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评论 》 hóng lóu mèng biàn   》 gù xù      yú píng bó Yu Pingba

红楼梦辨是俞平伯先生于1923年在亚东出版社出版的著作，是“新红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写这本书的原因在于先生曾经于1921年与顾颉刚先生讨论红楼梦，又于次年二月至七月间陆续把这些材料整理了出来。在1950年底之前，本书并未再版过。 在1951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是《红楼梦辨》的修改本。修改的原因在于原书存在一些错误，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本来的错误和发现新材料而证明出来的错误。但是新版《红楼梦辨》在红学史上还是一本不可回避的著作。
顾序 平伯做这部书，取材于我的通信很多，所以早先就嘱我做一篇序。我一直没有功夫做。到现在，这部书快要出版了，使我不得不在极冗忙的生活中抽出一点功夫来把它做了。 我原来想，凡是一种风气必有它的来源：自从有了《红楼梦》之后，“模仿”“批评”和“考证”的东西如此的多，自然由于读者的注意，但为什么做出的东西总是浮浅的模仿，尖刻的批评，和附会的考证？这种思想的来源是在何处？我要解释这三类东西的来源，很想借了这一篇序文，说明浮浅的模仿出于《尚书》之学，尖刻的批评出于《春秋》之学，附会的考证出于《诗经》之学。它们已有了二千年的历史，天天在那里挥发它们的毒质，所以这种思想会得深入于国民心理，凡有一部大著作出来，大家就会在无意之中用了差不多的思想，做成这三类东西，粘附在它的上面。《红楼梦》的本身不过传播了一百六十余年，而红学的成立却已有了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之中，他们已经闹得不成样子，险些儿把它的真面目涂得看不出了。我很愿意在这篇序文上把从前人思想的锢蔽和学问的锢蔽畅说一回，好使大家因了打破旧红学而连及其余同类的东西。但这个意思的内容太复杂了，不是一序所能容，也不是忙中抽闲所能做，所以写了一点就没有续下。等将来有空的时候，再作为专篇的论文罢。 关于《红楼梦》作者的历史，续作者的历史，本子的历史，旧红学的错误，适之先生在《红楼梦考证》上说得很详了。关于《红楼梦》的风格，作者的态度，续作者的态度，续作者的依据，……平伯这部书上也说得很详了。 我要说的，就是这一部书的历史。 一九二一年三月下旬，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初稿作成。但曹雪芹的事迹和他的家庭状况依然知道的很少。那时候，北京国立学校正是为着索薪罢课，使我有功夫常到京师图书馆里，做考查的事。果然，曹寅的著述找到了，曹家的世系也找到了。平伯向来欢喜读《红楼梦》，这时又正在北京，所以常到我的寓里，探询我们找到的材料，就把这些材料做谈话的材料。我同居的潘介泉先生是熟读《红楼梦》的人，我们有什么不晓得的地方，问了他，他总可以回答出来。我南旋的前几天，平伯、介泉和我到华乐园去看戏。我们到了园中，只管翻着《楝亭诗集》，杂讲《红楼梦》，几乎不曾看戏。坐在我们前面的人觉得讨厌了，屡屡回转头来，对我们瞧上几眼。介泉看见了，劝我们道：“不要讲了，还是看戏罢！”　。 适之先生的初稿里，因为程伟元序上说，“原本目录一百二十卷，今所藏只八十卷，殊非全本”，疑心后四十回的目录或者是原来有的。平伯对于这一点，自始就表示他的反对主张；那时的证据，是：既有了“因麒麟伏白首双星”的回目，就不应当再有“薛宝钗出闺成大礼”的回目。我回南之后，平伯即来信道： 我日来翻阅《红楼梦》，愈看愈觉后四十回不但本文是续补，即回目亦断非固有。前所谈论，固是一证；又如末了所谓“重沐天恩”等等，决非作者原意所在。况且雪芹书既未全，决无文字未具而四十回之目已条分缕析如此…… 我想，《红楼》作者所要说的，无非始于荣华，终于憔悴，感慨身世，追缅古欢，绮梦既阑，穷愁毕世。