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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百态》 Home 》文學生活五十年（代序）巴金 Ba Jin

《》是中國現代文學經典，是巴金的代作。這部現實主義的長篇巨，描寫一個封建大族的沒落分化過程，鞭撻封建族制度及其倫理道德，同時歌頌青年一代的覺醒和抗爭。

文學生活五十年（代序） 我是一個不善於講話的人，唯其不善於講話，有思想達不出，有感情無法傾吐，我不得不求助於紙筆，讓在我心上燃燒的火噴出來，於是我寫小說。我不是文學家，但是我寫作五十多年。每個人從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學。我從小就喜歡讀小說，有時甚至廢寢忘食，但不是為學習，而是拿它們消遣。我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成為小說。我開始寫小說，是為找尋出路。我出身於四川成都一個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個所謂“上等人”和二三十個所謂 “下等人”中間度過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環境我接觸聽差、轎夫們的悲慘生活，在偽善、自私的長輩們的壓力下，我聽到年輕生命的痛苦呻吟。我感覺到我們的社會出毛病，我卻說不清楚病在什麽地方，又怎樣醫治，我把這個大家庭當作專的王國，我坐在舊禮教的監牢，眼看着許多親近的人在那掙紮，受苦，沒有青春，沒有幸福，終於慘痛地死亡。他們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傳統觀念和兩三個人一時的任性殺死的。我離開舊家庭就像甩掉一個可怕的黑影。我二十三歲從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尋一條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說救人救世，未免有些誇大，說救自己，倒是真話。當時的情況是這樣：我有感情無法傾吐，有愛憎無處宣泄，好像落在無邊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顆心無處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靜，我就活不下去。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區一小小公寓的五層樓上，一間充滿煤氣和洋蔥味的小屋子，我寂寞，我痛苦，在陽光難照到的房間，我想念祖國，想念親人。在我的祖國正進行着一場革命與反革命的爭，人民正在遭受屠殺。在巴黎掀起援救兩個意大利工人的運動，他們是沙珂（N．Sacco ）和樊宰底（B．Vanzetti ），他們被誣告為盜竊殺人犯，在美國麻省波士頓的死囚牢中關六年，在我經常走過的街上到處張貼着為援救他們舉行的“演講會”、“抗議會”的海報。我讀到所謂“犯人”之一的樊宰底的“自傳”，當面表面反面方面正面迎面滿面封面地面路面世面平面斜面前面下面四面十面一面洗心革面方方面面面貌面容面色面目面面俱到有這樣的話：“我希望每個家庭都有住宅，每張口都有包，每個心靈都受到教育，每個人的智慧都有機會展。”我非常激動，樊宰底講我心的話。我的住處就在先賢祠（Pantheon ）旁邊的都納富爾街（Tournefort ），我每天都要經過先賢祠，在陰雨的黃昏，我站在盧騷的銅像前，對這位“夢想消滅壓迫和不平等”的“日內瓦公民”訴說我的絶望和痛苦。到寂寞冷靜的屋子，我坐下來求救似地給美國監獄中的死刑囚寫信。（信來終於來，樊宰底在信中寫道：“青年是人類的希望。”幾個月以，他給處死在電椅上，五十年他們兩個的冤案得到昭雪。我在第一本小說（滅亡）的序上稱樊宰底做我的先生。）就是在這氣氛、這心情中我聽着巴黎聖母院（Notre Dame de Paris ）報告時刻的沉重的聲，開始寫下一些類似小說的場（這是看小說看多的好處，不然我連類似小說的場也寫不出），讓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熱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紙上。我過去的愛和恨，悲哀和歡樂，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掙紮，一齊來到我的筆端，我寫得快，我心燃燒着的火漸漸地滅，我才能夠平靜地閉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給解開，我得到拯救。這以我一有空就紙筆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這顆年輕的孤寂的心。第二年我的處女作完成，八月我從法國一座小城沙多—吉把它寄中國，給一個在上海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求他的意見，我打算設法自己印出來，給我的大哥看（當時印費不貴，我備翻譯一本小說賣給書店，拿到稿費來印這本書。）。等到這年年底我到上海，朋友告訴我，我的小說將在《小說月報》上連載，說是這份雜志的代理主編葉聖陶先生看到它，决定把它介紹給讀者。《小說月報》是當時的一種權威雜志，它給我開路，讓我這個不懂文學的人順利地進入文。我的第一本小說在一九二九年的《小說月報》上連載四期，單行本同年九月出版。我把它獻給我的大哥，在正文前還印獻詞，我大哥見到它。一九三一年我大哥因破産自殺，我就刪去“獻詞”。