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百态 》 怎麽辦 What is to be Done? 》
譯序-1
尼古拉·車爾尼雪夫斯基 Nikolai Chernyshevsky
長篇小說《怎麽辦？》是車爾尼雪夫斯基在獄中創作的。這部小說的顯著特色是以歡樂的情調、明朗的畫面展示了新人的故事。人物新、故事新、思想新，正是俄國解放運動進入第二階段的反映。《怎麽辦?》的副標題是《新人的故事》。其中的“新人”分為兩類：一類是薇拉、羅普霍夫、吉爾沙洛夫和梅察洛夫等人，是普通人中的“新人”；另一類就是拉赫美托夫等人，是“新人”中的特殊人。薇拉等人都是平民知識分子，出身低賤，自食其力，對自由熱烈追求，對人的尊嚴極為尊重，這是他們共同的精神特點。他們不喜歡浮誇，崇尚自然科學，辦事從實際出發，講話要解决實際問題。這些新人在愛情衝突中，顯示了高尚的品質。他們信奉的希望人人都快樂幸福。當薇拉被她的母親逼迫嫁給闊少斯托列西尼科夫而要自殺時，羅普霍夫多方本走，終以假結婚的方式，把薇拉救出苦海。為此羅普霍夫犧牲了自己的學業，放棄了自己的學業和當教授的前途。薇拉和吉爾沙洛夫的愛情是真正的愛情。可是，薇拉意識到這可能使羅普霍夫痛苦時，便竭力鼓起熱情去愛羅普霍夫。而吉爾沙洛夫也主動疏遠了同薇拉的聯繫，不再拜訪羅普霍夫傢。這是他們都要為對方的幸福着想所表現出的高尚品質。羅普霍夫覺察出這種變化，就竭力促成這場真正的戀愛。羅普霍夫以假自殺退出了三角關係。結束了這場在西歐文學中常見的難以解决的矛盾。
《怎麽辦？》-內容簡介
韋拉是個富有抱負的美麗姑娘，她的母親為了謀取錢財，要把她嫁給一紈絝子弟。在醫學院學生洛普霍夫的幫助下，她脫離家庭與之結合併創辦了一傢實行社會主義原則的工場。洛普霍夫性格內嚮，為人嚴肅，而韋拉卻熱情奔放，善於交際。韋拉愛上了性格相投的丈夫的好友。為了韋拉的幸福怎麽辦呢？洛普霍夫决定想法成全他們……
《怎麽辦？》-創作經歷
《怎麽辦？》是車爾尼雪夫斯基在監獄裏寫成的。為了蒙蔽審查官的檢查，他用了“障眼法”，開篇就寫“一個傻瓜”的自殺，撲朔迷離，留下懸念；之後，又寫一個青年女子收到自殺者的留言信後，不同尋常的反應；再在“序” 中，用作者的口吻，通過“女讀者”的身份說：這部小說的內容是戀愛，主角是一個女人。這樣的手法，既能蒙蔽低水平的審查官，又能吸引一般的讀者看下去。少年的我，正是想要找到那個懸念的答案，纔興趣盎然地讀下去的。
其實，車爾尼雪夫斯基真正要寫的，是俄國的“新人”，正如這本書的副標題所指出的，它是“新人的故事”。
車爾尼雪夫斯基用十分含蓄的筆調，刻畫了拉赫美托夫、“穿喪服的太太”等職業革命傢的形象。而車爾尼雪夫斯基着筆最多的人物，是另外的三位“新人”：羅普霍夫、薇拉、吉爾沙諾夫。他們都是出身平民的知識分子，自尊，自強，正派，正直。其中最讓我感動的人物，是男主人翁羅普霍夫。他對祖國和人民的愛心，他想要改變社會現狀的勇氣，他的智慧，他剛強而嚴肅的性格，他對弱者的同情和幫助，他對待友誼和愛情的態度，尤其是他在處理他本人、薇拉及吉爾沙諾夫3人之間的感情糾葛時，所表現出來的高尚道德情操，都令我既欣賞又敬佩。我覺得羅普霍夫簡直就是一個“活雷鋒”，可是他本人卻不這樣認為，他稱自己是“合理的利己主義者”，這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為他筆下的“新人”設立的做人標準。羅普霍夫覺得：自己愛的人幸福了，他就快樂了。當然，這樣處處為別人着想的好人，是應該有一個美滿結局的，後來他邂逅了第4位“新人”卡傑琳娜，一個與他的性格和諧，又如薇拉一樣優秀的姑娘，結為伉儷。由於羅氏夫婦和吉氏夫婦本來就是志同道合的“新人”，他們有着共同的理想，在羅普霍夫找到了可心的妻子之後，他與薇拉和吉爾沙諾夫終於重逢，兩對摯友找到了兩套毗連着的房子，毗鄰而居，一邊行醫，一邊教育學生，一邊以他們獨特的方式為國傢服務。
