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生活 》 萬延元年的足球隊 The Silent Cry 》
１ 死者引導我們-1
大江健三郎 Kenzaburō Ōe
大江健三郎運用極其豐富的想象力，通過小說主人公鷹四反對日美安全條約受挫後到了美國，又回到自己的家乡，離群索居在覆蓋着茂密森林的山𠔌裏，效仿一百年前曾祖父領導農民暴動的辦法，組織了一支足球隊，鼓動“現代的暴動”的故事，巧妙地將現實與虛構，現在與過去，城市與山村，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交織在一起，與畸形兒、暴動、通姦、亂倫和自殺交織在一起，描畫出一幅幅離奇多采的畫面，以探索人類如何走出那片象徵恐怖和不安的“森林”。諾貝爾文學奬評委會認為它“集知識、熱情、野心、態度於一爐，深刻地發掘了亂世之中人與人的關係。”
１ 死者引導我們-1
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醒來，尋求着一種熱切的“期待”的感覺，摸索着噩夢殘破的意識。一如咽下一口要以燒着你五臟六腑的威士忌，這種“期待”的感覺熱辣辣的。我心中忐忑，摸索着，企望它能切實重返體內。然而這種摸索卻永遠都是徒勞枉然。手指已沒了氣力，我衹好將它們並攏起來。分明覺出自己全身的骨肉都已分離。迎着光亮，我的意識畏葸不前，這種感覺也正轉化成一種鈍痛。對於這樣的一個肉體，儘管它沉重、零落、全身各處都在隱隱作痛，但出於達觀和無奈，我卻重又接受了它。我全然無意去想這究竟是什麽東西在什麽時候所采取的姿勢，衹是蜷麯着身體睡着的。
每次醒來，都要去搜尋這業已失去了的、熱切的“期待”的感覺。它不是什麽失落的感覺，它本身便是一個實體，且性質積極。我知道它無法尋覓得見了，便試圖誘導自己重回再度睡眠的斜坡。睡吧、睡吧，世界不復存在。然而今天早晨，卻有一種異常的巨毒滲進我的全身，疼痛難受，妨礙我重返睡眠。一種恐懼正噴涌欲出。至少還要有一個小時，太陽纔會升起來。在此之前，我無從把握今天會是個怎樣的日子。我渾然無知地躺臥在黑暗當中，恍若一個胎兒。以往的這種時候，性欲惡習便來得方便了。然而現在，我已時年二十又七，既成傢室，甚至還有個住進保育院的孩子，衹要一想到自己還要手淫，便會生出羞恥之心，轉瞬間將欲望的胚芽捻得粉碎。睡吧、睡吧，睡不着就模仿一下熟睡的人也好！不想，昨天民工們為安裝污水淨化槽而挖掘的長方體洞穴卻在黑暗中變得清晰可見起來。荒蕪凄苦的毒素在隱痛的體內繁殖開來，筒裝果凍一般，似要從耳眼鼻口、從尿道緩緩溢出。
我依舊模仿着熟睡的人，站起身，在黑暗中踽踽前行。我閉着眼，任身體各處撞在門上墻上傢具上，發出譫語般痛苦的。說是閉着眼，可實際上，我的右眼，它即便在大白天睜得大大的，也是什麽都看不見。致使我右眼至此的根結，我幾時才能搞得清！那完全是一次事故，可憎可厭而又毫無意義。一日，早晨，我走在街上，一群陷入驚懼和憤怒恐慌的小學生投來石塊兒，正打中我的一隻眼睛，我摔倒在地。對於這次事故，我一直也沒摸着頭腦。我的右眼從眼白到眼仁橫嚮撕裂，喪失了視力。直到現在，我還覺得自己仍未理解這次事故的真正含義，而且還有一種懼怕對此有所理解的心理。如果你用手捂住右眼走路，你肯定會碰上埋伏在右前方的許多東西。你會突然撞上它們。你會一次又一次地碰着頭、磕着臉。於是，我的頭和右半邊臉便是這樣新傷不斷，使我醜陋難看。