我還為我的大哥寫另一本小說，那就是一九三一年寫的《》，可是小說剛剛在上海一日報（《時報》）上連載，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殺的電報，我的小說他一個字也沒有讀到。但是通過這小說，許多人瞭解他的事情，知道封建家庭怎樣摧毀一個年輕有為的生命。我在法國學會寫小說。我忘記不的老師是盧騷、雨果、左拉和羅曼·羅蘭。我學到的是把寫作和生活融在一起，把作和人融在一起。我認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把心交給讀者。我的小說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結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穫。我把作品交給讀者評判。我本人總想堅持一個原則，不說假話。除法國老師，我還有俄國的老師亞·赫爾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和高爾基。我來翻譯過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父與子》和《處女地》，翻譯過高爾基的早期的短篇，我正在翻譯赫爾岑的憶錄。我還有英國老師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師，例如夏日漱石、田山花袋、芥川竜之介、武者小路實篤，特是有島武郎，他們的作品我讀得不多，但我經常背譯有島的短篇《與幼小者》，儘管我學日文至今沒有學會，這個短篇我還是常常背誦。我的中國老師是魯迅。我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這些作的影響。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師是生活，中國社會生活。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為作，我最初還不能駕馭文字，作品中不少歐化的句子，我邊寫作，邊學習，邊修改，一直到今天我還在改自己的文章。一九二八年年底我從法國國，就在上海定居下來。起初我寫一個短篇或者翻譯短文報刊投稿，來編輯先生們主動地來我要文章。我和那個在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他住樓上，我住樓下。我自小害怕交際，害怕講話，不同外人接洽。外人索稿總是找我的朋友，我也可以保持安靜，不讓人來打擾。有時我熬一個通宵寫好一個短篇，將原稿放在書桌上，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帶去。例如短篇《狗》就是這樣寫成，在《小說月報》上外表電表的。我在報刊上外表電表文章越多，來找我組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學界的朋友也漸漸地多起來。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說過：“我是靠友情生活到現在的。”最初年中間，我總是埋頭寫八九個月，然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費生活，為寫作，避免為生活奔波，我到四十歲結婚。我沒有，朋友的就是我的，我到各處去看朋友，還寫一些“旅途隨筆”。有時我也整整一年關在書房，不停地寫作。我自己曾經這樣地描寫過：“每天每夜熱情在我的身體內燃燒起來，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無數慘痛的圖畫，大多數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們使我的手顫動。我不停地寫着。環境永遠是這樣單調：在一個空敞的屋子，前是堆滿書報和稿紙的方桌，旁邊是那扇送陽光進來的玻璃窗，還有一張破舊的沙和兩個小圓凳。我的手不能止地迅速在紙上移動，似乎許多、許多人都着我的手來傾訴他們的痛苦。我忘自己，忘周圍的一切。我變成一架寫作的機器。我時而蹲在椅子上，時而把頭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來走到沙前面坐下激動地寫字。我就這樣地寫完我的長篇小說《》和其他的中篇小說。這些作品又使我認識不少的新朋友，他們鼓勵我，逼着我寫出更多的小說。”這就是我作為“作”的一幅自畫像。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生的戰爭，使我換住處，但是我沒有改變我的生活方式，也沒有停止寫作。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歡日本小說，想學好日文，在橫濱和東京各住茶几個月。第二年四月溥儀訪問東京，一天半夜“刑事”們把我帶到神田區警察署關十幾個小時，我根茶几個月的經寫三個短篇《神·鬼·人》。這年八月，上海的朋友創辦生活出版社，要我去擔任這個出版社的編輯工作。我編姓种种氏叢書，連續二十年中間，我分出一部分時間和精力，花在文學書籍的編輯和翻譯方面。寫作的時間少些，但青年時期的熱情沒有消減，我的筆不允許我休息。一九三七年全抗日戰爭爆第二年，我離開上海去南方，以又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活方式改變，我的筆從來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麯》就是這樣寫完的。我在一個城市給自己剛造好一個簡單的“窩”，就被迫空手離開這個城市，隨身帶一些稿紙。