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与欲 》 běi huí guī xiàn Tropic of Cancer 》
zǒng yì xù
hēng lì · mǐ lè Henry Miller
《北回归线》是米勒的第一部自传体小说，也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此书以回忆录的形式写就，米勒在书中追忆他同几位作家、艺术家朋友在巴黎度过的一段日子，旨在通过诸如工作、交谈、宴饮、嫖妓等超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夸张、变形生活细节描写揭示人性，探究青年人如何在特定环境中将自己造就成艺术家这一传统西方文学主题。
总译序
总译序
中国人民大学 杨恒达
亨利·米勒是一位有争议的作家，他最初发表的自传性三部曲《北回归线》（1934）、《黑色的春天》（1936）。《南回归线》（1939）都是先在法国面世的。由于他的作品中存在着露骨的性描写，英语国家长期拒绝发表他的作品，所以他最初在英语国家默默无闻。英语国家的广大读者读到亨利·米勒的上述三部作品，首先还要感谢盟军在1944年以后来到巴黎。英美军队的军人及随军人员在巴黎市场上发现了亨利·米勒的书，争相传阅，并把它们偷偷带回英美等国。亨利·米勒的作品意外地比那些流行的文学精英们获得了更广泛的读者，但是，由于许多人仍然把亨利·米勒看作专写“作品”的作家，他的主要作品都无法在美国公开发表。后经过长期努力之后，美国终于在1961年对《北回归线》解禁，允许它在国内公开发表。
两年以后它又得以在英国公开发表。随着对他其余作品的解禁，亨利·米勒的名字在美国乃至世界上变得家喻户晓，他被六十年代反正统文化运动的参加者们奉为自由与性解放的预言家。
但是，亨利·米勒的意义还不限于此。他作为一个文学家所开创的风格和特色，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当时文学界一些优秀人物的称赞。《荒原》的作者T·S·艾略特把《北回归线》称为“一本十分卓越的书”，“一部相当辉煌的作品”，“在洞察力的深度上，当然也在实际的创作上，都比《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好得多。”艾略特的一些朋友们，包括英国著名诗人、学者、艺术评论家赫伯特·里德和美国著名诗人、意像派代表人物艾兹拉·庞德，也都很赞赏亨利·米勒。里德声称，正是因为亨利·米勒违背了人们在审美、道德、宗教、哲学等方面的传统期待，所以他才有可能作出“对我们时代的文学最有意义的贡献之一”。里德承认，亨利·米勒也许是“文学史上最的作家”，但是他把这看作是对亨利·米勒的绝对诚实的一种称赞。认为这是他的活力的关键性标志。里德认为，“使米勒在现代作家中鹤立鸡群的，是他毫不含糊地把审美功用和预言功用结合在一起的能力。”庞德则认为《北回归线》“大概是一个人可以从中求得快感的唯一一本书”，“即使不能赛过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至少也比“弱智的女性伍尔芙”写的“那种只有二分之一才气的粘乎作品更加是永久性文学的一部分”。英国诗人、小说家劳伦斯·达雷尔曾经说过：“今日之美国文学以他（米勒）所做之事的意义而开始，也以此而告终结。”美国当代较为知名的诗人、评论家卡尔·夏皮罗把亨利·米勒称为“现在活着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美国当代著名的犹太血统作家诺曼·梅勒在七十年代中期热情为亨利·米勒编纂文集，并称《北回归线》为二十世纪一二十本最重要的美国书籍之一。
亨利·米勒受到文学界著名专家、文人，学者的如此赞扬绝不是偶然的，但他的作品有强烈争议，亦是事实，那么如何来理解和把握他的创作呢？
我们首先应该把他看作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者。
亨利·米勒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方现代文明发生重大危机的时代。西方社会发展到20世纪初，已建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科学技术和工商业都达到了空前发达的程度，人类战胜贫困与苦难的那一天似乎为期不远。但是，恰恰是在这样的时候，西方社会面临一场重大的危机，高度的物质文明使人们过分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但是社会生产力并未达到使每个人的欲望都得到满足的地步，社会的制度更是远没有使社会分配趋向合理。于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囚为争夺世界、分赃不均而爆发了世界大战，社会的两极分化使许多国家爆发了。