《怎麽辦？》-作者介紹
車爾尼雪夫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
車爾尼雪夫斯基出生在一個神父家庭。天資聰穎的他16歲已精通拉丁、希臘、法、德、英等7種語言。中學時代他醉心於別林斯基與赫爾岑。18歲提前進入大學，他一邊讀抽象的黑格爾（1770-1831）、費爾巴哈（1804-1872），一邊熱情關註着1848年的歐洲革命。他加入了代表進步力量的雜志《現代人》，促使它成了革命的講壇。他同情革命者，與他們長久保持密切的聯繫。1862年，對他敵視已久的沙皇政府終於把他關進了彼得堡涅瓦河畔的一所監獄。這個從不停息的精神勞動者譯書、寫書、撰文。在被關押的678天中，百萬言的文字如泉涌一般汩汩流出。《怎麽辦？》便是他用110天時間寫成的。
《怎麽辦？》-小說影響
偉大的列寧說：“在我接觸到馬剋思、恩格斯和普列漢諾夫的著作之前，對我起主要的、占壓倒優勢影響的衹是車爾尼雪夫斯基，這種影響就是從《怎麽辦？》開始的”，“這部小說能使人整個的生命都充滿活力。”列寧曾在一個夏天把《怎麽辦？》連讀5遍。偉大的作品把一切偉大的靈魂緊密地連結在一起。
《怎麽辦？》-中國出版
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美學代表作《生活與美學》早在1942年由周揚（1908-1989）譯出，在延安出版。《怎麽辦？》50年代初便有了費明君、羅淑、蔣路等4種譯本。革命傢的車爾尼雪夫斯基與他的“新人”的故事早已在鑄造中國的“新人”中發生了不可估量的深刻作用。
譯序-1
《怎麽辦？》的作者尼古拉·加夫裏洛維奇·車爾尼雪夫斯基（一八二八--一八年），是十九世紀中葉的一位傑出的傢、思想傢、主義的戰鬥旗幟，一代新人的思想領袖。第一個馬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曾把他比喻為希臘神話中盜天火予人間的英雄，稱他為“文學中的普羅米修斯”。
車爾尼雪夫斯基於一八二八年出生在薩拉托夫一個牧師家庭。一八四二年進入薩拉托夫正教中學。一八四六年五月，考入彼得堡大學歷史語文係。在大學期間，接近彼特拉捨夫斯基小組的成員，並逐步形成了主義的觀點和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一八五一年，回到薩拉托夫，在中學任語文教員。一八五三年，重返彼得堡，開始為《祖國紀事》雜志撰稿，後又應涅剋拉索夫的邀請到《現代人》雜志編輯部工作。在《現代人》雜志上，他發表了一係列重要的著作，如《哲學中的人本主義原理》、《藝術對現實的審美關係》、《文學果戈理時期概觀》等。他還積極從事秘密的活動。一八六一年撰寫了傳單《告領地農民書》，並指導過組織“土地與自由社”的活動。
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作為俄羅斯公認的領袖和導師，車爾尼雪夫斯基遭到反動派的敵視和仇恨。一八六二年六月，《現代人》雜志被勒令停刊八個月。七月七日，反動當局捏造罪證，逮捕了他，把他囚禁在彼得保羅要塞將近兩年。在獄中，他以驚人的勇敢和頑強的毅力繼續着的寫作活動。從一八六二年十二月開始，他用了四個月的時間創作了長篇小說《怎麽辦？》。
一八年二月，沙皇政府判處車爾尼雪夫斯基在礦場服苦役，並終身流放西伯利亞。他在監禁、苦役和流放中度過了整整二十一個年頭，始終保持着崇高的氣節，堅守着的陣地。在流放期間，他寫作了長篇小說《序幕》等。一八年他纔獲準回故鄉薩拉托夫居住。長期的苦役和流放生活損害了他的健康，同年十月二十九日，他與世長辭。
