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不想官员们一见谕旨便丢掉了自己的主见。有的官员不管干什么事，都要向皇上汇报，要求皇上予以定夺，然后才被动地按皇帝的旨意办事。事情办好了，功劳归了皇帝，大臣不吃亏；事情办砸了，还可以把错误推到皇帝身上，免得受罚。这样的官员，不等到皇帝下达明确命令，甩出几分脸色，绝不敢擅自行动，即便事情再紧急也是如此。
一度为雍正重用的岳钟琪就曾犯过类似错误，在平定准噶尔叛乱时，岳钟琪特地给雍正上了份折，向雍正讨教用兵问题。雍正一看就急了，且不说军情不容怠慢，一来一往的进折回折会耽误许多时间，雍正人在紫禁城，怎么可能知道准噶尔的具体情况。身为大将军，根据实际情况调兵遣将是职责所在，雍正没有给岳钟琪下达任何调兵命令。
在皇帝独揽大权的时代里，皇帝个人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产生翻天覆地的影响。总有无数双眼睛盯着皇帝在干什么，喜欢什么，讨厌什么，皇帝掌握着所有人的命运，讨得了皇帝欢心，幸福生活也就指日可待了。雍正清楚，要想让文武百官都向着"实"字努力，自己要首先做出表率，实事求是。
雍正从不把自己描绘成万能的神，偶尔看到一些事情的结果正应了自己的猜测，最多在批复奏折时自负地写上一两句诸如"人或负朕，上天莫助"的话。对自己不明白的事，雍正也不草率地做出决定。
雍正四年（1726年），四川布政使佛喜建议用颁布奖赏的办法，鼓励百姓开垦田地。雍正觉得这个办法若真行通了也不失一件好事，但因为不大清楚地方的事情，所以不好下谕批示，便只在批文中要求佛喜凭良心办事，不要为了一个好名声，做自己应付不来的事。两广总督孔毓曾上奏询问雍正地方田地的使用情况，雍正坦言自己不大清楚地方情形，给不出什么指示，要孔毓和在这方面颇有经验的云贵总督鄂尔泰商量。雍正毫不隐讳自己在某些方面没有大臣强，在给河道总督齐苏勒的折上，雍正便称自己是在"班门弄斧"，并深感惭愧。
政策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于是否适合当地实情，作为国家大事的决策者，皇帝的一道朱批便可决定无数百姓的命运，稍有偏差，便有可能给民众带来莫大的灾难。雍正要求大臣依据实情办实在事，自己也是一样，每每遇到不清楚的问题，雍正便会召集熟悉情况的大臣商量。一天雍正收到一份关于台湾的奏折，对其中的很多见解都表示认同，即便如此，雍正也没有擅自批复，而是把奏折交给福建总督满保，要满保和管理台湾事务的官员来做决定。
皇帝被称为天子，是代行天意的人，而天意又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皇帝怎么可能犯错呢？雍正不这么看，他多次颁布圣旨，要大臣指出"朕的过错"，满心期待大臣挑他的刺。起初，大臣们以为这只是雍正表示谦虚美德的一种姿态，便多说些不疼不痒的话，不敢袒露心迹。雍正只好一再鼓励大臣，当湖北巡抚王士俊说"只知有君，不知有人"时，雍正赶忙回应，既然当臣子的知道"有君"，便应该关注皇帝的缺点，即便"不知有人"，也要小心观察人的正邪，君和人都有做错事的时候。
雍正三年（1725年），浙江道员王钧想捐4万两银子修西湖，希望雍正能够批准。谁知雍正错把王钧当成了一个叫马钟华的贪官，在回折上好好讽刺了王钧一把，说王钧做官太差，刚好可以借捐款破财消灾，还说若让他知道王钧没有捐钱，定会给王钧颜色看。王钧怎么也没料到自己一番好意竟招致皇帝的如此痛骂，顿时战战兢兢，只好再多捐一些，表明诚意。王钧不大阔绰，最后东拼西凑又筹来6万两银子，捐了出去。
雍正得知后，深表意外，他万没有想到又贪又吝的王钧捐了这么多钱，便连忙找来王钧的履历，仔细查看，这才知道误会了王钧。王钧的名声很好，很受百姓喜爱。雍正非常内疚，在给王钧的批示上一个劲儿地道歉，说自己"大错了"，并连着写了两个"惭愧"。雍正还嫌不够，又找来浙江巡抚傅敏，要傅敏把事情的前后告诉王钧，免得王钧担心。随后颁了一道圣旨，要王钧不要捐银子了。王钧听着傅敏的话，回味着雍正的批文和圣旨，大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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