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處奔波，也不得不改變寫作方式。在一些地方買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寫《憩園》時在皮包放一錠墨，一支小字筆和一大疊信箋，到一個地方一個小碟子，倒點水把墨在碟子上磨下，便坐下寫起來。這使我想起俄羅斯作《死魂靈》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寫作的情景，我也是走一段路寫一段文章，從貴陽旅館寫起一直到重慶寫完，出版。有一夜在重慶北碚小旅館寫到《憩園》的末尾，電燈不亮，我找到一小節燭點起來，可是文思未，燭油卻流光，我多麽希望能再有一節燭讓我繼續寫下去。……那日子的確不會再來。我來的一部長篇小說《寒夜》，雖然是在戰時的重慶開頭，卻是在戰回族到上海寫成的。有人說這是一本悲觀的小說，我自己也稱它為“絶望的書”。我描寫一個善良的知識分子的死亡，來控訴舊社會，控訴國民政府的腐敗統治。小說的結尾是重慶的寒冷的夜。一九七九年在法國尼斯有一位女讀者拿書來，要我在扉頁上寫一句話，我就寫着：“希望這本小說不要給您帶來痛苦。”過去有一個時期，我甚至害怕人在我前提到這本書，但是來我忽然在舊版日譯本《寒夜》的書帶上看到“希望的書”這樣的話，這對我是多大的鼓勵。說得好！黑暗到盡弃盡力頭，黎明就出現。中國人民得到瞭解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我開始學習馬思主義（但是我學得很不好）。我想用這支寫慣黑暗和痛苦的筆改寫新人新事，歌頌人民的勝利和歡樂。可是，我沒有充分的時間熟悉新人新事，同時又需要參加一些自己願意參加的活動，擔任一些自己願意擔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寫得比較少。有一個時期（一九五二年），我到朝鮮，在中國人民志軍部隊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觸普通的戰士，同他們一起生活，我有些膽怯。一個長期關在書房的人來到革命軍人的大家庭，精神上當然會受到衝擊，可是同時我感到溫暖。指戰員們都沒有把我當作外人，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員，而且因為我新近從祖國來，他們對我格外親熱。在這個爭最尖銳的地方，愛與憎現得最突出。人們習慣於用具行動示自己的感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天天都有。這些大部分從中國農村出來的年輕人，他們以吃苦為榮，以多做艱苦的工作為幸福，到關鍵時刻，他們爭先恐地獻出自己的生命。在這些人前我感到慚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們的生命。在這些人前我感到慚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們的心，我無法止內心的爭。我經常想起我一九四五年寫《第四病室》的時候，書中人楊大夫的口說的那句話：“變得善良些，純潔些，對別人有用些。”我愛上這些人，愛上這個環境，開始和他們交朋友，我不再想到寫作。我離開以第二年又再去，因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跡吸引我的心。我一共住一年。第二次來，還備再去，但是的工作拖住我，我離開爭的生活，舊習慣又逐漸恢，熟悉的又逐漸變為生疏，新交的部隊朋友又逐漸疏遠，甚至聯繫中斷。因此作品寫得不多，更談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此外，我經常出國訪問，受不了不少歌頌人民友誼事業、贊美新社會、新生活的散文。但這些竟然都成為我的“罪證”，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為 “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當作“大文霸”和“黑老K”關進“牛棚”，受到姓种种氏精神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給剝奪一切公民權利和外表電表任何文章的自由。有一個時期，我的確相信過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幫”以及他們的大小爪牙，我相信他們所宣傳的一切，我認為自己是“罪人”，我的書是“毒草”，甘心認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備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還跟大一起祝過林彪和江青“身體健康，永遠健康”。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决心拋棄寫作，認為讓我在作協會上海分會的傳達室當個小職員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幫”的爪牙，卻說我連做這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寫那些書就犯滔天大罪一樣。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樣聽話，誠心誠意地，不以為恥地賣力氣地照他們的訓話做。但來我現這是一場大騙局，別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虛，感到幻滅。