車爾尼雪夫斯基的長篇小說《怎麽辦？》是矗立在文學史上的一座巍峨的豐碑。如前所述，它是作者在被幽囚於彼得保羅要塞期間寫成的。從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至一八六三年四月四日，作者用了一百零十天的時間，完成了這部文學巨著。他是傾註了自己的全部感情去創作的。小說的思想和形象使他激動不已，以致有時他不得不去演算一些微分學的習題，心情才能平靜下來。這部小說，可以說是這位平民知識分子傢的思想、經濟思想、哲學思想和美學思想的藝術升華。小說最初發表在一八六三年第三期到第五期的《現代人》雜志上。不久被沙皇政府查禁。儘管如此，它還是在當時的進步青年中得到了廣泛的流傳，並且産生了極為強烈的影響。
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文學批評傢N·H·特卡喬夫在小說《怎麽辦？》一八八○年法文譯本的序言中指出：“當時在青年小組中討論的主要問題就是怎麽辦的問題。要把國傢從卑劣的和經濟制度的壓迫下，從這種制度使之陷入的崩潰的絶境中解救出來該怎麽辦？要把銘刻在青年心中的道德和社會主義理想貫徹到個人和社會生活中去該怎麽辦?車爾尼雪夫斯基在自己的小說中談到了這一切問題……。”著名的主義批評傢D·N·皮沙列夫指出：“小說的真正意義--在於它創造性的綱領，因此它成為了年輕一代的旗幟……。”著名畫傢列賓親切地回憶道：“在文學作品中有兩個主人公作為供人仿效的楷模在大學生中占了優勢，即拉赫美托夫和巴紮洛夫。《怎麽辦？》這本書使人入迷，不僅僅是那些被讀爛了的破舊不堪的書籍一册册在人們中間流傳，還有手抄本……。”普列漢諾夫認為，“在每一個出色的傢身上，都有過許多拉赫美托夫氣質。”實際上，這部作品不僅被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青年奉為“生活的教科書”，而且被後世譽為“代代相傳的書”，一代又一代的者都曾從這部小說中吸取過“精神力量和對美好未來的信心”。傑出的保加利亞無産階級領袖季米特洛夫就說過：“我應該說，在過去和後來一直都沒有另一部文藝作品像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小說這樣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導師列寧也十分喜愛這部作品。他熱情贊揚“這種作品能使人一輩子精神飽滿。”“在它的影響下，成百成千的人變成了傢。”
車爾尼雪夫斯基寫作《怎麽辦？》一書的時候，正是解放運動進入第二階段--平民知識分子或資産階級主義的時期（一八六--一五），平民知識分子開始占據了社會鬥爭的前臺。
《怎麽辦？》的副標題就是“新人的故事”，它所描寫的正是六十年代的正面典型--平民知識分子的形象。車爾尼雪夫斯基指出，在當時，這種典型纔誕生不久，但他們是“時代的産物”，“時代的象徵”，他們的力量正在成長壯大起來。
小說描寫的是十九世紀五十--六十年代的。在這個時期，一切社會問題都歸結為與農奴製及其殘餘作鬥爭。圍繞着對待農奴製的態度，出現了兩種歷史力量和兩種歷史傾嚮，即貴族自由派和以平民知識分子傢車爾尼雪夫斯基為首的派的鬥爭。貴族自由派不能容忍農奴制度，可是又害怕，害怕能夠推翻君主制度和消滅地主政權的群衆運動。他們希望“從上面”來解放。而車爾尼雪夫斯基作為一個主義者則宣傳農民的思想，推翻一切舊權力的群衆鬥爭的思想。
一八六一年的“農奴製改革”實質上是農奴主實行的資産階級的改革，是對農民的一次殘酷的掠奪。廣大農民用“騷動”來回答沙皇所恩賜的“改革”。平民知識分子青年則用層出不窮的“”來響應農民的騷動。車爾尼雪夫斯基作為主義陣營的思想領袖很快就采取了積極的行動。他除了利用《現代人》雜志這個合法刊物宣傳思想外，還親自撰寫了《告領地農民書》的秘密傳單，揭露“二月十九日法令”給農民帶來的慘痛後果，號召各地農民積蓄力量，準備。沙皇政府用殘酷的手段來對付群衆的要求。一八六二年下半年，形勢急轉直下。“光明時期”轉瞬即逝。沙皇政府嚮發動了進攻。在反恐怖統治的高壓下，農民騷動暫時趨嚮消沉，反動派重新鞏固了自己的統治，自由派日益公開地表示擁護沙皇，而不堅定分子則紛紛離開鬥爭。“怎麽辦？”這就是當時擺在人民面前的問題。