記得早在我眼睛受傷之前，母親曾經拿我與也許會出落得很英俊的弟弟相比較，預測過我成年後的容貌。母親的話我倒是時常記得起，但我也漸漸明瞭瞭自己的醜陋特性。那衹失明的眼睛不過是日日更新着醜陋、時時強調着醜陋罷了。與生俱來的醜陋意欲躲進背陰處沉默起來，可這衹盲眼，卻總要將它生拽出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是我卻給了這衹面對黑暗的眼睛一個任務。它雖然已喪失了機能，可我卻把它比作面嚮頭蓋骨裏側的黑暗而開啓的眼睛。我的這衹眼睛時時註視着鮮血鬱積、高出體溫的黑暗。我雇傭了一個哨兵，讓他伺視我心中的夜下森林，於是我也承受起了反觀自己內心的訓練。
穿過餐廳，摸索着打開房門，我這纔睜開眼睛。這深秋時節的拂曉，到處是一片漆黑，衹有在大氣層高處，纔現出些許微白。一條通體黝黑的狗跑跳着要撲奔過來。但它立即領會了我的拒絶，默不作聲地緊縮了身子，把它那蘑菇似的小鼻子頭兒從黑暗中挺起，朝嚮我。我把它抱在身側，慢慢往前走。那狗身上散出鱢臭氣。它一動不動地叫我抱着，呼吸急促，弄得我腋下有些發熱。這狗別是染上了熱病吧。我赤裸的足尖觸到了木框上。我暫且放下那狗，摸索着確認一下梯子的位置，再朝在黑暗中放下它的地方一抱，發現它還呆在那兒。我不能不微微笑了笑，可這微笑卻不能持久。它一準是生病了。我吃力地下了梯子。坑底到處是深及腳踝的積水，水不很多，像絞肉時流出的汁液。一屁股坐到地上去，便覺得水通過睡褲和內衣弄髒了臀部，並且我還發現自己對此竟是順從接受，仿佛它無法抗拒。然而那狗卻自然會抗拒這水污。它不做一聲，好似能夠講話卻又故作沉默一般，在我膝上找着平衡，將顫抖發熱的身體貼近我的前胸。為了保持平衡，它把帶鈎的爪子抓進我膝上的肌肉，而我，覺得自己對這種痛苦也依舊無法抗拒，於是五分鐘之後，便不再介意了。地下的污水弄髒了屁股，滲進與大腿之間，然而這也無所謂了。我可以感覺到，我這１７２釐米高、７０公斤重的肉體，與昨天民工們從這裏挖走並遠遠地丟到河裏的泥土總量大致相當。我的肉體同化成泥土。衹剩下那狗的熱度和如同兩衹腔腸類動物內側一樣的鼻孔，衹有它們，是我的肉體以及身邊的土壤、陰濕的空氣這個整體中一息尚存的東西。鼻孔變得驚人地敏感，貪婪地嗅着坑底貧乏的氣味，如同嗅着什麽極其豐饒的東西。想必它的機能已開發到了極限，因而它非但不能一一辨別收集到的無數種氣味，而且，在我幾乎失去知覺、將後腦（我感覺是直接將後腦的頭蓋骨）撞在坑壁上之後，它也衹能吸入那各種氣味和微量氧氣。那荒蕪凄苦的毒素仍滯留在我體內，卻已全然沒有嚮外滲出的跡象。熱辣辣的“期待”的感覺還沒有回轉來，但恐懼卻已消除。我對一切都覺得無所謂了，眼下，對具有肉體的自身也是如此。唯一讓人頗感遺憾的是，任何東西的眼睛都不去看全然無謂的自身。那條狗？狗有什麽眼睛。滿不在乎的我，也沒什麽眼睛。自從下了梯子，我就又一直閉着眼睛。
我靜觀起我那友人來，我參加了他的火葬儀式。這個夏末，我的友人用朱紅色塗料塗了一頭一臉，全身赤裸，插上黃瓜，自縊身亡了。他的妻子參加一處持續到深夜的聚會，當她病兔一樣疲弱地回到傢裏時，發現了她丈夫那怪異的屍體。友人為什麽沒和妻子同去參加聚會呢？他就是這樣一個人，總是讓妻子一個人去參加聚會，自己則留在書齋裏搞他的翻譯（他和我在合作翻譯）。這已是司空見慣，沒人會覺得奇怪。