宝玉如是，雪芹亦如是。出家一节，中举一节，咸非本旨矣……(四月廿七日) 这是他给我的第一封信。后来这些主张渐渐的推论出来，就成了这一部书的骨干。 从此以后，我们一星期必作一长信；适之先生和我也是常常通信。我对于《红楼梦》原来是不熟的，但处在适之先生和平伯的中间，就给他们逼上了这一条路。我一向希望的辩论学问的乐趣，到这时居然实现。我们三人的信件交错来往，各人见到了什么就互相传语，在几天内大家都知道了。适之先生常常有新的材料发见；但我和平伯都没找着历史上的材料，所以专在《红楼梦》的本文上用力，尤其注意的是高鹗的续书。平伯来信，屡屡对于高鹗不得曹雪芹原意之处痛加攻击；我因为受了阎若(醵换王旁）辨《古文尚书》的暗示，专想寻出高鹗续作的根据，看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如何的联络。我的结论是：高氏续作之先，曾经对于本文用过一番功夫，因误会而弄错固是不免，但他绝不敢自出主张，把曹雪芹意思变换。平伯对于这点，很反对我，说我是高鹗的辩护士。他论到后来，说： 弟不敢菲薄兰墅，却认定他与曹雪芹性格差得太远了，不适于续《红楼梦》。 （六月十八日） 这是他进一步的观察，从作者的性格上剖析出来，眼光已超出于文字异同之上了。后来又说： 我向来对于兰墅深致不满，对于他假传圣旨这一点尤不满意；现在却不然了。那些社会上的糊涂虫，非拿原书孤本这类鬼话吓他们一下不可，不然，他们正发了团圆迷，高君所补不够他们的一骂呢！（八月八日) 这是他更进一步的观察，不但看出高鹗的个人，并且看出高鹗的环境了。他有了这一种的见解，所以他推论曹高二家的地位可说是极正确的。 一个暑假里，我们把通信论《红楼梦》作为正式的功课，兴致高极了。平伯信中的话很可以见出这时的情状，他说： 弟感病累日，顷已略(廖换疒旁)；惟烦忧不解，故尚淹滞枕褥间；每厌吾身之赘，嗟(诧换口旁)弥日，不能自已。来信到时，已殆正午，弟犹昏昏然偃卧。发函雒诵，如对良友，快何如之！推衾而起，索笔作答，病殆已霍然矣。吾兄此信真药石也，岂必杜老佳句方愈疟哉！(六月十八日) 又说： 京事一切沉闷(新华门军警打伤教职员)，更无可道者；不如剧谈《红楼》为消夏神方，因每一执笔必奕奕如有神助也。日来与兄来往函件甚多，但除此以外竟鲜道及余事者，亦趣事也。(同上) 有了这样的兴致，所以不到四个月，我们的信稿已经装钉了好几本。 末了，平伯又提议一个大计画，他想和我合办一个研究《红楼梦》的月刊，内容分论文、通信、遗著丛刊、版本校勘记等；论文与通信又分两类：(1)把历史的方法做考证的，(2)用文学的眼光做批评的。他愿意把许多《红楼梦》的本子聚集拢来校勘，以为校勘的结果一定可以得到许多新见解。假使我和他都是空闲着，这个月刊一定可以在前年秋间出版了，校勘的事到今也可有不少的成绩了。但一开了学，各有各的职务，不但月刊和校勘的事没有做，连通信也渐渐的疏了下来。 去年二月，蔡孑民先生发表他对于《红楼梦考证》的答辩。最奇怪的是，这个答辩竟引不起红学的重兴，反而影响到平伯身上，使得他立刻回复以前的兴致，作成这本书。当时平伯看见了这篇，就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一篇回驳的文字。同时他又寄我一信，告我一点大概；并希望我和他合做《红楼梦》的辨证，就把当时的通信整理成为一部书，使得社会上对于《红楼梦》可以有正当的了解和想象。我三月中南旋，平伯就于四月中从杭州来看我。我因为自己太忙，而他在去国之前尚有些空闲，劝他独立将这事担任了。他答应我回去后立刻起草；果然他再到苏州时，已经做成一半了。 夏初平伯到美国去，在上海候船，我去送他，那时他的全稿已完成了，交与我，嘱我代觅钞写的人，并切嘱我代他校勘。不幸我的祖母去世，悲痛之中，不复能顾及这些事情；虽是请人钞录，直等到近年底时方始钞好，我一点也没有校过。这时平伯又因病回国了，我就把全稿寄回北京，请他自校。现在出版有期，从此，我们前年的工作就得到一个着落，平伯辨证《红楼梦》的志愿已经达到一部份了。平伯将来如有闲暇，《红楼梦》上可以着手的工作正多，集本校勘实在是最重要的一桩。从将来看现在，这一部书只算得他发表《红楼梦》研究的开头咧！ 