其實，一些優秀的貴族作傢也早已開始註意到了這個問題。赫爾岑的長篇小說《誰之罪？》、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羅亭》、《前夜》及其中篇小說《阿霞》的主人公在一生的緊要關頭都曾提出過“怎麽辦？”的問題，作者又都沒有找到答案。《誰之罪？》中的女主人公柳鮑芙·剋魯齊費爾斯卡婭在日記中寫道：“我不知道我該怎麽辦。”剋魯波夫醫生問別爾托夫：“那該怎麽辦呢？”別爾托夫的回答是“不知道”。充滿着對新生活憧憬的娜塔麗雅·拉鬆斯卡婭詢問羅亭：“您看，咱們現在該怎麽辦呢？”羅亭回答：“嚮命運屈服”。在長篇小說《前夜》中葉連娜在給父母的最後一封信中說她不知道在該怎麽辦，所以她不能回。當人們茫然不知所措的時刻，車爾尼雪夫斯基以自已作品《怎麽辦？》回答了人們應當如何行動的問題。從陰暗的牢獄中，他嚮人們發出了的召喚。
《怎麽辦？》的基本情節很簡單。從表面看，它似乎是歐洲的一個傳統的三角戀愛的故事，衹是它給予了這種故事以一個新的結局而已。作者本人就說過，在這裏，“不會有極為誇張的衝突，事情結束時沒有暴風雨，也沒有雷鳴和電閃”。這個故事的梗概如下：房産管理人的女兒韋拉在醫學院學生洛普霍夫的幫助下拒絶了父母包辦婚姻的企圖，脫離家庭，與原醫學院學生洛普霍夫結合併創辦了一所實行社會主義原則的縫紉工場。兩年後，韋拉與洛普霍夫的好友基爾薩諾夫相愛，洛普霍夫感到韋拉與基爾薩諾夫性情相投，他們在一起生活會更幸福，於是毅然出走，假裝自殺，使他們能夠結合。以後，洛普霍夫受職業傢拉赫梅托夫的委托，出國進行活動，數年後由美國回到彼得堡，與波洛佐娃結婚，並同基爾薩諾夫和韋拉重新會面，兩對夫婦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共同進行着他們所熱愛的事業。
作者認為，這是些“善良、堅強、誠實、能幹的人們”。他嚮他們敞開心扉，說：“你們剛剛在我們中間出現，但人數卻已不少，並且還在迅速增加”。由於“讀者還不是都像你們那樣，因此我還需要寫作，也有可能來寫作。”對此，他的一個同時代人曾經這樣指出過：“被反動派幽囚而與世隔絶的車爾尼雪夫斯基似乎在利用這個形象從陰森的監獄中對我們說：‘這就是俄羅斯現在特別需要的真正的人。效法他吧，如果能做到，就走他的路吧，這是引導我們達到我們所希望的目標的唯一道路。’”普列漢諾夫說:“《怎麽辦？》獲得空前成功的秘密在哪裏呢？……因為這本小說對廣大讀者非常關心的問題作了生動的，大傢都能理解的回答。”
作為“平常的正派人”的典型，韋拉、洛普霍夫和基爾薩諾夫所具有的一種最主要的共同點就是，他們都有着強烈的主義思想和改造社會的决。心。他們都出身於小市民、小官吏。如基爾薩諾夫的父親就是一個縣級法院的文書。他們在貧睏中長大，社會地位低下。他們“沒有門子，沒有熟人，憑着個人的奮鬥給自己開拓了未來的道路。”他們飽嘗生活的艱辛，對於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制度滿腔憎恨，對於人民群衆的痛苦有着切膚之痛，因此産生了一種強烈的改造社會的要求。他們在當時的“眼睛看到的盡是些不愉快現象”，看到的是“衹有那些又不誠實又惡毒的人才能過好日子”。但是他們認為，這一切都是由環境造成的。正如洛普霍夫對瑪麗婭所說的那樣：“現在您在幹壞事，因為您的環境要求您這樣，給您另一個環境，您也會樂於做個無害甚至有益的人。”因為在精良的泥土上，有真實生命的泥土上“産生出的新的東西也全部是健康的，因為基本元素都是健康的”。而在腐朽的泥土、不實用的泥土上“植物不可能長得好”，因為這塊泥土的“元素本身不健康”，所以産生出來的其他東西“全部都必定是不健康的、劣質的”。這也就是說，為了消滅社會上的那些“不愉快的現象”，就必須要把腐朽的、不實用的泥土改造為有真實生命的泥土，即把惡劣的社會環境改造為良好的環境。