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与欲 》 北回歸綫 Tropic of Cancer 》
總譯序
亨利·米勒 Henry Miller
《北回歸綫》是米勒的第一部自傳體小說，也是他出版的第一本書。此書以回憶錄的形式寫就，米勒在書中追憶他同幾位作傢、藝術傢朋友在巴黎度過的一段日子，旨在通過諸如工作、交談、宴飲、嫖妓等超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的誇張、變形生活細節描寫揭示人性，探究青年人如何在特定環境中將自己造就成藝術傢這一傳統西方文學主題。
總譯序
總譯序
中國人民大學 楊恆達
亨利·米勒是一位有爭議的作傢，他最初發表的自傳性三部麯《北回歸綫》（1934）、《黑色的春天》（1936）。《南回歸綫》（1939）都是先在法國面世的。由於他的作品中存在着露骨的性描寫，英語國傢長期拒絶發表他的作品，所以他最初在英語國傢默默無聞。英語國傢的廣大讀者讀到亨利·米勒的上述三部作品，首先還要感謝盟軍在1944年以後來到巴黎。英美軍隊的軍人及隨軍人員在巴黎市場上發現了亨利·米勒的書，爭相傳閱，並把它們偷偷帶回英美等國。亨利·米勒的作品意外地比那些流行的文學精英們獲得了更廣泛的讀者，但是，由於許多人仍然把亨利·米勒看作專寫“作品”的作傢，他的主要作品都無法在美國公開發表。後經過長期努力之後，美國終於在1961年對《北回歸綫》解禁，允許它在國內公開發表。
兩年以後它又得以在英國公開發表。隨着對他其餘作品的解禁，亨利·米勒的名字在美國乃至世界上變得傢喻戶曉，他被六十年代反正統文化運動的參加者們奉為自由與性解放的預言傢。
但是，亨利·米勒的意義還不限於此。他作為一個文學家所開創的風格和特色，從一開始就得到了當時文學界一些優秀人物的稱贊。《荒原》的作者T·S·艾略特把《北回歸綫》稱為“一本十分卓越的書”，“一部相當輝煌的作品”，“在洞察力的深度上，當然也在實際的創作上，都比《查特萊夫人的情人》好得多。”艾略特的一些朋友們，包括英國著名詩人、學者、藝術評論傢赫伯特·裏德和美國著名詩人、意像派代表人物艾茲拉·龐德，也都很贊賞亨利·米勒。裏德聲稱，正是因為亨利·米勒違背了人們在審美、道德、宗教、哲學等方面的傳統期待，所以他纔有可能作出“對我們時代的文學最有意義的貢獻之一”。裏德承認，亨利·米勒也許是“文學史上最的作傢”，但是他把這看作是對亨利·米勒的絶對誠實的一種稱贊。認為這是他的活力的關鍵性標志。裏德認為，“使米勒在現代作傢中鶴立雞群的，是他毫不含糊地把審美功用和預言功用結合在一起的能力。”龐德則認為《北回歸綫》“大概是一個人可以從中求得快感的唯一一本書”，“即使不能賽過喬伊斯的《尤利西斯》，”至少也比“弱智的女性伍爾芙”寫的“那種衹有二分之一才氣的粘乎作品更加是永久性文學的一部分”。英國詩人、小說傢勞倫斯·達雷爾曾經說過：“今日之美國文學以他（米勒）所做之事的意義而開始，也以此而告終結。”美國當代較為知名的詩人、評論傢卡爾·夏皮羅把亨利·米勒稱為“現在活着的世界上最偉大的作傢”，美國當代著名的猶太血統作傢諾曼·梅勒在七十年代中期熱情為亨利·米勒編纂文集，並稱《北回歸綫》為二十世紀一二十本最重要的美國書籍之一。
亨利·米勒受到文學界著名專傢、文人，學者的如此贊揚絶不是偶然的，但他的作品有強烈爭議，亦是事實，那麽如何來理解和把握他的創作呢？
我們首先應該把他看作西方現代文明的批判者。
亨利·米勒生活的時代正是西方現代文明發生重大危機的時代。西方社會發展到20世紀初，已建立了雄厚的物質基礎，科學技術和工商業都達到了空前發達的程度，人類戰勝貧睏與苦難的那一天似乎為期不遠。但是，恰恰是在這樣的時候，西方社會面臨一場重大的危機，高度的物質文明使人們過分追求物質生活的滿足，但是社會生産力並未達到使每個人的欲望都得到滿足的地步，社會的制度更是遠沒有使社會分配趨嚮合理。於是，西方帝國主義國傢之間囚為爭奪世界、分贓不均而爆發了世界大戰，社會的兩極分化使許多國傢爆發了。西方幾個主要的發達國傢雖然沒有直接爆發，但是國內矛盾重重，危機四伏，尤其是精神危機席捲西方各國，這種精神危機從根本上講是信仰危機，西方人對歷來信仰的上帝，對資産階級興起以來大力提倡的“自由、平等、博愛”，甚至個人和自我都産生了懷疑。如果西方人可以因為現代物質文明而感謝上帝的話，他們卻痛苦地發現，上帝無法把他們從災難和痛苦中拯救出來，上帝的權威地位動搖了，隨着上帝地位的動搖．