西方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虽然没有直接爆发，但是国内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尤其是精神危机席卷西方各国，这种精神危机从根本上讲是信仰危机，西方人对历来信仰的上帝，对资产阶级兴起以来大力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甚至个人和自我都产生了怀疑。如果西方人可以因为现代物质文明而感谢上帝的话，他们却痛苦地发现，上帝无法把他们从灾难和痛苦中拯救出来，上帝的权威地位动摇了，随着上帝地位的动摇．人们比一百多年前因发现启蒙思想家的“理性王国”未能真正实现而感到痛苦的浪漫主义者更痛苦地发现，资产阶级当年登上舞台时引以自豪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不但远未变成事实，反而成为统治者无耻地淹盖尖锐的阶级矛盾、悬殊的贫富差别、野蛮的掠夺与的遮羞布。人与人之间变得疏远、冷漠，甚至仇恨，西方社会一贯重视的个人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深感困惑，从而对自己的地位和处境产生怀疑，甚至无法认识自我。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新一代西方人渴望寻回自己的家园，渴望寻回自我，但是以往的文化传统使他们感多窒息，感到绝望，于是他们迷惘彷徨，并成为西方文化传统的强烈反叛者。亨利·米勒就是这样的反叛者之一。
亨利·米勒1891年12月26日生于纽约一个德裔裁缝的家庭。亨利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因为逃避德国的兵役而来到纽约的，尽管像许多来到美国的德国移民一样，他们很快就被美国社会同化了，但是我们从亨利·米勒的创作与言论中，仍然可以看到德国文化的许多影响。在这方面，亨利·米勒既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又同欧洲文化，尤其同德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对人生与社会的哲理思考，往往显示出德国思想家的某些特点，有入木三分的洞察力与敏锐而丰富的想象力，后来，在1930年至1939年这近十年中，他又长期生活在法国，对欧洲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所以，他对西方文化、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不仅立足于美国，而且立足于欧洲，有一定的普遍性。
亨利·米勒的父亲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修养的裁缝铺老板，后来又嗜酒成性，亨辛·米勒出生后不久，全家从曼哈顿搬到东河对岸的布鲁克林，居住在工厂和小商小贩中间。成长中的亨利·米勒所处的家庭条件和社会环境都不十分优越，亨利·米勒也没有受过很高的正规教育，他1909年进入纽约市立学院学习，两个月后即放弃学业，然后从事过各种各样的职业：水泥公司的店员、陆军部的办事员兼不拿薪水的《华盛顿邮报》见习记者、他父亲裁缝铺的小老板、电报公司的人事部经理，以及洗碗工、报童，垃圾清理工、市内电车售票员、旅馆侍者、打字员、酒吧招待、码头工人、体校教师、广告文字撰稿人、编辑、图书管理员、统计员、机械师、慈善工作者、保险费收费员、煤气费收费员、文字校对员、精神分析学家，等等，有的工作他干了甚至不到一天。丰富的生活经历为亨利·米勒的创作提供了广泛的素材，他在这些经历中的深入观察和各种深刻的感受又使他的创作不落俗套，既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又有富于哲理的思想内容，并以创新的形式加以表现，亨利·米勒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显然比他的同时代美国作家要晚，而且成名也晚。年纪比他轻的海明威、福克纳、菲茨杰拉德等作家，在20年代都已小有名气，或已有了相当的成就，而他那时候却还在为生活奔忙。他发表第一部作品时已经四十三岁，也可谓大器晚成。在文学上成功得晚自有晚的好处，由于作家思想上已比较成熟，又有丰富的阅历，见多识广，所以更容易一上来就形成自己的风格，作品中反映的问题也往往更为尖锐，更能一针见血。
亨利·米勒大概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曾自称为“流氓无产者的吟游诗人”，可以说，这是对他自己创作风格的最好描绘。