他們用“未婚妻”來隱喻。洛普霍夫對韋拉說：“願世界上不再有窮人”，“這正是我的未婚妻致力於做的。”他們對的前景是充滿信心的。洛普霍夫說，他的“未婚妻”“很有力量，她的力量超過了世界上的任何人。”“但願不再有窮人，這個願望總有一天要實現的，因為我們遲早總會安排好生活……。”無疑地，在當時，作者不可能從正面來描寫。但是，從字裏行間，人們還是可以感受到的信息。比如第章第二十二節所描寫的郊遊，實際上就是當時青年的一個秘密的集會。集會的中心人物是“穿喪服的太太”，她的丈夫已被捕了。人們議論着惡劣的形勢，並且斷言說，形勢越壞就越好，“否極泰來”，因為形勢越惡劣，也就越臨近了。他們盼望着拉赫梅托夫回國，認為“現在是他回國的時候了”，因為偉大的鬥爭正需要他的領導。他們懂得，鬥爭將是殘酷的：“我是荒野緑林中的一個居民；我的生活充滿着危險”；但是，他們還是堅定不移地選擇了這樣一條鬥爭的道路。在莊嚴的氣氛中，“穿喪服的太太”藉用一個蘇格蘭民歌表達了自己的這種决心：“月亮升起了，寧靜又安詳；一個年輕的戰士，即將赴戰場，騎手將子彈上了膛，姑娘對他講：‘聽天由命吧，再勇敢些，我的情郎！’”洛普霍夫、基爾薩諾夫夫婦也深深地被感動了，他們感到，她的選擇也正是他們應當作出的選擇。他們堅信，儘管鬥爭是艱苦的，但未來是屬於他們的。因為“光明、溫暖和芳香，迅速地驅趕開黑暗和寒冷；腐朽的氣息愈來愈弱，玫瑰的芬芳愈來愈濃……”。他們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在給這個美好的未來作準備”；他們認為，能夠去從事這種準備工作，是一種幸福。
“新人”的另一個重要的特點是他們具有言行一致的實幹精神。作者寫道：“他們每個人都很勇敢，不動搖，不退縮，能夠承擔工作，衹要承擔下來就會緊緊抓住它。這是他們的特性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他們每個人都誠實得無懈可擊。”他們所以能夠具有這種特性，是因為，作為平民知識分子，比之貴族傢，他們的圈子擴大了，他們同群衆的聯繫也開始密切起來了，從人民群衆的身上，他們看到了實現自己理想的強大的力量，因此，他們成了腳踏實地的實幹傢，與那些“言語的巨人，行動的矮子”、無所作為的“多餘人”不能同日而語。洛普霍夫和基爾薩諾夫不僅以嚴肅的態度進行醫學科學的研究，而且還從事實際的活動。他們組織了啓蒙活動的小組。在他們周圍，團结了一批生氣勃勃的年輕人。這些年輕人都“很尊敬洛普霍夫，把他當做彼得堡傑出的領袖之一”，“他們認為跟德米特裏·謝爾格伊奇談談話於自己有益。”他們創辦星期日夜校，與年輕人交朋友，還組織朗誦活動，郊遊活動……通過一點一滴的工作，在不懈地嚮群衆灌輸着思想。無論個人生活中經歷了多大的不幸，事業上遭遇了多大的挫折，他們都沒有退縮過。比如洛普霍夫在失去韋拉的愛情之後，他毅然决定離開到美洲去，而他一到美國，就立即成為了廢奴主義擁護者，因為他認為美國反對奴隸製的鬥爭和反對農奴製的鬥爭是遙相呼應的。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樣，他們確實具有崇高的思想，而且還“擁有使它實現的足夠力量”。
“新人”的第三個重要的特點，是他們的行動都遵循着以人本主義為基礎的“合理利己主義”的道德原則，並把獻身於崇高的事業當作自己最大的快樂。他們認為“人的行動總是服從於利益的考慮”，所以他們信奉“利益計算的理論”。洛普霍夫在與韋拉最初所進行的談話中，就嚮她宣傳了這種理論：“人都是利己主義者”，“每個人考慮最多的是自己”，“……不管做什麽，都衹為了自己的快樂。”當然，這並不是說，在他看來，高尚的人與卑下的人的界限就不存在了。他認為，不同的人對於利益的理解是不同的，利己主義在不同人身上的表現也不一樣。韋拉的母親瑪麗婭，作為一個典型的小市民，她的最大的快樂是不擇手段地謀取個人的私利，為此，她可以不惜損害他人，她“想出的辦法是卑劣的，對別人有害的”。