人們比一百多年前因發現啓蒙思想傢的“理性王國”未能真正實現而感到痛苦的浪漫主義者更痛苦地發現，資産階級當年登上舞臺時引以自豪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不但遠未變成事實，反而成為統治者無恥地淹蓋尖銳的階級矛盾、懸殊的貧富差別、野蠻的掠奪與的遮羞布。人與人之間變得疏遠、冷漠，甚至仇恨，西方社會一貫重視的個人在這樣的人際關係中深感睏惑，從而對自己的地位和處境産生懷疑，甚至無法認識自我。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産生的新一代西方人渴望尋回自己的傢園，渴望尋回自我，但是以往的文化傳統使他們感多窒息，感到絶望，於是他們迷惘彷徨，並成為西方文化傳統的強烈反叛者。亨利·米勒就是這樣的反叛者之一。
亨利·米勒1891年12月26日生於紐約一個德裔裁縫的家庭。亨利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因為逃避德國的兵役而來到紐約的，儘管像許多來到美國的德國移民一樣，他們很快就被美國社會同化了，但是我們從亨利·米勒的創作與言論中，仍然可以看到德國文化的許多影響。在這方面，亨利·米勒既是一個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又同歐洲文化，尤其同德國文化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對人生與社會的哲理思考，往往顯示出德國思想傢的某些特點，有入木三分的洞察力與敏銳而豐富的想象力，後來，在1930年至1939年這近十年中，他又長期生活在法國，對歐洲文化有了進一步的瞭解。所以，他對西方文化、西方現代文明的批判不僅立足於美國，而且立足於歐洲，有一定的普遍性。
亨利·米勒的父親是一個沒有多少文化修養的裁縫鋪老闆，後來又嗜酒成性，亨辛·米勒出生後不久，全家從曼哈頓搬到東河對岸的布魯剋林，居住在工廠和小商小販中間。成長中的亨利·米勒所處的家庭條件和社會環境都不十分優越，亨利·米勒也沒有受過很高的正規教育，他1909年進入紐約市立學院學習，兩個月後即放棄學業，然後從事過各種各樣的職業：水泥公司的店員、陸軍部的辦事員兼不拿薪水的《華盛頓郵報》見習記者、他父親裁縫鋪的小老闆、電報公司的人事部經理，以及洗碗工、報童，垃圾清理工、市內電車售票員、旅館侍者、打字員、酒吧招待、碼頭工人、體校教師、廣告文字撰稿人、編輯、圖書管理員、統計員、機械師、慈善工作者、保險費收費員、煤氣費收費員、文字校對員、精神分析學家，等等，有的工作他幹了甚至不到一天。豐富的生活經歷為亨利·米勒的創作提供了廣泛的素材，他在這些經歷中的深入觀察和各種深刻的感受又使他的創作不落俗套，既有堅實的生活基礎，又有富於哲理的思想內容，並以創新的形式加以表現，亨利·米勒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顯然比他的同時代美國作傢要晚，而且成名也晚。年紀比他輕的海明威、福剋納、菲茨傑拉德等作傢，在20年代都已小有名氣，或已有了相當的成就，而他那時候卻還在為生活奔忙。他發表第一部作品時已經四十三歲，也可謂大器晚成。在文學上成功得晚自有晚的好處，由於作傢思想上已比較成熟，又有豐富的閱歷，見多識廣，所以更容易一上來就形成自己的風格，作品中反映的問題也往往更為尖銳，更能一針見血。
亨利·米勒大概就是這樣一位作傢。他曾自稱為“流氓無産者的吟遊詩人”，可以說，這是對他自己創作風格的最好描繪。
自從他發表第一部作品《北回歸綫》以來，他就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社會批判風格，專寫一些與社會格格不入的人物，通過他們來攻擊西方社會，並不惜使用污穢的語言。他所寫的這些人物大多是他自己在豐富的生活經歷中接觸過的，他所用的語言也是他所接觸的那一階層人普遍使用的語言。他通過他筆下那個表面粗野的社會來表達他對西方社會深思熟慮的看法。就這方面來講，他雖然比大多數作傢出道晚，但一出道即顯示出他的優勢，這不能不說是得益於他所混跡的那個社會，他所接觸的三教九流，以及他所從事過的各種職業。