自从他发表第一部作品《北回归线》以来，他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批判风格，专写一些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物，通过他们来攻击西方社会，并不惜使用污秽的语言。他所写的这些人物大多是他自己在丰富的生活经历中接触过的，他所用的语言也是他所接触的那一阶层人普遍使用的语言。他通过他笔下那个表面粗野的社会来表达他对西方社会深思熟虑的看法。就这方面来讲，他虽然比大多数作家出道晚，但一出道即显示出他的优势，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他所混迹的那个社会，他所接触的三教九流，以及他所从事过的各种职业。
亨利·米勒对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的批判受到西方现代思想领域内尼采哲学思想和施本格勒关于西方文化没落等学说的深刻影响。尼采如同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样，一直在试图确主人的真正价值，但是，他深切地感到，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伦理道德、宗教及个人主义传统不但没有帮助人真正确立自己的价值，相反，却使人越来越感到正在失去自我，正在受到强大的异己力量的无法摆脱的控制，人变得更加无耻、卑微、懦弱。20世纪西方人普遍感到失去自我的痛苦，敏感的尼采在19世纪中后期就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所以他提出：“成为你自己！你现在所做的一切，所想的一切，所追求的一切，都不是你自己。”亨利·米勒在同西方文化、西方社会的冲突中有着同样的感受，所以他那种寻找自我、寻找家园的意识在创作中强烈地表现出来，他在《黑色的春天》一书最后说：“今晚我愿意想一个人，一个孤独的人，一个没有姓名、没有祖国的人，一个我所尊敬的人，因为他和你绝无共同之处，——这便是我自己。今晚我将考虑我是什么。”亨利·米勒由于亲身经历了20世纪西方社会中个人与社会文化的冲突，所以他那种失去自我、失去家园的感觉更为强烈。在西方社会里，人可以有自己豪华的家，但仍然没有自己精神的家园，因此，德国哲学家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对他有很大影响。施本格勒相信西方已经度过“文化”的创造阶段，进入了反省和物质享受的阶段。未来将是无可挽回的没落。亨利·米勒从西方的物质文明中看到了整个文化的没落趋势，他接受了施本格勒启示性的观点以后，更感到在这种趋向没落的文化氛围中无家可归。
为了找回自我，找回家园，亨利·米勒形成了强烈的反叛精神，他的这种反叛精神所采用的方式，同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伯雷十分相似。拉伯雷以激烈的口气，粗俗污秽的语言，猛烈攻击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经院哲学及其支柱巴黎神学院、法院、教会等，这同我们在亨利·米勒作品中看到的那种口气和语言何其相似乃尔，两人甚至在谈论拉屎撒尿的问题上都有很多共同之处。亨利·米勒似乎是和拉伯雷一样，故意公开谈论人们日常交往中往往避讳的东西，来表示一种精神的反叛。
亨利·米勒的精神反叛尤其表现在反传统方面。他在西方文化氛围中感到十分压抑，同时他又是在一个一贯标榜自由的国度里长大的，思想上较少束缚，所以他寻求自由，寻求自我，强烈反对传统的束缚。当年惠特曼通过歌颂、自由、自我而宣扬的美国精神，他试图摆脱西方传统，希望建设一个新型国家而做的美国梦，似乎都在亨利·米勒身上复活了。只是亨利·米勒没有惠特曼那种豪放的热情，而且他既做着美国梦，又是美国梦的批判者。他在反传统方面要比惠特曼更为彻底。他在写《北回归线》的时候，曾为取什么书名费了一番琢磨，他考虑把这部小说称作“醉酒巴黎”，不久又提出两个书名，请他的好友阿那依斯·宁帮着出主意，一个书名叫“我歌唱赤道”，这是用的惠特曼的口气。另一个书名就是“北回归线”。阿那依斯·宁由于爱好占星术而相中了后者。“北回归线”的英语原文是“Tropic of Cancer”。“Cancer”是天文学上的“巨蟹座”的意思。亨利·米勒自己也喜欢这个书名。因为他由此而联想到许多。他在笔记本里摘抄了古罗马讽刺小说《萨蒂利孔》中这样一句话：“我自己出生在巨蟹座下，因此我独立自主，在海上和陆地上都拥有领地。”蟹可以横行不羁，像征着自由的精神，亨利·米勒以此自喻，表明他要从各个方向自由地批判一种已经开始没落的文明的种种弊病，要从传统的固定轨迹中解脱出来。所以他要比惠特曼向往一种更彻底的美国式自由，要同所有的传统决裂，也包括已在美国形成传统的美国梦。
另一方面，“Cancer”一词作为普通名词，又有“癌”的意思，大多数人得了癌症以后必死无疑，亨利·米勒要像死神一样来宣告那个他在那里成长起来的国家及其文化的死亡，因为它已经得了“杨梅大疮”。
亨利·米勒在反传统方面同两位法国作家很相似。其中一位是像征主义诗人韩波。韩波一生穷困潦倒，但是他拒绝工作。