新人們則認為，“假定有誰能使別人快樂，自己又沒有什麽不愉快……他從自身的利益要求出發，能使別人快樂，因為他自己也將從中得到快樂。”他們所想出的辦法“是合理的、對別人有益的”。正是從為了獲得“內在的快樂”、即“崇高的快樂”以及為了“使他們所尊敬的人把他們當做高尚的人”這些“利己主義”的考慮出發，在必要時，他們可以自覺地捨棄個人利益，可以自願地為別人和事業去作出極其崇高的行動。比如為了幫助韋拉獲得自由，洛普霍夫决定中途輟學，與她結合，而當他發現韋拉已經不自覺地愛上了基爾薩諾夫以後，他又毫不猶豫地决定自動退出舞臺，以假裝自殺的方式，使他們能夠坦然地、合法地結合。這個行為在人們看來，無疑是高尚的，但洛普霍夫卻說：“我决定不妨礙她的幸福所做出的舉動，是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的舉動也有高尚的一面，但做出這舉動的動力卻是我自己天性中希望有利於自己的欲望。”這也就是說，車爾尼雪夫斯基筆下的“新人”們不是背負着沉重義務感的苦行者，對於他們來說，服從於周圍人的利益和集體事業的利益而作出自我犧牲的高尚行為，已經成了一種心靈上的需要或者說是一種善良的本能。即使他們為別人、為事業獻出自己的生命，他們也還是認為：“我是作為一個合理的利己主義者來行事的，因為我看得很崇高的利益驅使我為了偉大的整體而恰恰采取了這種戰鬥的行動方式，對整體的愛成了我的人格的主要本質。”這種“合理利已主義”的道德觀的哲學基礎是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按照人本主義的思想，人的自然本性是人的最主要的特徵，而人的自然本性就是對於利益的追求。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如果仔細地研究一下左右人們行動的動機時，就可以知道，原來發生在任何人身上的所有的好的和壞的、崇高的和卑賤的、英勇的和膽怯的事情都來自一個源泉：怎樣做更愉快，人就怎樣做……。”這種思想對於封建地主階級的仁義道德和資産階級關於博愛的虛偽說教確實可以起到揭露作用。按照這個理論，被壓迫階級對於自身應該享有的權利和利益的追求也是合理的。國傢有責任滿足人的自然而合理的需求。把這一理論引申開來就可以得出結論，如果人的自然而合理的需求不能得到滿足時，用的手段去爭取它就是一種理所當然的事了。但是，歷史地分析，這種道德觀仍然是以歷史唯心論為指導的，因為它把“合理利己主義”看作是從抽象的人性中引申出來的一種永恆的道德，而沒有看到道德本身正是一個歷史範疇，它歸根到底是當時社會經濟狀況的産物。這種理論，從所謂同一人性出發，把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的原則界限也抹煞了。這樣，就發生了一種極其明顯的“邏輯錯誤”。因為“從人關於自己的想法永遠離不開‘自我’的意識這一點，還决不能做出結論說，人的一切行動都是利己主義的。”
總的來說，具有主義思想、言行一致的作風和遵守合理利己主義的道德原則，這就是以車爾尼雪夫斯基為代表的“平常的正派人”的典型特徵。
除了這種“平常的正派人”以外，車爾尼雪夫斯基還塑造了“新人”中的“特別的人”拉赫梅托夫的形象。就覺悟程度和活動範圍而論，他都高出於“平常的正派人”。如果說前者是一處簡單的普通的房子，那麽後者就是一座宮殿。而小說中落筆不多的關於拉赫梅托夫的描寫，則恰似畫面上出現的官殿的一個小小的角落。
拉赫梅托夫是一位職業傢。這種典型“已經跟共同的事業融為一體，共同的事業是貫穿在他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東西，它甚至代替了他們的個人生活。”