友人的妻子從屍體前兩米處徑直跑回到聚會上，她驚慌失措，毛發倒竪，亂掄雙臂，欲喊無聲，拖着雙稚氣的緑鞋子，在月冷人稀的夜半，踏着自己的身影一路狂奔，活像倒轉的膠捲。嚮報了案以後，她便開始靜靜地啜泣，直到她娘傢來人接她。警方調查結束後，是我和友人剛毅的祖母，為我那塗紅了頭臉、一絲不挂、大腿上沾滿一生最後的、確已無可救藥的友人料理了後事。死者的母親幾成癡呆，幫不上半點忙。衹是在我們要洗掉死者的裝扮時，纔突然回過神來，予以反對。我和老婦們謝絶所有前來吊唁的客人，衹有我們三個人為死者守了夜。他具有個性的衆多細胞，正不斷被隱蔽而迅速地破壞着。那些變得稀奇古怪、粘稠酸甜的薔薇色細胞，被幹涸的皮膚攔河壩一般截住了去路。頭呈紅色的友人的肉體躺倒在簡易行軍床上，傲慢地腐爛着。友人這一生仿佛是在奮力穿越一條狹窄的暗渠，就要從另一端鑽出來的時候卻突然死去。眼下，他的肉體比他這二十七年生涯中的任何時候都更具實在感，緊張且又危險。皮膚的河堤决口。發酵的細胞群釀酒般釀造着肉體自身的死亡，真實而具體。活着的人們則必須將其飲下。友人的肉體和有股百合味的腐蝕菌一同刻下的時間，迷惑着我。友人的屍體在其存在的整個期間進行了僅衹一次的飛行，在守望這種進行飛行的純粹的時間圈時，我不得不承認另一種時間的脆弱，它柔和溫暖得像幼兒的頭頂，並且可以反復。
我無法不嫉妒。我也將不久於人世，最終閉上雙眼，可我的肉體在體驗之時，卻不會有友人的眼睛去關註它、瞭解它了。
“他從療養院回來那會兒，我應該勸他再回去就好了。”
“這話說哪兒去了。這孩子再也不能上那兒去了。”友人的祖母答道。“這孩子在療養院表現不錯，還挺受其他精神病患者尊敬的。所以也就不能再在那兒呆下去了。快把這茬兒忘了吧，你可不能這麽怪罪自己。要是回去了，是能治好，可這孩子從那兒出來，過上了自由的生活，還真挺不錯！要是在那兒自殺，怕是不能染紅臉光着身子上吊什麽的吧？敬重他的那些精神病人會攔着他的。”
“你能這麽堅強，我也就放心了。”
“誰都有一死。大多數人在百年以後，都沒有人會探討他們的死法。能造一個自己最滿意的死法去死，是再好不過了。”友人的母親坐在床腳，不停地摩挲着死者的腿和腳。她像衹受了驚嚇的龜，脖子深縮進肩頭，不理會我們的對話。她那扁平的小臉，酷似她慘死的兒子，表情如同融化的飴糖般鬆弛無力。我感到我以前從未見過如此寫實地表現徹底絶望的面孔。
“像個猿田彥。”友人的祖母說了這麽一句不着邊際的話。猿田彥，用詞真滑稽。我似要被它喚起一些不很明確的意識。但是我腦髓的脂肪質已經因疲勞而變成了肉凍，儘管稍有震動，可這震動卻不足以理清這團亂麻。我無益地搖搖頭，猿田彥這個詞像秤砣一樣，帶着封條墜入我記憶的深處去了。
現在，我抱着那條狗坐在稍有積水的坑底，猿田彥這個詞又浮現在腦海之中了，猶如令人懷念的記憶礦脈的鮮明露頭。那日以來一直凍結着的有關這個詞的腦髓脂肪質的肉凍也已融化。猿田彥，猿田彥殿下在天界岔口迎戰下凡諸神。猿女氏之祖作為闖入方的代表與猿田彥進行外交談判，糾集新世界的魚類原住民，試圖確立統治權，並將默默抵抗的海參的嘴巴用刀子豁開，說是此口無言語之能。我們那塗紅了頭臉、心地善良的二十世紀猿田彥，毋寧說是被豁開了嘴巴的海參的同類更合適。如此一想，便不覺淚如泉涌。淚水從臉頰滾到唇邊，又滴落在狗背上。
在去世一年前，友人中斷了在哥倫比亞大學的留學生活，一回國，便住進了治療輕度精神異常的療養院。至於療養院之所在，以及友人在那裏的生活狀況，我們衹能從友人的自述中略知一二，其他的便無從知曉了。他的妻子、母親、祖母也從未實地查訪過那個據說位於湘南地區的療養院——友人不準他身邊的任何人去那裏探訪。現在看來，是不是真有這麽一個療養院，怕也未可知。