他到处流浪，酗酒，搞同性恋，生活上无拘无束，所以他反对宗教、道德及任何传统的束缚，他甚至要摆脱个人人格的束缚和语言的束缚，要成为“永恒”的代言人，要去掉单调的公认含义和逻辑内容，试图创造出能表现诗的意境魅力的新语言形式。同亨利·米勒相似的另一位作家是超现实主义的领袖人物勃勒东。他倾向子无政府主义，对以理性为核心的传统理想、文化、道德产生强烈怀疑，因为他认为，人的理性已受到资本主义文明的毒害。为了摆脱这种毒害，人必须保持内心生活经验的独立性，不受外界的任何干扰，不受传统的任何束缚，这样才能改变世界和人性。为了实现这一久，他强调艺术上的绝对自由，这就是消除梦幻与现实、理性与疯狂、客观与主观之间的界限，自动写作是勃勒东在艺术上企图彻底打破传统、追求绝对自由的一种尝试。亨利·米勒和这两位法国作家在反传统方面的彻底要求使他们三人在文学创作所表现的内容和采取的形式上有许多共同点；但是，亨利·米勒认识到，文明对人性的压抑就在于理性不断迫使现代人屈从于现代文明所形成的一套传统，所以他甚至比以勃勒东为首的超现实主义者们走得更远。他决心要适应现代人的迫切要求，不是像勃勒东那样再现无意识，而是提出了意识的必要性。
我们应该把亨利·米勒看作自我的重建者。
亨利·米勒被人称作是自卢梭以来写出了最好的忏悔作品的人。卢梭的〈忏悔录〉是一部作者敢于进行自我解剖杰作。
由于卢梭在作品中公开谈论当时人们羞于公开的那一部分自我，所以他的这部作品很难为他思想保守的同时代人所接受，但是卢梭追求个性解放的勇气却鼓舞了他身后的许多作家。
一个人如果老是回避自己的这一部分自我，或那一部分自我，尤其对自己那部分丑陋的自我老是躲躲闪闪，讳莫如深，那么他最终将变得十分虚伪，他真正的自我也将开始异化。处于这种状况下的人，不但不会改正自己的错误和过失，反而会扭曲人的自然本性，使人的表里差异越来越增大。卢梭希望人的自然本性的回归，是他“回归自然”的主张在个性解放问题上的体现，也是他重建自我的努力。亨利·米勒虽然自称他尝试了几次都没有能够“啃完”卢梭的《忏悔录》，但是他自己却写了更大规模的《忏悔录》。他的作品大多是自传式的，他向卢梭一样，通过写自己，尤其通过写自己的过失、不幸、痛苦、迷惘，来揭露和控诉社会对人的腐蚀，文明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他要写出自己真正的经历，录下自己真正的真实。他在《北回归线》中引用了19世纪美国超验主义作家爱默生的一段话：“这些小说将渐渐让位给日记或自传——富于感染力的书籍，只要一个人懂得如何在他称之为自已经验的东西中选择真正是他经验的东西，懂得如何真实地记录真实。”亨利·米勒十分推崇爱默生，他认为爱默生对他有特殊影响。他曾告诉阿那依斯·宁：“我要把瓦尔多·爱默生捧上天去，就是为了向世界证明，曾经有一位伟大的美国人——而且不仅如此，因为我曾经受过他很大影响，他同我认为是我更好的一面的一整个侧面的我相联系。”看来，爱默生对亨利·米勒在通过写传记式小说来重建自我方面有很大影响，亨利。米勒在《我一生中的书》中，专门有一段话评论表达个人真实的困难和在不可避免的永恒竞争中揭示各种自我的困难。他说：“爱默生预言的会随时间推移而越来越重要的自传式小说，已经取代了伟大的忏悔录。这种文学体裁不是一种真实与虚构的混合物，而是真实的扩展与深化。它比日记更可信，更真实。它不是这些自传式小说的作者提供的事实的无价值的真实，而是情感、反思、理解的真实，经过消化与吸收的真实。一个人揭示自我，都是同时在各个层次上进行的。”亨利·米勒深感揭示这种真实之困难，但他仍不懈地努力，通过揭示在文明社会里受到压抑或被忽视的自我，来重建他真正的自我。尽管亨利·米勒笔下的自我往往显得卑鄙、无耻、下流，但他写这些方面并不是为了宣扬这些事实，而是要表现一种情绪，一种反思，揭示出他在文明社会里所受到的真正压力和他不得不作出反应的那种强烈性，所以，亨利·米勒的重建自我，不仅注重于更完整的自我形象，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要表现内在的自我，表现渴望回归自然的内在的自我。
亨利·米勒在作品中表现渴望回归自然的内在自我，特别注重两个方面。
其一，他十分怀念他在布鲁克林的儿童时代与青少年时代，他把对儿童时代、青少年时代种种经历和体验的回忆同梦境和幻觉结合在一起。亨利·米勒似乎在儿童的天真烂漫中看到了未受扭曲的人性，所以他笔下的儿童，尤其是他儿童时代的自我，都顽皮、粗野，好奇心强，喜欢探究自然与人生的秘密。身在世界性大都市，却仍然带有许多自然的倾向。纽约是受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弊病影响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在纽约市及其周围生活，即便是儿童也难免不受影响，但是亨利·米勒把自己在布鲁克林的那段生活看作一种像征，一个同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相抗衡的真正自我的基础他的怀旧代表着对回归自然的向往，他的梦境和幻觉则表现出摆脱文明与理性束缚的倾向。
