多年的朋友。認識張明敏以後，他的愛國精神令我深深佩服，他總說一句話，“他們沒有什麽希望，香港一定會回歸的，就是這麽一句話，他們同意也罷，不同意也罷，香港就是回歸，就是中國的。” ——陳章良 到大學來我感到光榮，因為跟大學生交流、交談是我夢寐以求的；進入大學也是我夢寐以求的，但是我本人卻是非常的遺憾：我中學畢業的時候，衹有一科及格，沒有辦法進大學，所以我覺得同學們都很有福氣，首先希望你們在學校裏面愉快、充實。 我來的時候就問陳校長：“我們都是老人傢了，我們的年代跟現在的年代不一樣了，現在的同學們還有知道我是誰的嗎？”但看到大傢的熱情，我心裏踏實了。 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的爸爸媽媽是華僑。爸爸是福建人，傢裏面是大地主，比較有錢，但在當時地主就是敵人，要受到驅趕。爸爸12歲就偷渡去了菲律賓。我的媽媽在印尼出生長大，傢裏也挺有錢的，而那時在印尼的華僑與當地人關係非常緊張，傢裏面害怕，就把她送到國內去。媽媽回到福建衹有一年——她不習慣——因為國內太苦，後來她就想通過香港回印尼。但那個時候，從福建到香港也是偷渡，而到了香港就沒有機會回印尼了，所以媽媽就留在了香港，生下了我們六個，我排在第三。 50年代的時候，我的家庭裏面還是很有錢的，天天隨着媽媽在外面聽歌，所以從小的時候，我就記了很多國語的歌麯。香港50年代的時候，語言是非常復雜的，有上海話、福建話、臺灣話。因為上海人到香港都是逃亡，所以香港上層社會的語言基本上就是上海話，他們最終的目的是要去外國，很多又去不成外國的人就留在了香港。那個時候廣東話還不流行，所以媽媽那個時候不會聽廣東話的歌麯。 那個時候，我就很喜歡唱歌，但是媽媽爸爸把錢用完了。剛剛生下了我們之後生活就很辛苦，而且香港那個時候也是碰到最艱苦的時候。我1976年中學畢業，當時我念書沒有那麽勤奮，中學的時候一看書就睡覺，所以我沒有進入大學。中學五年級打第一份工就是500港幣，當時我花300塊錢學唱歌，並且一直參加歌唱比賽，1976年我得了第三名，1978年的時候得了第二名，1979年的時候得了冠軍。我在1979年得到香港的兩個冠軍，一個是香港電臺歌唱比賽的冠軍，一個是全香港工人歌唱比賽的冠軍——那個時候在香港青年沒有一個人會唱國語歌的，我國語有一點優勢，所以拿了冠軍——1979年得了冠軍以後，終於有了做唱片的機會，終於在1983年得到香港朋友認同，那個時候最出名的歌就是《我是中國人》、《中國民族》，還有《爸爸的草鞋》這些歌麯。1984年我唱了《我的中國心》。當時鬍耀邦先生說，1997年香港一定要回歸，在香港决定回歸之前，可以邀請香港同胞參與我們春節晚會。所以，那時候廣電部、中央電視臺都找張明敏，其實他們不是找張明敏，他們是要找一首符合香港回歸的有分量的歌麯。因為香港很少這些歌麯，而我在1979年衹會唱國語的歌麯，唱片公司給我的包裝——那個時候不叫愛國歌手，叫民族歌手。因為那個時候我們是英國統治下的，所以我們香港沒有愛國兩個字，衹有民族歌手，那個時候唱片公司就這樣包裝。 民族歌手這四個字也不是很多人認同，民族歌手這四個字是從臺灣傳過來的，80年代的時候，臺灣的大學生，大學的校園裏面他們創造一批有又一批校園歌麯，這些校園歌麯都是為祖國統一、為中華民族而驕傲。抗戰時期中華民族優秀的代表——大學生都有清晰的目標，就是為祖國、為民族做貢獻，那個時候臺灣大學生都有這種愛國的激情。所以我覺得臺灣當時對香港的影響非常大，因為60年代、70年代的時候，香港衹能和華人比較多的地區溝通。那個時候我爸爸因為做生意、旅遊等等經常去臺灣，臺灣那個時候洋酒很貴，布料也很貴，很多東西都缺，所以通過香港可以帶點東西去臺灣賺一點錢；香港人大部分人都去臺灣旅遊，不用花錢，他們還可以賺錢。60年代我們很少接觸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一談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心理就很害怕，大部分人就是這樣想。到了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經濟騰飛，鄧小平先生南下，决定要把經濟搞好，要把祖國嚮外開放。我們今天香港能夠回歸祖國，祖國能有今天，都是中國改革開放讓我們得到的好處。 　我經常跟我小孩說，我說我那個年代沒有清晰的目標，因為我們就生在殖民地，殖民地這種社會環境就教育我們沒有任何清晰目標，就是要好好把今天活幹好，那就是我的責任，沒有明顯的目標，衹要靠自己你就有將來，不可能靠政府給你，也不可能靠中華人民共和國給你，也不能夠讓臺灣給你——香港就是這樣艱苦奮鬥過來的。但是在80年代早期開放的時候，我們訪問北京的時候，北京的領導人也經常感謝我們香港同胞，為什麽呢？他們說中國有今天，也感謝香港600人口，為我們祖國、為廣東省，為第一步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支持和支援。為什麽呢？當時祖國開放的時候，廣東省也一塌糊塗，他們什麽也不懂，所以浪費了很多資源，也利用香港同胞互惠互利，香港也是在這20年裏面，隨着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變成今天的香港，所以我再一次感謝祖國對香港的支持。儘管香港回歸以後，經濟下降、樓價下降等等，造成香港人很大的抱怨，但我們相信這衹不過是碰到的一些問題，所有香港人對香港的平穩、對香港的繁榮都很有信心，我們來到中央政府說香港的情況，其實中央領導朋友也知道香港的情況。 1984年春節晚會的時候，我唱了《我的中國心》，我是年三十來的，初一就回去了，但是來的時候沒有人知道我是誰，走的時候解放軍嚮我敬禮，海關的朋友叫我簽名，我當時感覺一樣的演出（香港春節也經常有大型節目），沒有想到在第二天早晨，得到這麽優厚的接待。現在我感覺就不一樣了，有些不倫不類、四不像。你說我是商人，也不夠商人，你說我是藝人，比不上周傑倫、謝霆鋒，遠一點就是張學友、黎明，也比不了他們。但是我們老人也不能跟年輕人比。我參加團中央、全國青聯以後，我覺得我給有義務，用我自己的經驗、經歷給香港的青年人、跟內地的青年人做一個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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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長江文藝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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