即便如此，我們不妨暫且相信友人的話：那療養院叫做微笑訓練中心，也被稱作“微笑練兵場”，被收容進去的人每餐都要服用大量鎮靜劑，於是，他們不論白天黑夜，就都能笑容可掬、心平氣和地過日子。據說那是一幢海濱別墅式平房建築，這種建築在湘南地區比比皆是。一間日光室占了建築物的一半。草坪上設了很多鞦韆，白天，大多數患者便坐在鞦韆上聊天。被收容進去的患者嚴格說來不能稱之為患者，而應該是所謂長期滯留的旅客。這些旅客服用了鎮靜劑以後，便成了這個世界上最馴順的傢畜一樣的生物，互相間交流着溫和的微笑，在日光室裏、在草坪上渡過時光。外出是自由的，沒有誰會覺得自己是在監禁當中，於是也便無人出逃。
住進微笑訓練中心後的第一周，友人回來取新書和換洗衣物時，就說似乎比任何一個先於他住院且已經能很好微笑的患者更迅速更愉快地適應那怪地方了。然而，三周以後，再次返回東京的友人雖也依舊微笑着，卻隱隱現出些憂傷的樣子。他嚮他妻子和我告白說，為他們這些患者分發鎮靜劑和食物的看護人員是個粗野男子，儘管患者們服鎮靜劑服得好像連氣都不會生了，已全然沒了抵抗能力，可那人卻還是常常撒野、動輒施暴，諸如突如其來毫無動機地在你與他擦肩而過時猛擊你腹部之類。我曾建議友人嚮中心負責人提出，可他卻說：要是那樣的話，院長準會以為我們不是吃飽了撐的鬍說八道，就是得了妄想癥，再不就是兩樣都占了，因為像我們這麽無聊的人至少湘南海岸一帶是不會再有了，而且我們也多少都有點不正常嘛。鎮靜劑弄得我也搞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真地生氣了。
然而，時隔僅僅兩三天，友人便開始拒服分給他的鎮靜劑了，那是應該在早飯時服用的。白天和晚上的份兒也都讓他倒進了衝水厠所。第二天早上，他發現自己真的生氣了，就伏擊了粗暴的看護，結果，他自己傷得不輕，看護也給他弄了個半死。友人雖然因此而贏得了那些溫和微笑着的病友們深深的尊敬，但是和院長談過話以後，他卻不得不走人了。離開微笑訓練中心的時候，那些一如既往傻笑友善的精神病患者們前來相送，友人嚮他們揮手告別，心中生起有生以來頭一次的深切的悲哀。
“亨利·米勒這麽說過，我體會了和他的悲哀同樣的悲哀。其實，在那以前我還懷疑過米勒這句話的真實性呢。——我也想一起笑笑，卻笑不出來。我很悲哀，我一生中從沒這麽悲哀過——，這可不是單純的語言表達的問題。對了，還有一句，也是米勒的話，打那以後一直抓住我不放——什麽都一樣，還不是想讓自己快活起來——！”
在微笑訓練中心呆過一段時間之後，米勒的話就一直纏着友人，直到他染紅腦袋赤裸着縊死。——什麽都一樣，還不是想讓自己快活起來！——友人絶對快活地、也過早地渡過了他短暫的晚年。他陷入性的偏激，甚至鑽進那種不正常的興奮中難以自拔，在火葬了友人之後，我疲勞睏頓地回到傢裏，和妻子談起來，纔使這段往事重被我想起。妻子一邊等我回來，一邊拿着威士忌自斟自飲。那也是我第一次看見妻子醉酒。
我一回到傢，就直奔妻子和兒子的房間。當時兒子還住在傢裏。時近黃昏，孩子躺在床上，用空洞無神的茶色眼睛鎮定自若地（如果植物有眼睛，那便是植物回視偷看它的東西時那種鎮定自若）仰視着我。妻子不在孩子身旁。我是由書庫的一個暗角裏發現她的。她靜坐在那兒，一聲不響，爛醉如泥。妻子坐在放置於書架間的梯凳上找着平衡的樣子很滑稽，仿佛小鳥落在搖曳的枝頭。找到她的時候，睏惑之餘，我更感到了自己的羞恥。她是拿出我藏在腳凳側面空檔裏的威士忌酒瓶後，就那麽坐在上面，對着瓶嘴一小口一小口地啜飲，慢慢醉起來的。妻子鼻子、上唇油津津的，微微有些出汗，機械娃娃一般仰着臉朝嚮我，卻站不起身來。眼睛李子似地又紅又熱，可透過衣服可以看見她頸上肩上都起了雞皮疙瘩。她整個身體給人的印象，就像是一條腸胃異常的狗，亂吃一通青草，又開始反胃嘔吐。