亨利·米勒對西方文化和西方社會的批判受到西方現代思想領域內尼采哲學思想和施本格勒關於西方文化沒落等學說的深刻影響。尼采如同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資産階級思想傢一樣，一直在試圖確主人的真正價值，但是，他深切地感到，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倫理道德、宗教及個人主義傳統不但沒有幫助人真正確立自己的價值，相反，卻使人越來越感到正在失去自我，正在受到強大的異己力量的無法擺脫的控製，人變得更加無恥、卑微、懦弱。20世紀西方人普遍感到失去自我的痛苦，敏感的尼采在19世紀中後期就已經強烈地感受到了，所以他提出：“成為你自己！你現在所做的一切，所想的一切，所追求的一切，都不是你自己。”亨利·米勒在同西方文化、西方社會的衝突中有着同樣的感受，所以他那種尋找自我、尋找傢園的意識在創作中強烈地表現出來，他在《黑色的春天》一書最後說：“今晚我願意想一個人，一個孤獨的人，一個沒有姓名、沒有祖國的人，一個我所尊敬的人，因為他和你絶無共同之處，——這便是我自己。今晚我將考慮我是什麽。”亨利·米勒由於親身經歷了20世紀西方社會中個人與社會文化的衝突，所以他那種失去自我、失去傢園的感覺更為強烈。在西方社會裏，人可以有自己豪華的傢，但仍然沒有自己精神的傢園，因此，德國哲學家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沒落》一書對他有很大影響。施本格勒相信西方已經度過“文化”的創造階段，進入了反省和物質享受的階段。未來將是無可輓回的沒落。亨利·米勒從西方的物質文明中看到了整個文化的沒落趨勢，他接受了施本格勒啓示性的觀點以後，更感到在這種趨嚮沒落的文化氛圍中無傢可歸。
為了找回自我，找回傢園，亨利·米勒形成了強烈的反叛精神，他的這種反叛精神所采用的方式，同文藝復興時期的拉伯雷十分相似。拉伯雷以激烈的口氣，粗俗污穢的語言，猛烈攻擊當時占統治地位的經院哲學及其支柱巴黎神學院、法院、教會等，這同我們在亨利·米勒作品中看到的那種口氣和語言何其相似乃爾，兩人甚至在談論拉屎撒尿的問題上都有很多共同之處。亨利·米勒似乎是和拉伯雷一樣，故意公開談論人們日常交往中往往避諱的東西，來表示一種精神的反叛。
亨利·米勒的精神反叛尤其表現在反傳統方面。他在西方文化氛圍中感到十分壓抑，同時他又是在一個一貫標榜自由的國度裏長大的，思想上較少束縛，所以他尋求自由，尋求自我，強烈反對傳統的束縛。當年惠特曼通過歌頌、自由、自我而宣揚的美國精神，他試圖擺脫西方傳統，希望建設一個新型國傢而做的美國夢，似乎都在亨利·米勒身上復活了。衹是亨利·米勒沒有惠特曼那種豪放的熱情，而且他既做着美國夢，又是美國夢的批判者。他在反傳統方面要比惠特曼更為徹底。他在寫《北回歸綫》的時候，曾為取什麽書名費了一番琢磨，他考慮把這部小說稱作“醉酒巴黎”，不久又提出兩個書名，請他的好友阿那依斯·寧幫着出主意，一個書名叫“我歌唱赤道”，這是用的惠特曼的口氣。另一個書名就是“北回歸綫”。阿那依斯·寧由於愛好占星術而相中了後者。“北回歸綫”的英語原文是“Tropic of Cancer”。“Cancer”是天文學上的“巨蟹座”的意思。亨利·米勒自己也喜歡這個書名。因為他由此而聯想到許多。他在筆記本裏摘抄了古羅馬諷刺小說《薩蒂利孔》中這樣一句話：“我自己出生在巨蟹座下，因此我獨立自主，在海上和陸地上都擁有領地。”蟹可以橫行不羈，像徵着自由的精神，亨利·米勒以此自喻，表明他要從各個方向自由地批判一種已經開始沒落的文明的種種弊病，要從傳統的固定軌跡中解脫出來。所以他要比惠特曼嚮往一種更徹底的美國式自由，要同所有的傳統决裂，也包括已在美國形成傳統的美國夢。
另一方面，“Cancer”一詞作為普通名詞，又有“癌”的意思，大多數人得了癌癥以後必死無疑，亨利·米勒要像死神一樣來宣告那個他在那裏成長起來的國傢及其文化的死亡，因為它已經得了“楊梅大瘡”。
亨利·米勒在反傳統方面同兩位法國作傢很相似。其中一位是像徵主義詩人韓波。韓波一生窮睏潦倒，但是他拒絶工作。
他到處流浪，酗酒，搞同性戀，生活上無拘無束，所以他反對宗教、道德及任何傳統的束縛，他甚至要擺脫個人人格的束縛和語言的束縛，要成為“永恆”的代言人，要去掉單調的公認含義和邏輯內容，試圖創造出能表現詩的意境魅力的新語言形式。同亨利·米勒相似的另一位作傢是超現實主義的領袖人物勃勒東。他傾嚮子無政府主義，對以理性為核心的傳統理想、文化、道德産生強烈懷疑，因為他認為，人的理性已受到資本主義文明的毒害。為了擺脫這種毒害，人必須保持內心生活經驗的獨立性，不受外界的任何幹擾，不受傳統的任何束縛，這樣才能改變世界和人性。為了實現這一久，他強調藝術上的絶對自由，這就是消除夢幻與現實、理性與瘋狂、客觀與主觀之間的界限，自動寫作是勃勒東在藝術上企圖徹底打破傳統、追求絶對自由的一種嘗試。亨利·米勒和這兩位法國作傢在反傳統方面的徹底要求使他們三人在文學創作所表現的內容和采取的形式上有許多共同點；但是，亨利·米勒認識到，文明對人性的壓抑就在於理性不斷迫使現代人屈從於現代文明所形成的一套傳統，所以他甚至比以勃勒東為首的超現實主義者們走得更遠。他决心要適應現代人的迫切要求，不是像勃勒東那樣再現無意識，而是提出了意識的必要性。