其二，他突出了性的问题，以大量性描写来表现人性受到文明的压抑而爆发出来的发泄式的反映人性从机器文明中逃回自然、逃回原始世界的强烈愿望。
亨利·米勒因为大量性描写的问题曾不断受到指责。当然，他确实在这个问题上有津津乐道的地方，但是我们绝不能将他等同于一个色情作家，认为他趣味低级，下流，而应该联系他的思想倾向和全部创作加以客观全面的分析。
亨利·米勒从小就对异性抱着一种提防的态度，对她们存有戒心。这是他母亲造成的，因为她对他要么过于冷淡，要么过分关心。如果他不严格地照她的话去做，她就一句好话也不会对他说；但是如果他的表现表明他是妈妈的宝贝儿子，她就把他捧到天上去。她是一个要求尽善尽美的人，要取悦于她极其困难；在他尽了最大努力来取悦于她，而她却还是把他从身边推开的时候，她就使他对他自己产生怀疑，并躲避她，他也不可能轻易求得父亲的感情，不可能指望父亲成为他的典范。因为他受母亲影响，看不起父亲，他知道，他的父亲和他自己都不能使母亲满意，所以他从小就害怕在女性面前的失败，同时又很想探究女性的秘密。长大以后，便总是想在女性身上试一试自己获得成功的能力。于是他在性的方面采取了竭力想打破拘束的态度，继而发展成在性爱问题上十分随便。他结过五次婚，还同许多女人发生过性关系，并在作品中作了大量与此有关的性描写。他试图以自由的性爱观念找回自己从小在女性面前失去的自我，同时，由于他深感人性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受到压抑。他便试图以原始的性爱方式寻回人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失去的自由。至少，他认为性爱可以使人的想象力获得自由。“我们可以从爱中期待任何东西……我们内心的贫富是同我们的想象力成比例的。爱将镜子擦洗干净，没有相应的爱的飞跃，就不可能拓展我们的想象力。”
总之，亨利·米勒希望在作品中重新建立一个完整的、真正的自我形象，这个自我善良正直，嫉恶如仇，富于同情心，有追求，有独特见解，但同时也卑鄙无耻，轻率鲁莽，放荡不羁，悲观失望。正像亨利·米勒在一部有关他的电影中所说，“我的书就是我所是的那个人，我所是的那个困惑的人，那个随随便便的人，那个无所顾忌的人，那个精力充沛、污秽下流、爱吵爱闹、细心体贴、一丝不苟、说谎骗人、诚实得可怕的人。”亨利·米勒在作品中重建的自我有助于我们更好、更完整地了解西方现代社会中人的真实的精神面貌和多面性。
我们还应该把亨利，米勒视为文学上的革新者。
亨利·米勒在作品中重建自我的努力使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也产生了一种独特的体裁，这就是他的自传式小说。这种自传式小说不同于其他作家的自传体小说，因为亨利·米勒不仅像其他作家那样写了外在的自我和内在的自我，他还写了处于理性状态中的自我，即梦境、幻觉、遐想等等中的自我；他不仅写了社会关系中的自我，也写了自然状态中的自我，即处于最简单的生命运动中，排除了一切伦理道德、宗教等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的自我。另外，还有一个显著的不同是，其他作家写自传体小说一般主要采取现实主义手法，而亨利·米勒却自由地大量运用了各种现代派的手法，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他的自传式小说成为探索综合使用现代派手法来表现作为现代人代表的亨利·米勒的生存状况，重建一个亨利·米勒的完整自我的革新尝试。一位亨利·米勒的研究者指出：“米勒从小就显然是一个废寝忘食而又敏感的读者，他在书本中寻求超越几俗的体验。因为如他经常承认的那样，他在大大小小的行动中都无甚英雄举动，所以文学形象就成为个人颂扬的代用品。他把大多数文学都视为严格意义上的个人宣传。他完全不加区分地从冒险故事、浪漫化的历史，传记推而广之，一直到异国情调、神话色彩浓厚的历史（克里特，中国，亚特兰蒂斯）；到通俗的浪漫传奇（哈格德，显克微支，贝拉米）；到叛逆的美国人（瓦尔特·惠特曼，舍伍德·安德森，爱玛·戈德曼）；最后，到更极端、更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欧洲现代派（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斯特林堡）。富有灵感的著作和启示文学作品——尼采以及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在30年代初的米勒看来尤其是自我辩解式的——同先锋派的表现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乔伊斯，桑德拉尔，塞利纳等）相混合，所有这些点点滴滴、不同方式的修辞手法与风格，都混合出现在他的‘自传’中。”