這個時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殺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肖珊在我的身邊，她的感情牽着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這樣“自行消亡”。我的頭腦又漸漸冷靜下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別人，以即使受到“遊”，受到大會批判，我還能夠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觀察那些言的人。我漸漸地清醒，我能夠獨立思考，我也學會煙斗北斗斗量爭的藝。在批受不了七年之，“四人幫”及其羽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六個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佈，“决定”把我的問題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戴反革命帽子”，許我搞點翻譯。這樣他們把我打成“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們把我趕出文藝界，我也不想要求他們開恩給我一條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備翻譯的亞·赫爾岑的憶錄《往事與隨想》，每天翻譯百字，我仿佛同赫爾岑一起在十九世紀俄羅斯的暗夜行路，我像赫爾岑詛咒沙皇尼古拉一世專黑暗的統治那樣，咒駡“四人幫” 的法西斯專政，我堅决相信他們橫行霸道的日子不會太久。我就這樣活下來，看到 “四人幫”的滅亡。我得到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筆。我拿起筆，我興奮，我愉快，我覺得前有廣阔的天地，我要寫，我要多寫。可是留給我的衹有年的時間，我今年已七十六歲。八十歲以前的歲月我必須抓緊，不能讓它白白浪費。我訂五年的計，我要寫兩部長篇小說，一部《創作憶錄》，五本《隨想錄》，翻譯亞·赫爾岑的《憶錄》。十三本中間的兩本已經出版，其中一本就是赫爾岑《憶錄》的第一册，我還要為其餘的十一本書奮，我還要避免各種擾為爭取寫作時間奮。有人把我當作“社會名流”，給我安排各種社會活動；有人把我當作等待“搶救” 的材料，找我談話作記錄。我卻意做一個寫到生命的最一息的作。寫什麽呢？我寫小說，不一定寫真實。但是我要給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經作一個總結。那難忘的十年在人類歷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很少有過這樣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慘痛的經！我們每個人都給受不了進去，都經受考驗，也都作外表電表演，今天我回頭看自己在十年中間的所作所為和別人的所作所為，實在可笑，實在愚蠢。但當時我卻不是這樣看法。我常常這樣想：倘使我不給自己過去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一個總結，認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非，那麽說不定有一天運動一來，我又會變成另一個人，把殘忍、野蠻、愚蠢、荒唐看成莊嚴、正確；以“無知”作為改造的目標。這筆心靈上的欠債是賴不掉的。我要寫兩部長篇，一方面償還欠債，另一方面結束我五十年的文學生活。我曾經說過：“我是從探索人生出走上文學道路。”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棄探索的時候；停止探索，我就寫不出作品。我開始讀小說是為消遣，但是我開始寫小說絶不是為讓讀者消遣。我不是一個文學家，我是把寫作當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姓种种氏的局限性，但是我的態度是嚴肅的。讓·雅·盧騷是我的啓蒙老師，我絶不願意在作品中說謊。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滿矛盾，我的作品也是這樣。愛與憎的衝突、思想與行為的衝突、理智與感情的衝突、理想與現實的衝突……這一切織成一個網，掩蓋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聲。我說過：“讀者的期望就是對我的鞭策。” 我寫小說從來沒有思考過創作方法、現手法和技巧等等問題。我想來想去，想的是一個問題：怎樣讓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樣做一個更好的人，怎樣對讀者有幫助，對社會、對人民有貢獻。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為而寫作的，我從未有過無病呻吟的時候。“四人幫” 的爪牙稱我的“文集”為“十四邪書”。但是我在那些“邪書”，也曾給讀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頌高尚的情操。說崇高也許近於誇大，但至少總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在別人的痛苦上，愛祖國、愛人民，愛真理、愛正義，為多數人犧牲自己；人不單是靠吃飯活着，人活着也不是為個人的享受。——我在那些作品中闡述的就是這樣的思想。一九四四年，我在《憩園》中又一次達讀者對作的期望：“我覺得你們把人們的心拉攏，讓人們互相瞭解。