拉赫梅托夫出身貴族，到彼得堡時，他衹是一個平常、正直而善良的貴族青年。不久，他結識了基爾薩諾夫，並在基爾薩諾夫的指導下閱讀了大量的書籍。當他掌握了的理論體係和實質以後，他就立刻着手去實踐。為瞭瞭解人民的疾苦和願望，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他走出了學校，深入到人民中間去。“他種過莊稼，做過木匠，擺渡的船夫以及各種對健康有益的行業中的工人；有一回他甚至作為一名纖夫走遍了伏爾加河流域。”拉赫梅托夫用賣掉田産的錢來供七個大學生念書。他自已卻過着極為簡樸的生活。“雖然他是精美食品喂養大的，口味很高”，但他吃得很壞，目的是為了至少能稍稍體會一下貧苦人民的生活。他甚至睡在紮有幾百枚小釘的氈毯上，弄得渾身是血，為的是鍛煉自己的意志，以便一旦被捕時能經受得住嚴刑的考驗。除了運動、鍛煉體力的勞動和讀書之外，他把全部時間都用於工作。“他都在於別人的事，或者幹那不是專屬任何人的事。”他一個月難得用一刻鐘浪費在娛樂上。從表面上看，他是一個“陰沉沉的怪物”，其實，他是一個“又可愛又愉快的人”。他有着火一樣的熱情。但是，他為了事業决心犧牲個人的愛情。他嚮自己所愛的女人說道：“我應該抑製住我。心中的愛情，對您的愛會拴住我的雙手，就是不戀愛，我的手也不能很快地鬆開，已經給拴住了。但是我一定要鬆開。我不應該戀愛。”在拉赫梅托夫身上，概括了那個時代的戰士和領袖的優秀品質：對事業的無限忠誠，與群衆的密切聯繫，改造世界觀的高度自覺性。作者把這樣的人稱作“茶裏的茶鹼，醇酒的芳香……這是優秀人物的精華，這是原動力的原動力，這是世上的????中之????。”
作者認為，無論是“平常的正派人”，還是“特別的人”他們都是祖國的希望所寄托的人。作者確信，這種正派人將與日俱增。如果人們都來效法他們，“隨着歲月的流逝，生活也會一年比一年變得更好。”
不待說，車爾尼雪夫斯基筆下的“新人”確實是具有與“多餘人”迥然不同的社會理想和生活態度的全新的典型。
在十九世紀上半葉俄羅斯文學中占據着中心位置的是奧涅金、畢巧林、別爾托夫、羅亭、奧勃洛莫夫這樣一些“多餘人”的形象。他們既不滿於現實，又無力去改變現實，既不願與貴族統治集團同流合污，卻又不能與貴族社會的生活環境徹底决裂，更無法掙脫貴族階級的種種偏見的束縛，於是陷入矛盾、痛苦之中。這種“多餘人”屬於那個已經逝去的貴族時代。到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隨着平民知識分子登上鬥爭舞臺，俄羅斯文學中也開始出現了他們的形象。比如波緬洛夫斯基的小說《莫洛托夫》和《小市民的幸福》中的主人公莫洛托夫，屠格涅夫的小說《父與子》中的巴紮洛夫等。但是，由於受到世界觀的局限，作傢們並沒有描繪出這些人物的準確的肖像。比如屠格涅夫筆下的“新人”巴紮洛夫，一方面他是貴族制度的堅定的不妥協的否定者，與貴族知識分子相比，他在精神上的優勢和性格上的雄健堅強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另一方面，作者又把他描寫成為一個沒有社會理想、不關心群衆痛癢的極端個人主義者。他對農民的處境是否將得到改善，表現出一種冷漠的態度，他曾說：“唔，就算他（指農民）將來要住在幹淨的白色小屋裏頭，從我的身上（指自已的墓地）長出牛蒡來--以後又怎麽樣呢？”一次情場失意的經歷竟然使他對生活感到“厭倦跟憤怒”，工作熱情迅速消退，甚至真理是否存在也成為值得懷疑的了。由於作者屬於自由主義營壘，他的思想感情是舊的，他還是既不能充分瞭解“新人”的內心世界，也沒有勇氣去支持他們的社會理想。因而他也就沒有能力確切地把這類“新人”的本質特徵揭示出來，他所描繪的這種人物性格也就不能不缺乏應有的明確性和一貫性。車爾尼雪夫斯基則不同。他不僅同“新人”們血肉相連，熟悉他們的生活，贊成他們的觀點和願望，而且他本身就屬於“新人”的營壘，又是這種“新人”的精神領袖。因此，他也就在文學史上第一次真正地把“新人”的典型確切地描繪出來了。盧那察爾斯基在比較了巴紮洛夫和拉赫梅托夫這兩個形象之後評論說：“……巴紮洛夫是更生動的人物，可是拉赫梅托夫卻以無比的感情力量和明確的目的性吸引了我們。這些特點終於使他成為六十年代所創造的最高典型。”這是一個極為中肯的評價。
What is to be Done? (Russian: 'Что делать') (alternatively translated as "What Shall we Do?") is a novel written by the Russian philosopher, journalist and literary critic Nikolai Chernyshevsky when imprisoned in the Peter and Paul Fortress of St. Petersburg. It was written partly in response to "Fathers and Sons" by Ivan Turgenev. The novel's hero, named Rakhmetov, became an emblem of the philosophical materialism and nobility of Russian radicalism. The novel also expresses, in one character's dream, a society gaining "eternal joy" of an earthly kind.
Chernyshevsky offered an ideological vision that promised to resolve the tensions produced by educational reform, Western European competition and cultural intrusion, and the advent of secularization and impact of science in a still predominantly agrarian Christian community. By pursuing these ideals from a materialist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 he undoubtedly persuaded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the intelligentsia of the possibility as well as the nobility of acting to overcome Russia's great soci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 thus providing declasse intellectuals with a social role that gave them considerable self-esteem regardless of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ir actions. For this very reason, the novel has been called "a handbook (or bible) of radicalism" and led to the founding of a Land and Liberty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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