由亨利·米勒开创的这种新型的独特体裁看来，他不仅是一位极力推行先锋派文学主张的革新者，也是各种现代主义手法的集大成者，他有丰厚的文学基础，在对他有深刻影响的作家中，既有巴尔扎克等一大批传统作家，又有韩波、劳伦斯等一大批反传统的现代派作家，他甚至还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所以，他虽然是一位反传统的作家，但他既继承了古老的文学传统，叉继承了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中反传统的传统，在此基础上他创立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并以此影响了诺曼·梅勒等一大批重要作家，正因为如此，他得以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独特的地位。
以上我们谈到了应该如何来客观地把握亨利·米勒这个作家的创作，对他创作上的特，久和风格基本上作了肯定，并对这些特点和风格的来源作了一定的探讨。必须指出的是，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引起许多争论，绝不是没有原因的。虽然在现代西方性开放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人再来指责亨利·米勒作品中过多的性描写了，但是，一部讲究艺术技巧的好作品总是要尽量避免对任何事物，包括性，作赤裸裸的描写。一部曲径通幽的作品读起来才更有味道，更令人回味无穷。所以，亨利·米勒虽然将作品中大量的性描写主要作为他重建自我和向现代西方文明提出挑战的手段，但是他也确实在艺术性方面付出了代价。另外，他的作品还有不少涉及占星术等等的神秘主义内容。
使人感到晦涩难懂；他使用的污言秽语太多，有损于文学的高雅性；作品结构太散，人物性格刻划不足，也削弱了他作品的艺术性。
亨利·米勒的名字由于多方原因原来在我国十分陌生，不久前由于非法出版的《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中译本的发行，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在时代文艺出版社各级领导和同志们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将这位在文学史上占独特地位的作家及其主要作品，包括他最初发表的三部作品《北回归线》、《黑色的春天》。《南回归线》和《殉色三部曲》：《性爱之旅》、《情欲之网》、《春梦之结》以及诸多的文论、游记、回忆录、散文正式介绍给中国读者。希望中国读者能通过这些作品，更好地了解西方社会，了解亨利·米勒对西方文化的批判，也领略一下亨利·米勒独特的文学风格。
1995年2月
Tropic of Cancer is a novel by Henry Miller, first published in 1934 by the Obelisk Press in Paris, France. Its publication in 1961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Grove Press led to an obscenity trial that was one of several that tested American laws on pornography in the 1960s. While famous for its frank and often graphic depiction of sex, the book is also widely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masterpiece of 20th century literature. Time magazine included the novel in its TIME 100 Best English-language Novels from 1923 to 2005.
The novel included a preface credited to Anaïs Nin (although allegedly penned by Miller himself).
The book was distributed by Frances Steloff at her Gotham Book Mart, in defiance of censorship pressures.
Plot introduction
