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类 》 孟子他說   》 99、綿羊世界（一）      熊逸 Xiong Yi

　　1653年，即清順治十年，四月間，詩人吳梅村來到南京，拜謁兩江總督馬國柱。其時戰亂方歇，南京的景像給了詩人深深的刺痛。回想明王朝立國之初曾經建都於此，畫角吹難，氣象萬千，而南明弘光小朝廷龜縮南京，那還是不久以前的事情，轉眼間傢國易主，物是人非，吳梅村有感而口占七律，末句有"無端射取原頭鹿，收得長生苑內牌"，尤其令人有撫今追昔之慨。
　　這一句詩，所詠之地為南京孝陵，即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明朝初年，孝陵山丘曾有梅花鹿群放養，多時達數千頭。每頭鹿的脖頸上都挂有銀牌以示標記，凡捕殺者以死罪論處。而吳梅村此時所見，苑內鹿群已經無人看管，更遭到當地人的隨意捕殺，鹿頸銀牌也失去了原先的權威，紛紛散落在捕殺者的手中。
　　朝代更迭，此時的大清統治者為了坐穩江山開始勵精圖治，工作重點之一就是仔細研究前代的典章制度，完全一副"拿來主義"作風。尤其在作為治國根本的律法一項上，幾乎完全沿用了朱元璋時代的《大明律》，比如，順治三年清代第一部法典《大清律集解附例》幾乎就是《大明律》的翻版。人們難免不産生疑問：一個腐敗的、被推翻了的王朝，其律法為何被對手奉為至寶？如果這律法是良法，那麽，這個龐大的王朝又如何走到滅亡的一步？
　　詩人吳梅村並沒有仔細探尋過這個問題，他在荒涼的孝陵故地撫今追昔，遙想洪武盛況，生發着"王謝堂前燕"式的蒼涼感慨--歷史總是如此相似。
　　孝陵內屍骨已朽的朱元璋不知道生前有沒有想到過他的王朝這未來的傷心一幕，但無疑可以肯定的是，他當初確實曾為王朝的順利延續而殫精竭慮、煞費苦心。
　　朱元璋在立國之初，主要面臨着這樣幾個問題：一是大動蕩之後社會的復蘇與發展；二是整頓吏治以消除腐敗，使龐大的帝國能夠駛上一條長治久安的良好軌道；再有的就是鏟除有可能在短期內威脅皇權所有隱患。
　　關於第一點"社會的復蘇與發展"，聽上去是個難上加難的問題，實際上卻不必花費太大心力。回頭看來，幾乎任何一個朝代，在其創始階段都能很快地收拾好動亂的殘局，進而迅速走嚮黃金時代，典型的例子比如唐代的貞觀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究其原因，除了帝國初期的君主大多能力過人並且勵精圖治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國傢在他們接手的時候通常剛剛結束長年混戰，處於破敗的低𠔌，而從低𠔌嚮上攀登，很容易就上升到一個相當的高度。正如爬山，人在山腳下，怎麽爬都是往上走，況且，每個人先天都有着追求更好生活的渴望，當這種渴望被種種外因普遍而持久地壓抑住時，就如同大水被堤壩阻住，這個時候，衹要放開一個口子，水流自然會磅礴宣泄。所以，在王朝初創階段，各地的地方官用以誇耀政績的經濟迅速增長，其實與他們本人的管理能力並沒有本質上的關聯，衹要大環境"放開一個口子"，水流自然會湍急洶涌，爬山也自然會很輕易地嚮上邁上幾個大步。於是，儘管地方官腐敗或者無能，通常也衹是使當地的發展沒有爬到應有的高度，卻也很難再往下跌--最壞的境況已經發生了，再怎樣都不會比這更糟。社會變革初期的這種特殊性很容易造成一種假像，即，社會與人民在一個"英明"政府的領導下大踏步地嚮前邁進，而地方官員尤其政績彪炳，為地方的復蘇與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但是，照這種局面發展下去，又會是怎樣的一番景像？