平伯在自序上说这书是我和他二人合做的，这话使我十分抱愧。我自知除了通信之外，没有一点地方帮过他。他嘱我作文，我没有功夫；他托我校稿子，我又没有功夫。甚至于嘱我做序，从去年四月说起，一直到了今年三月，才因为将要出版而不得不做；尚且给繁杂的职务逼住了，只得极草率地做成，不能把他的重要意思钩提出来。我对他真是抱歉到极步了！ 我祝颂这部书的出版，能够随着《红楼梦》的势力而传播得广远！我更祝颂由这部书而发生出来的影响，能够依了我的三个愿望： 第一，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过一年，就有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这并不是从前人特别糊涂，我们特别聪颖，只是研究的方法改过来了。从前人的研究方法，不注重于实际的材料而注重于猜度力的敏锐，所以他们专欢喜用冥想去求解释。猜度力的敏锐固然是好事体，但没有实际的材料供它的运用，也徒然成了神经过敏的病症；病症一天深似一天，眼睛里只看见(忄童)(忄童)往来的幻象，反自以为实际的事物，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这种研究的不能算做研究，正如海市蜃楼的不能算做建筑一样。所以红学的成立虽然有了很久的历史，究竟支持不起理性上的攻击。我们处处把实际的材料做前导，虽是知道的事实很不完备，但这些事实总是极确实的，别人打不掉的。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知道从前人做学问，所谓方法实不成为方法，所以根基不坚，为之百年而不足者，毁之一旦而有余。现在既有正确的科学方法可以应用了，比了古人真不知便宜了多少；我们正应当善保这一点便宜，赶紧把旧方法丢了，用新方法去驾驭实际的材料，使得嘘气结成的仙山楼阁换做了砖石砌成的奇伟建筑。 第二，《红楼梦》是极普及的小说，但大家以为看小说是消闲的，所谓学问，必然另有一种严肃的态度，和小说是无关的。这样看小说，很容易养成一种玩世的态度。他们不知道学问原没有限界，只要会做，无所往而不是学问；况且一个人若是肯定人生的，必然随处把学问的态度应用到行事上，所以这一点态度是不可少的。这部书出版之后，希望大家为了好读《红楼梦》而连带读它；为了连带读它而能感受到一点学问气息，知道小说中作者的品性，文字的异同，版本的先后，都是可以仔细研究的东西。无形之中，养成了他们的历史观念和科学方法。他们若是因为对于《红楼梦》有了正当的了解，引伸出来，对于别种小说以至别种书，以至别种事物，都有了这种态度了，于是一切“知其当然”的智识都要使它变成“知其所以然”的智识了，他们再不肯留下模糊的影象，做出盲从的行为：这是何等可喜的事！ 第三，平伯这部书，大部份是根据于前年四月至八月的我们通信。若是那时我们只有口谈，不写长信，虽亦可以快意一时，究不容易整理出一个完备的系统来。平伯的了解高鹗续书的地位，差不多都出于我们的驳辩；若是我们只管互相附和，不立自己的主张，也不会逼得对方层层剥进。我们没有意气之私，为了学问，有一点疑惑的地方就毫不放过，非辩出一个大家信服的道理来总不放手，这是何等地快乐！辨论的结果，胜的人固是可喜，就是败的人也可以明白自己的误解，更得一个真确的智识，也何等地安慰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做学问，也像我们一般的信札往来，尽管讨论下去。越是辨得凶，越有可信的道理出来。我们的工作只有四个月，成绩自然不多；但四个月已经有了这些成绩，若能继续研究至四年乃至四十年，试问可以有多少？这一点微意，希望读者采纳。我们自己晓得走的路很短，倘有人结了伴侣，就我们走到的地方再走过去，可以发见的新境界必然很多。发见了新境界，必然要推倒许多旧假定，我们时常可以听到诤言，自然是十分快幸；然而岂但是我们的快幸呢！ 顾颉刚　一九二三，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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