“你該不是病了罷。”我戲謔道。
“我可沒病。”妻子敏感地覺察到我的睏惑，答話的語氣中明顯帶有譏諷的味道。
——“那就是你真的喝醉了。”
我嚮妻子俯子，她正疑惑地看着我，我看見粘在她唇邊的汗珠隨着上唇的起伏滾落到旁邊。迎面撲來她那因酒精而變得潮濕骯髒的嘆息。一種我從死去的友人身旁帶回來的生者的疲憊重新染黑了我身體的各個角落，弄得我衹是想哭。
“你徹底醉了。”
“沒醉那麽厲害。出汗了，那是嚇的。”
“怕什麽呀？你是擔心孩子的將來？”
“我怕有人染紅了腦袋光着身子自殺。”我衹嚮妻子說了這些，黃瓜的事兒讓我刪了。
“恐怕這還不是你最怕的吧。”
“沒準兒你也會染紅了腦袋一絲不挂地自殺的，所以我纔怕嘛。”妻子說着，垂下頭，赤棵裸地顯露出怯意。
剎時間，我顫抖着從妻子焦茶色的發間，看見死去了的自己的模型。甚至可以看見死去的根所蜜三郎那朱紅色的頭，沒溶好的水彩顔料粉粒粘在耳垂後，形同血滴。我的屍體也和友人的一樣，來不及塗完雙耳，這表明，在想出這種怪異的方式自殺之後，缺乏足夠的實施時間。
“我可不會自殺。我沒有理由自殺。”
“那人是色情受虐狂？”
“是他死後第二天就跟我打聽！打聽這幹嗎！是好奇？”
“要是，”妻子從我嘶啞的聲音裏聽出了衹是我本人並不十分明了的憤怒的徵兆，顯得有些悲痛欲絶。“要是那人真是性，我不就不用擔心你了麽。”
妻子像是要求諒解一般，再次仰起身子，盯視着我。那血紅的眼睛裏流露出直截了當、充滿絶望的疲憊，嚇了我一跳。可是妻子立刻閉上眼睛，抄起威士忌酒瓶，又灌了一口。她圓鼓鼓的上眼皮有些發黑，像是弄髒了的手指肚。妻子一聲接一聲地咳，流出了淚，混和着唾液的威士忌也從唇邊溢了出來。我本該操心一下滴在妻子那件剛買來的灰白色的柞絲衣服上的污痕，可我卻從妻子瘦如猿爪、青筋暴露的手裏奪過酒瓶，無聊之至地自己也灌了一口。
友人確實曾經在性的偏激中途、也就是說在偏激的斜坡的某一處，半快樂半憂鬱地講過，他有色情受虐的體驗。這種偏激，既非誰都有可能偶然體驗到的那種淺度偏激，亦非絶不可與人明言的那種深度偏激，而是雖尚屬曖昧但當事人卻很明了的一種偏激。友人去過那些兇暴瘋狂、能滿足色情受虐狂們的女人的秘密居所。頭一天，並沒有什麽特別的事情發生。可三周以後當他第二次去那兒的時候，一個肥碩的蠢女人記住了友人的嗜好，教訓道：沒我你是不行的。還把一捆兒麻繩撲地一下扔到了裸身俯臥的友人耳旁。這時他纔明白過來，那蠢鈍肥胖的女人真正作為一個確切的存在，進入了自己的世界。
“我體會到這樣一種心情，仿佛自己的肉體四分五裂，每個角落都綿軟無力，就像一小截兒毫無知覺的臘腸。而我的精神卻完全脫離了肉體，浮遊在遼遠的高處。”
友人這麽說着，還莫名其妙地浮起病弱般無力的笑容，盯着我。我又喝了口威士忌，和妻子一樣咳個不止，讓微溫的威士忌透過襯衣傳到胸部腹部的皮膚上去。我心裏涌起一股嚮妻子撒撒野的衝動。這時她正閉着眼睛，把那發黑的像蛾子翅膀的偽裝似的上眼皮伸給另一雙眼睛看。