你們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 一九三五年，小說《》出版兩年，我曾經說過：“自從我執筆以來就沒有停止過對我的敵人的攻擊。我的敵人是什麽？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阻止社會進化和人性展的不理的制度，一切摧殘愛的勢力，它們都是我的最大的敵人。我始終守住我的營壘，沒有作過妥協。”我因為這一段話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的批判。其實在那一段時間，我倒是作過多次的妥協，即使不是有意的妥協。《》是我自己喜歡的作品。我自己就是在那樣的家庭長大的，我如實地描寫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一個“我說算”的專學家全家家庭家乡長和一個逆來順受的孝順子弟，還有一些鈎心角、互相傾軋、損人利己、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我的長輩們，還有那些橫遭摧殘的年輕生命，還有受苦、受壓迫的“奴隸”們。我寫這小說，仿佛挖開我們的墳墓，我讀這小說，仍然受到愛與憎烈火的煎熬。我又看到年輕時代的我，多麽幼稚！多麽單純！但是我記得法國資産階級革命喬治·丹東的話： “大膽，大膽，永遠大膽！”我明白青春是美麗的，我不願意做一個任人宰割的犧牲品。我一個垂死的制度叫出“我控訴”。我寫完《》和它的續篇《春》和《》，我完全擺脫過去黑暗時代的陰影。今天，在我們新中國像高那樣的封建家庭早已絶跡。但是，封建主義的流毒遠遠沒有肅清，高老太爺的鬼魂仍然到處“徘徊”，我雖然年過古稀、滿頭白，但是我還有青年高覺慧那樣的燃燒的心和永不衰竭的熱情，我要遵守自己的諾言，絶不放下手中的筆。…… 四個月前中國作協會在北京舉行第三次會員代大會，大會的閉幕詞是我作的，有這樣一段話：“今天出席這次大會，看到許多新生力量，許多有勇氣、有良心、有華、有責任心、敢想、敢寫、創作力極其旺盛的，對祖國和人民充滿熱愛的青年、中年作，我仍然感覺到做一個中國作是很光榮的事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頭，寫作的時間是極其有限，但是我心靈中仍然燃燒着希望之火，對我們社會主義祖國和我們無比善良的人民，我仍然懷着十分熱烈的愛，我要同大一起，自己的職責，永遠前進。作為作，就應當對人民、對歷史負責。我現在更加明白：一個正直的、有良心的作，絶不是一個鼠目寸光、膽小怕事的人。” 巴金　１９８０年４月４日 <> 年前我流着眼淚讀完托爾斯泰的小說《活》，曾經在扉頁上寫一句話：“生活本身就是一個悲劇。” 事實並不是這樣。生活並不是悲劇。它是一場“搏”。我們生活來做什麽？或者說我們為什麽要有這生命？羅曼羅蘭的答是“為的是來服它”。我認為他說得不錯。我有生命以來，在這個世界上雖然僅僅經受不了二十幾個寒暑，但是這短短的時期也並不是白白度過的。這其間我也曾看見不少的東西，知道不少的事情。我的周圍是無邊的黑暗，但是我並不孤獨，並不絶望。我無論在什麽地方總看見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動蕩，在創造它自己的道路，通過亂山碎石中間。這激流永遠動蕩着，並不曾有一個時候停止過，而且它也不能夠停止；沒有什麽東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也曾射出姓种种氏的水花，這裏有愛，有恨，有歡樂，也有痛苦。這一切造成一股奔騰的激流，具着排山之勢，着唯一的海流去。這唯一的海是什麽，而且什麽時候它可以流到這海，就沒有人能夠確定地知道。我跟所有其餘的人一樣，生活在這世界上，是為着來服生活。我也曾參加在這個“搏 ”當面表面反面方面正面迎面滿面封面地面路面世面平面斜面前面下面四面十面一面洗心革面方方面面面貌面容面色面目面面俱到。我有我的愛，有我的恨，有我的歡樂，也有我的痛苦。但是我沒有失去我的信仰：對於生活的信仰。我的生活還不會結束，我也不知道在前面還有什麽東西等着我。然而我對於將來卻也有一點概念。因為過去並不是一個沉默的啞子，它會告訴我們一些事情。在這裏我所要展開給讀者看的乃是過去十多年生活的一幅圖畫。自然這裏衹有生活的一小部分，但我們已經可以看見那一股由愛與恨、歡樂與受苦所構成的生活的激流是如何地在動蕩。我不是一個說教者，我不能夠明確地指出一條路來，但是讀者自己可以在當面表面反面方面正面迎面滿面封面地面路面世面平面斜面前面下面四面十面一面洗心革面方方面面面貌面容面色面目面面俱到去找它。有人說過，路本沒有，因為走的人多，便成一條路。又有人說路是有的，正因為有路有許多人走。誰是誰非，我不想判斷。我還年輕，我還要活下去，我還要服生活。我知道生活的激流是不會停止的，且看它把我載到什麽地方去！巴金１９３１年４月掃校

"Home" is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lassics, is Ba Jin's masterpiece. This realistic long giant system, describes the decline of a big feudal family differentiation, lashing the feudal family system and its ethics, and praised the young generation's awakening and strug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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