我們應該把亨利·米勒看作自我的重建者。
亨利·米勒被人稱作是自盧梭以來寫出了最好的懺悔作品的人。盧梭的〈懺悔錄〉是一部作者敢於進行自我解剖傑作。
由於盧梭在作品中公開談論當時人們羞於公開的那一部分自我，所以他的這部作品很難為他思想保守的同時代人所接受，但是盧梭追求個性解放的勇氣卻鼓舞了他身後的許多作傢。
一個人如果老是回避自己的這一部分自我，或那一部分自我，尤其對自己那部分醜陋的自我老是躲躲閃閃，諱莫如深，那麽他最終將變得十分虛偽，他真正的自我也將開始異化。處於這種狀況下的人，不但不會改正自己的錯誤和過失，反而會扭麯人的自然本性，使人的表裏差異越來越增大。盧梭希望人的自然本性的回歸，是他“回歸自然”的主張在個性解放問題上的體現，也是他重建自我的努力。亨利·米勒雖然自稱他嘗試了幾次都沒有能夠“啃完”盧梭的《懺悔錄》，但是他自己卻寫了更大規模的《懺悔錄》。他的作品大多是自傳式的，他嚮盧梭一樣，通過寫自己，尤其通過寫自己的過失、不幸、痛苦、迷惘，來揭露和控訴社會對人的腐蝕，文明對人的自然本性的扭麯。他要寫出自己真正的經歷，錄下自己真正的真實。他在《北回歸綫》中引用了19世紀美國超驗主義作傢愛默生的一段話：“這些小說將漸漸讓位給日記或自傳——富於感染力的書籍，衹要一個人懂得如何在他稱之為自已經驗的東西中選擇真正是他經驗的東西，懂得如何真實地記錄真實。”亨利·米勒十分推崇愛默生，他認為愛默生對他有特殊影響。他曾告訴阿那依斯·寧：“我要把瓦爾多·愛默生捧上天去，就是為了嚮世界證明，曾經有一位偉大的美國人——而且不僅如此，因為我曾經受過他很大影響，他同我認為是我更好的一面的一整個側面的我相聯繫。”看來，愛默生對亨利·米勒在通過寫傳記式小說來重建自我方面有很大影響，亨利。米勒在《我一生中的書》中，專門有一段話評論表達個人真實的睏難和在不可避免的永恆競爭中揭示各種自我的睏難。他說：“愛默生預言的會隨時間推移而越來越重要的自傳式小說，已經取代了偉大的懺悔錄。這種文學體裁不是一種真實與虛構的混合物，而是真實的擴展與深化。它比日記更可信，更真實。它不是這些自傳式小說的作者提供的事實的無價值的真實，而是情感、反思、理解的真實，經過消化與吸收的真實。一個人揭示自我，都是同時在各個層次上進行的。”亨利·米勒深感揭示這種真實之睏難，但他仍不懈地努力，通過揭示在文明社會裏受到壓抑或被忽視的自我，來重建他真正的自我。儘管亨利·米勒筆下的自我往往顯得卑鄙、無恥、下流，但他寫這些方面並不是為了宣揚這些事實，而是要表現一種情緒，一種反思，揭示出他在文明社會裏所受到的真正壓力和他不得不作出反應的那種強烈性，所以，亨利·米勒的重建自我，不僅註重於更完整的自我形象，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要表現內在的自我，表現渴望回歸自然的內在的自我。
亨利·米勒在作品中表現渴望回歸自然的內在自我，特別註重兩個方面。
其一，他十分懷念他在布魯剋林的兒童時代與青少年時代，他把對兒童時代、青少年時代種種經歷和體驗的回憶同夢境和幻覺結合在一起。亨利·米勒似乎在兒童的天真爛漫中看到了未受扭麯的人性，所以他筆下的兒童，尤其是他兒童時代的自我，都頑皮、粗野，好奇心強，喜歡探究自然與人生的秘密。身在世界性大都市，卻仍然帶有許多自然的傾嚮。紐約是受資本主義現代文明帶來的種種弊病影響最嚴重的城市之一，在紐約市及其周圍生活，即便是兒童也難免不受影響，但是亨利·米勒把自己在布魯剋林的那段生活看作一種像徵，一個同資本主義現代文明相抗衡的真正自我的基礎他的懷舊代表着對回歸自然的嚮往，他的夢境和幻覺則表現出擺脫文明與理性束縛的傾嚮。
其二，他突出了性的問題，以大量性描寫來表現人性受到文明的壓抑而爆發出來的發泄式的反映人性從機器文明中逃回自然、逃回原始世界的強烈願望。
亨利·米勒因為大量性描寫的問題曾不斷受到指責。當然，他確實在這個問題上有津津樂道的地方，但是我們絶不能將他等同於一個色情作傢，認為他趣味低級，下流，而應該聯繫他的思想傾嚮和全部創作加以客觀全面的分析。