Set in France (primarily Paris) during the 1930s, it is the tale of Miller's life as a struggling writer. Combining fiction and autobiography, some chapters follow a strict narrative and refer to Miller's actual friends, colleagues, and workplaces; others are written as stream-of-consciousness reflections. It is written in the first person, as are many of Miller's other novels, and often fluctuates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tense. There are many passages explicitly describing the narrator's sexual encounters, but the book does not solely focus on this subject.
Legal issues
In 1964, the U.S. Supreme Court, in Grove Press, Inc. v. Gerstein, cited Jacobellis v. Ohio (which was decided the same day) and overruled state court findings of obscenity.
A copyright infringing "Medusa" edition of the novel was published in New York City in 1940 by Jacob Brussel; its title page claimed its place of publication to be Mexico. Brussel was eventually sent to jail for three years for the edition, a copy of which i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Critical reception
George Orwell called this novel
"the most important book of the mid-1930s [and Miller is] the only imaginative prose-writer of the slightest value who has appeared among the English-speaking races for some years past."
Samuel Beckett hailed it as "a momentous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writing". Norman Mailer, in his book on Miller, Genius and Lust, called it "one of the ten or twenty greatest novels of the century". The Modern Library named it the 50th greatest book of the 20th century. Edmund Wilson said of the novel:
The tone of the book is undoubtedly low; The Tropic of Cancer, in fac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both of its happening and of the language in which they are conveyed, is the lowest book of any real literary merit that I have ever remember to have read... there is a strange amenity of temper and style which bathes the whole composition even when it is disgusting or tiresome.
In his dissent from the majority holding that the book was not obscene, Pennsylvania Supreme Court Justice Michael Musmanno wrote Cancer is "not a book. It is a cesspool, an open sewer, a pit of putrefaction, a slimy gathering of all that is rotten in the debris of human depravity."
请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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