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高端專傢訪談:共享中國   》 第99節:常修澤訪談(1)      楊林林 Yang Linlin

  楊林林:常修澤教授,您好!(常:您好!)從上次的合作到今天,有三年了吧?
  常修澤:是啊。三年來,我感覺《轉型中國》這本書的社會效果超過了我的預想。特別是其中一些針對“社會管理”的新思考和新觀念,逐步被社會所認識。這一點,應該嚮您表示祝賀!
  楊林林:謝謝!那主要是您和其他十多位學者們鼎力支持的結果。(常:我不夠那個檔次)您是謙虛。我覺得其中您所談的問題也很重要。特別是,您雖然身為經濟學家,但相當早地開始關註到經濟發展和社會分層的關係,我覺得這一點很可貴。
  常修澤:這個呢,我認為,面對中國改革的逐步深化和經濟社會全面轉型,任何一個有人文情懷的經濟學者,都不會把自己狹隘地“捆”在單純“經濟學”的研究範疇裏。
  楊林林:您這句話講得非常對!
  常修澤:這衹是切身體會。因為什麽呢?我感覺,如果自己不能突破偏於“物本”的“純經濟學研究”的藩籬,那麽就會有許多經濟社會發展中重要而又鮮活的問題,使自己無法認識和解釋清楚(楊:嗯),那就更談不上提出有見地、有價值的政策建議了(楊:對)順便瞭解一下,您今年謀劃寫的這部“訪談錄”,打算叫什麽書名?
  楊林林:叫“共享中國”。
  常修澤:“共享中國”?什麽意思?現在叫“××中國”的作品太多了!而且這本書如果在海外發行,人們會怎樣理解?可不可以請您給解釋解釋?
  楊林林:在上本書裏,咱們談的不是中國從“改革開放”開始是怎樣逐步實現經濟社會“轉型”的嗎?那麽改革開放20多年來,“改革開放”、“致富奔小康”和“翻兩番”的目標,已經非常深入人心了。但是當這些目標基本上實現之後人們發現,怎麽搞的?這些年來很多人都“奔錢”去了,或者是拼命“奔”那個GDP、拼命“奔”個人的財富去了。於是,雖然很多地方的GDP上去了,很多人的財富積纍上去了,卻並不感到多麽幸福,甚至有很多人把“幸福”這兩個字忘得幹幹淨淨!
  常修澤:我覺得呢,“幸福”這兩個字未必忘得幹幹淨淨,關鍵是有了物質財富並不感到幸福,這倒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楊林林:不僅那些在改革中付出較大個人代價的人忘記了“幸福”這個詞兒,就連很多從改革中獲得較大利益的群體,也對“幸福”這個詞彙感到非常陌生!
  常修澤:是對“幸福指數”這個詞彙很陌生。所以我認為要切實研究中國人在轉型中的“幸福指數”。
  楊林林:是啊。這就有點兒類似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情況——人們一天到晚在那裏“幹革命”,但“幹革命”的目的是什麽?似乎忘了!甚至在很多人的頭腦中,“革命就是一切”,於是就形成了很多“為革命而革命”的人,進一步出現了很多非常奇怪的社會現象——衹要有人想在自己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穿得稍微漂亮點兒,吃得稍微可口點兒,或者喜歡看一些外國的小說、電影,唱一些外國的好聽歌麯,就會被周圍甚至“組織上”說成是“資産階級”或者“小資産階級”的思想在“作怪”!
  常修澤:畸形!違反人文情懷的。您讀過伏爾泰的東西嗎?這有不小落差。
  楊林林:對!更違反共産黨鬧革命的初衷。您想想,當初共産黨動員老百姓起來鬧革命的時候,是怎麽對群衆進行思想發動的?很簡單,就是提出了“要翻身過好日子”的響亮口號!人民在民歌中對毛澤東的頌揚是什麽?也是“他為人民謀幸福”對不對?這多麽樸實,又多麽明白!所以他纔那樣容易獲得群衆的認同、擁護和響應。
  常修澤:可是,真的到了新中國成立以後怎麽樣呢?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後,人們可以過上比較好的日子,這種時候到了呢,就又用種種奇怪的說法,不讓人們過好日子了。老百姓感受的不是“謀幸福”,而是“鬍折騰”!
  楊林林:(笑)是啊!咱們都是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都很清楚那些讓現在的年輕人無法理解的奇怪現象,在當時是多麽普遍。(常:對。值得整個幾代人反思!)那麽改革開放以來的這些年呢?也在一些領域出現了這種現象——有些人也陷入了那種忘記了改革開放的重要初衷就是為了讓中國人民都能“共同致富”、“共享”幸福生活的迷惘之中。於是許多人都慢慢體味到,哎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本身,並不能表明整個中國實現了“全面小康”,更不能實現“和諧社會”,對嗎?
  常修澤:對的。“全面小康”也好,“和諧社會”也好,都是一個綜合性的“現代化概念”。我曾在《中國經濟導報》發表文章,專門講過這個問題。全面小康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包括政治民主、精神道德等內容。人民群衆在富起來之後,産生了“多元化”的新需求,這是時代發展的趨勢,也是新的經濟社會形勢中,執政者能繼續獲得廣大人民群衆廣泛認同和支持的問題。這應該說是一個新的挑戰、新的課題。
  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與環境、資源製約之間的矛盾,
  是今後發展面臨的重大製約,更是個“戰略性的瓶頸”
  楊林林:對。包括在《轉型中國》那本書中您重點談到的問題——“在改革中要讓廣大人民群衆都擁有自己的産權”,也涉及到未來的改革究竟能不能深化得下去的問題。
  常修澤:是啊,請註意——我強調的不是少數權貴,而是“廣大人民群衆”。這個問題如果能解决得比較好,深化改革的掣肘就會小得多。
  楊林林:重要的是,昨天我在電話裏聽說,您現在的研究,已經把“産權”這個似乎是純經濟的問題,推嚮了對未來改革能否比較順利發展很有影響的新方向上去了——您提出來,為要更好地構建“資源節約型社會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其中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是,能否把“産權問題”引入“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的領域。我認為這是您非常重要的新創見。
  常修澤:“創見”不敢說。可以算是一個新的探求吧。
  楊林林:您別這麽客氣。問題是,您怎麽會把“産權”跟“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這兩個看似不相幹問題聯繫起來的?
  常修澤:我在前年論文當中曾經討論過兩個命題,一是“建立現代資源産權制度”,二是“建立現代環境産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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