亨利·米勒從小就對異性抱着一種提防的態度，對她們存有戒心。這是他母親造成的，因為她對他要麽過於冷淡，要麽過分關心。如果他不嚴格地照她的話去做，她就一句好話也不會對他說；但是如果他的表現表明他是媽媽的寶貝兒子，她就把他捧到天上去。她是一個要求盡善盡美的人，要取悅於她極其睏難；在他盡了最大努力來取悅於她，而她卻還是把他從身邊推開的時候，她就使他對他自己産生懷疑，並躲避她，他也不可能輕易求得父親的感情，不可能指望父親成為他的典範。因為他受母親影響，看不起父親，他知道，他的父親和他自己都不能使母親滿意，所以他從小就害怕在女性面前的失敗，同時又很想探究女性的秘密。長大以後，便總是想在女性身上試一試自己獲得成功的能力。於是他在性的方面采取了竭力想打破拘束的態度，繼而發展成在性愛問題上十分隨便。他結過五次婚，還同許多女人發生過性關係，並在作品中作了大量與此有關的性描寫。他試圖以自由的性愛觀念找回自己從小在女性面前失去的自我，同時，由於他深感人性在現代文明社會中受到壓抑。他便試圖以原始的性愛方式尋回人在現代文明社會中失去的自由。至少，他認為性愛可以使人的想象力獲得自由。“我們可以從愛中期待任何東西……我們內心的貧富是同我們的想象力成比例的。愛將鏡子擦洗幹淨，沒有相應的愛的飛躍，就不可能拓展我們的想象力。”
總之，亨利·米勒希望在作品中重新建立一個完整的、真正的自我形象，這個自我善良正直，嫉惡如仇，富於同情心，有追求，有獨特見解，但同時也卑鄙無恥，輕率魯莽，放蕩不羈，悲觀失望。正像亨利·米勒在一部有關他的電影中所說，“我的書就是我所是的那個人，我所是的那個睏惑的人，那個隨隨便便的人，那個無所顧忌的人，那個精力充沛、污穢下流、愛吵愛鬧、細心體貼、一絲不苟、說謊騙人、誠實得可怕的人。”亨利·米勒在作品中重建的自我有助於我們更好、更完整地瞭解西方現代社會中人的真實的精神面貌和多面性。
我們還應該把亨利，米勒視為文學上的革新者。
亨利·米勒在作品中重建自我的努力使他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風格，也産生了一種獨特的體裁，這就是他的自傳式小說。這種自傳式小說不同於其他作傢的自傳體小說，因為亨利·米勒不僅像其他作傢那樣寫了外在的自我和內在的自我，他還寫了處於理性狀態中的自我，即夢境、幻覺、遐想等等中的自我；他不僅寫了社會關係中的自我，也寫了自然狀態中的自我，即處於最簡單的生命運動中，排除了一切倫理道德、宗教等文化因素和社會因素的自我。另外，還有一個顯著的不同是，其他作傢寫自傳體小說一般主要采取現實主義手法，而亨利·米勒卻自由地大量運用了各種現代派的手法，並將它們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使他的自傳式小說成為探索綜合使用現代派手法來表現作為現代人代表的亨利·米勒的生存狀況，重建一個亨利·米勒的完整自我的革新嘗試。一位亨利·米勒的研究者指出：“米勒從小就顯然是一個廢寢忘食而又敏感的讀者，他在書本中尋求超越幾俗的體驗。因為如他經常承認的那樣，他在大大小小的行動中都無甚英雄舉動，所以文學形象就成為個人頌揚的代用品。他把大多數文學都視為嚴格意義上的個人宣傳。他完全不加區分地從冒險故事、浪漫化的歷史，傳記推而廣之，一直到異國情調、神話色彩濃厚的歷史（剋裏特，中國，亞特蘭蒂斯）；到通俗的浪漫傳奇（哈格德，顯剋微支，貝拉米）；到叛逆的美國人（瓦爾特·惠特曼，捨伍德·安德森，愛瑪·戈德曼）；最後，到更極端、更與社會格格不入的歐洲現代派（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斯特林堡）。富有靈感的著作和啓示文學作品——尼采以及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在30年代初的米勒看來尤其是自我辯解式的——同先鋒派的表現主義、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以及喬伊斯，桑德拉爾，塞利納等）相混合，所有這些點點滴滴、不同方式的修辭手法與風格，都混合出現在他的‘自傳’中。”
由亨利·米勒開創的這種新型的獨特體裁看來，他不僅是一位極力推行先鋒派文學主張的革新者，也是各種現代主義手法的集大成者，他有豐厚的文學基礎，在對他有深刻影響的作傢中，既有巴爾紮剋等一大批傳統作傢，又有韓波、勞倫斯等一大批反傳統的現代派作傢，他甚至還受到東方文化的影響。所以，他雖然是一位反傳統的作傢，但他既繼承了古老的文學傳統，叉繼承了19世紀以來西方文學中反傳統的傳統，在此基礎上他創立了自己的獨特風格，並以此影響了諾曼·梅勒等一大批重要作傢，正因為如此，他得以在世界文學史上占有一席獨特的地位。