“即便他是色情受虐狂，也不見得你就可以不用怕了呀。就憑那點兒理由，就把他和我嚴格分開，斷言我决不會染紅腦袋赤身裸體地自殺，這還不夠充分。因為性的偏激終究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情。真正可怕怪異的東西盤踞在人心深處，而性的偏激，不過是它所帶來的一種不良後果而已。一種巨大而難以抵禦的瘋狂的原動力橫躺在靈魂深處，不時地誘發一種叫做色情的怪癖。這種怪癖的深化，並沒有使友人産生自殺的瘋狂，而是恰恰相反。再說，我身上也有這種難以治愈的瘋狂的種子……”
然而這些話我一概沒有跟妻子說起，這想法本身也沒有在我大腦那疲勞遲鈍的溝回裏紮下它細若水草的根須。它宛如杯中的氣泡，是轉瞬即逝的幻想。這種幻想一閃而過，不會給人以半點經驗。特別是在他沉默的時候，就更是這樣。我們衹消等待着那並不可人的幻想不傷大腦的溝回、一掠而過便是了。如若成功，至少作為經驗來接受，就能在大舉之前免遭毒害。於是我管住舌頭，從背後抱住妻子兩肋，站起身來。我的手抱過死去的友人的屍體，我覺得用這樣一雙污手，去支撐活着的妻子的、即在危急緊張之中出生的人的、那神秘而脆弱的身體，這是一種褒瀆，然而，自己腕上同等沉重的這兩個肉體中，死去的友人的肉體卻更令我覺得親近。我們嚮嬰兒的臥室緩慢行進，妻子卻在洗手間門口拋了錨似地不肯往前走了，她劃水一般撥開夏日黃昏室內那微暗微溫的空氣，進了厠所。妻子在那裏呆了很久。我費了好大的勁兒，好不容易纔仿佛逆着更濃更暗的水把妻子帶回到臥室，放棄了讓她脫掉衣服的念頭，讓她就那麽和衣躺在床上。妻子長出了一口氣，仿佛把魂兒都吐出了一般，就睡去了。唇邊粘着嘔出來的黃色纖維質，像花瓣的細毛，纖細而顯眼地閃着光。
嬰兒一如既往地大睜着眼睛仰視着我，可我卻不知道他是渴了還是餓了，或者感到了其他的不快。他仿佛是灰暗水中的水栽植物，睜着毫無表情的眼睛，躺着，衹是靜靜地存在着。他一無所求，而且絶無感情需要表達，甚至從來不哭。我有時候都要懷疑他是不是還活着。如果妻子在我早晨早早出門之後，今天白天一直醉着，置嬰兒於不顧的話，這可如何是好！妻子現在衹是一個熟睡的醉女人。災難的預感籠罩着我。然而，我縮回了手，因為伸出我那污手去觸摸嬰兒，我同樣感到褻瀆。而且同樣，比起嬰兒來，我覺得死去的友人跟自己更親近。衹要我俯視嬰兒，他就永遠用木然的眼睛盯着我。不多久，那茶色的眼睛裏就有一股睡意襲來，宛若海嘯引力一般難以抗拒。我甚至沒有為他拿來一瓶牛奶，想就此蜷身躺下，昏睡過去。就在我快要失去意識的時候，卻有一種清晰的認識悄然而至：唯一的一個朋友把頭塗得通紅自縊而死，妻子又出人意料地突然醉倒，兒子則是個白癡！然而我，卻不閉門戶、不解領帶，欲將觸過屍體的不祥之軀躺進妻兒床間的窄空中昏然睡去。停止對所有事物的判斷，在這一瞬間，我如同被大頭針別住的昆蟲，軟弱、無力。我感到自己正被確實危險卻又來路不明的東西侵蝕着。我戰慄着睡去。而且翌日清晨，我已經無法將前一天夜裏剛剛切實感受過的東西充分復原了，也就是說，那已構不成經驗了。
The Silent Cry (Japanese 萬延元年のフットボール; Man'en Gannen no Futtoboru, literally 'Football in the First Year of Man'en') is a novel by the Nobel Prize winning Japanese author Kenzaburō Ōe,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ese in 1967 and awarded the Tanizaki Prize that year.