　　可以想像的是，雖然在山腳下時，不必花費太大心力就可以嚮上邁上幾個大步，但是百尺竿頭，卻很難更進一步。天縱之才的朱元璋顯然明白這個道理，他經歷過元代統治，他很瞭解正是由於元代晚期吏治的極端腐敗纔給了自己以推翻舊朝、建立新朝的機會，而他自己的天下，自然不能重蹈元朝覆轍，在得國之初，更不能疏忽了對吏治的整治而為今後的江山留下隱患。
　　朱元璋采取了未雨綢繆的做法，並且狠辣果决。他對群臣的告誡是，要讓那些貪污腐敗分子猶如置身荊棘叢中，寸步難行，即便是僥幸出了這荊棘叢，也要落得一身體無完膚。朱元璋頒布《大明律》，把《受贓》專設一篇，條目詳盡嚴謹，懲罰苛刻殘酷，並且，在《大明律》之後，又相繼頒布《大誥》、《大誥續篇》、《大誥三篇》等等，這一切便構成了中國歷史上僅見的對官吏貪污行為的超強律法羅網。律法內所規定的刑罰手段，其殘酷程度駭人聽聞，實施之中，不少官員被凌遲、閹割、剁手、挑筋，諸多漢代即遭廢除的肉刑被再次起用，更有一些則是全新的發明--這一層是刑罰之"重"，而刑罰之""也相當駭人：一是凡有賄案發生，必定順藤摸瓜、斬盡殺絶；二是不避皇親國戚，凡皇族貪贓，量刑尤重。
　　洪武年間最駭人的刑罰當屬"剝皮實草"：凡受賄數額在六十兩以上的官吏，梟首後在地方衙門旁邊專設的"皮場廟"剝皮，皮被剝下以後被填上稻草，擺在衙門的公座邊上，起着殺一儆百的作用。讓人覺得還算人道的是，這畢竟不是活剝。
　　"剝皮實草"雖在後世史傢中尚存爭議，但朱元璋在吏治方面用刑之苛、之酷確屬歷代所罕見。如此的用刑之酷和牽連之廣，乍看上去，很容易使人以為是後來魏忠賢麾下的東廠作風，但這兩者之間的重要不同是，洪武年間的風格更加註重律法。歷朝歷代，似乎很難再找到一個皇帝能夠在對律法的重視程度上和朱元璋媲美，朱元璋在建國之初即把綱紀法度的建設明確作為國傢的首要任務，他認為這樣做可以起到提綱挈領、綱舉目張的作用。
　　朱元璋對律法的建設幾乎到了事必躬親的地步，在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的時候，每完成一篇，便要謄寫給朱元璋一份，由朱詳審裁定。這僅僅是衆多同類例子中的一個，就以此來窺一斑而知全豹吧。
　　除此之外，對待那些文臣武將們，朱元璋還有着另外的一手--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先後發佈了《鐵榜文》、《資世通訓》、《臣戒錄》和《至戒錄》，苦口婆心地告誡大傢，效忠皇帝是如何的重要，是如何的光榮，而欺瞞犯上又是如何的不可取，如何的會傳為千古駡名。朱元璋甚至還鼓勵儒生們去嚮一衆武將宣揚忠烈死節的道理，不知道這算不算另一種司令員和政委的組合，總之，朱元璋的確用心良苦。
　　但是，皇權的獨攬、律法的製約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還是不足以使朱元璋放心。對權力的極端欲望使朱元璋有點像一名心理變態的丈夫--他時刻擔心着鄰傢男人會動他妻子的念頭，雖然這個鄰傢男人看上去老實本分、忠厚和善，對自己的妻子從沒有多看過一眼，對自己也一嚮以禮相待，但是，這個丈夫還是非要殺掉鄰傢男人才能放心，因為，鄰傢男人就算再怎麽老實本分、忠厚和善，但畢竟是一個男人，畢竟褲襠裏有那個東西，這就始終構成着染指自己妻子的潛在危險。衹有把這僅有的一個潛在危險也連根除掉，這名心理變態的丈夫才能真正地放下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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