以上我們談到了應該如何來客觀地把握亨利·米勒這個作傢的創作，對他創作上的特，久和風格基本上作了肯定，並對這些特點和風格的來源作了一定的探討。必須指出的是，他的作品從一開始就引起許多爭論，絶不是沒有原因的。雖然在現代西方性開放的社會裏，已經沒有人再來指責亨利·米勒作品中過多的性描寫了，但是，一部講究藝術技巧的好作品總是要盡量避免對任何事物，包括性，作赤裸裸的描寫。一部麯徑通幽的作品讀起來纔更有味道，更令人回味無窮。所以，亨利·米勒雖然將作品中大量的性描寫主要作為他重建自我和嚮現代西方文明提出挑戰的手段，但是他也確實在藝術性方面付出了代價。另外，他的作品還有不少涉及占星術等等的神秘主義內容。
使人感到晦澀難懂；他使用的污言穢語太多，有損於文學的高雅性；作品結構太散，人物性格刻劃不足，也削弱了他作品的藝術性。
亨利·米勒的名字由於多方原因原來在我國十分陌生，不久前由於非法出版的《北回歸綫》和《南回歸綫》中譯本的發行，纔開始引起人們的註意。現在，在時代文藝出版社各級領導和同志們的大力支持下，我們將這位在文學史上占獨特地位的作傢及其主要作品，包括他最初發表的三部作品《北回歸綫》、《黑色的春天》。《南回歸綫》和《殉色三部麯》：《性愛之旅》、《情欲之網》、《春夢之結》以及諸多的文論、遊記、回憶錄、散文正式介紹給中國讀者。希望中國讀者能通過這些作品，更好地瞭解西方社會，瞭解亨利·米勒對西方文化的批判，也領略一下亨利·米勒獨特的文學風格。
1995年2月
Tropic of Cancer is a novel by Henry Miller, first published in 1934 by the Obelisk Press in Paris, France. Its publication in 1961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Grove Press led to an obscenity trial that was one of several that tested American laws on pornography in the 1960s. While famous for its frank and often graphic depiction of sex, the book is also widely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masterpiece of 20th century literature. Time magazine included the novel in its TIME 100 Best English-language Novels from 1923 to 2005.
The novel included a preface credited to Anaïs Nin (although allegedly penned by Miller himself).
The book was distributed by Frances Steloff at her Gotham Book Mart, in defiance of censorship pressures.
Plot introduction
Set in France (primarily Paris) during the 1930s, it is the tale of Miller's life as a struggling writer. Combining fiction and autobiography, some chapters follow a strict narrative and refer to Miller's actual friends, colleagues, and workplaces; others are written as stream-of-consciousness reflections. It is written in the first person, as are many of Miller's other novels, and often fluctuates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tense. There are many passages explicitly describing the narrator's sexual encounters, but the book does not solely focus on this subject.