Plot summary
The novel tells the story of two brothers in the early 1960s: the narrator Mitsusaburo (one-eyed, a married English professor in Tokyo) and his younger brother Takashi, who has just returned from the US. Mitsusaburo and his wife, Natsumi, have been through a series of crises. They have left their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handicapped baby in an institution, while Mitsusaburo's friend has committed suicide (painting his head crimson, inserting a cucumber in his anus and hanging himself). Natsumi has become an alcoholic. Mitsusaburo leaves his job and they all travel to the brothers' home village, set in a hollow in the forest on Shikoku.
The brothers' family had been one of the leading families in the village. Takashi is obsessed with the memory of their great-grandfather's younger brother, who had led a peasant revolt in 1860. Mitsusaburo remembers the affair differently, believing that the leader of the rebellion had betrayed his followers. They similarly disagree over the death of their older brother, S, who had been killed in a raid on the Korean settlement near the village. Takashi revels in his warrior's death, while Mitsusaburo recalls him as volunteering to be killed in retaliation for the death of a Korean in an earlier raid. Their sister, also mentally retarded, had committed suicide while living with Takashi.
Takashi has agreed to sell the family's kura-yashiki — a traditional residence-cum-storehouse — to 'the Emperor', a Korean originally brought to the village as a slave-worker but who has now gained a position of economic dominance, turning the village's other kura-yashiki into a supermarket which has put the smaller shops out of business. Secretly, he has also agreed to sell the Emperor all the family's land.
Takashi begins to organise the youths of the village into a group, beginning with football training. When Mitsusaburo discovers Takashi's deception, he isolates himself from the others, but his wife sides with Takashi. Mitsusaburo goes to live in the kura-yashiki, while Takashi moves his group into the family's main building.
Takashi uses his group to begin an uprising against the Emperor, looting the supermarket and distributing the goods among the people. Takashi also begins a sexual relationship with Natsumi, and sends one of his followers to tell Mitsusaburo. The people eventually become disenchanted, however; eventually a girl is killed. Takashi claims that he tried to rape her and then murdered her. he is abandoned by his group and waits for the villagers to come and lynch or arrest him. Mitsusaburo, however, does not believe his story and says that Takashi is using the girl's accidental death as a way to engineer his own violent death. Takashi admits to Mitsusaburo that their sister killed herself after he ended an incestuous relationship with her. After Mitsusaburo scorns Takashi's belief that he will be killed, Takashi shoots himself, writing as a final statement, 'I told the truth'.
The Emperor comes and begins demolishing the kura-yashiki. A secret basement is discovered in which the brother of the great-grandfather had spent the rest of his life hiding after the failure of his rebellion. Mitsusaburo and Natsumi decide to try to live together again, along with their handicapped baby and Takashi's unborn child, which Natsumi is carrying. Mitsusaburo decides against a return to his old job, instead taking up an offer to work as a translator with a wildlife expedition to Africa.
Literary significance & criticism
The Japanese title connects the date of the rebellion (1860, the first year of the Man'en era, and also the year of Japan's first embassy to the US) with the American influence on Japan represented by the Japan-US Mutual Security Treaty of 1960 and by the (American) football with which Takashi begins his own uprising. Ōe in a later essay compare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writer to a clamp connecting the horizontal narrative with the ver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eras. Ōe also drew a parallel between the back and forth motion of the football being passed and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ories of the two eras. Michiko Wilson extends the comparison to the thesis-antithesis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violent and penitential sides of Takashi's character and between the passive, intellectual Mitsusaburo and the active Takashi who is in touch with nature.
Susan Napier emphasises the mythical aspect of the story in her study of the novel. Like many of his earlier works, The Silent Cry has an unreal Arcadian setting, cut off from the rest of Japan and populated with grotesque characters. She argues that the climax of the book, Takashi's suicide, cannot be explained merely as prompted by his guilt over his relations with his sister. Rather, his death is a sacrifice necessary, in terms of the myth, for the redemption of Mitsusaburo and of the village; his incestuous relationship is merely a pretext for the sacrifice.
The Silent Cry is widely seen as a key work in Ōe's oeuvre. It is the only novel (other than The Game of Contemporaneity) to which Wilson devotes a whole chapter in her survey of Ōe's works, while Napier sees it as a turning point in his output between his smaller-scale early works and the broader canvases of the later novels. As such it is, "perhaps his most successful effort to encapsulate Japanese history, society, and politics within a single tight narrative". The novel also marks an end to Ōe's series of works depicting pairs of brothers in pastoral settings, a hiatus which lasted until 1980s' The Trial of 'Nip the Buds, Shoot the Kids'.
请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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