Legal issues
In 1964, the U.S. Supreme Court, in Grove Press, Inc. v. Gerstein, cited Jacobellis v. Ohio (which was decided the same day) and overruled state court findings of obscenity.
A copyright infringing "Medusa" edition of the novel was published in New York City in 1940 by Jacob Brussel; its title page claimed its place of publication to be Mexico. Brussel was eventually sent to jail for three years for the edition, a copy of which i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Critical reception
George Orwell called this novel
"the most important book of the mid-1930s [and Miller is] the only imaginative prose-writer of the slightest value who has appeared among the English-speaking races for some years past."
Samuel Beckett hailed it as "a momentous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writing". Norman Mailer, in his book on Miller, Genius and Lust, called it "one of the ten or twenty greatest novels of the century". The Modern Library named it the 50th greatest book of the 20th century. Edmund Wilson said of the novel:
The tone of the book is undoubtedly low; The Tropic of Cancer, in fac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both of its happening and of the language in which they are conveyed, is the lowest book of any real literary merit that I have ever remember to have read... there is a strange amenity of temper and style which bathes the whole composition even when it is disgusting or tiresome.
In his dissent from the majority holding that the book was not obscene, Pennsylvania Supreme Court Justice Michael Musmanno wrote Cancer is "not a book. It is a cesspool, an open sewer, a pit of putrefaction, a slimy gathering of all that is rotten in the debris of human depravity."
请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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