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鉴赏 》 唐詩百話   》 98.唐人詩論鳥瞰      施蜇存 Shi Zhecun

　　本文目的在將唐人關於詩的評論研究作一個鳥瞰。其實，我在講詩的時候，已隨時接觸到這一方面的情況，本文衹是再綜合一次而已。詩論、文論，都屬於文學批評，是文藝學的一個專題。關於唐代詩論，已有郭紹虞、羅根澤、朱東潤、方孝嶽諸傢的專門研究成果，各種版本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講得都很詳盡，讀者可以參閱。我也沒有能力講得更多，更好些。此外，陸佩如的《中國詩史》，也講到過唐人詩論，讀者亦可與各本《中國文學批評史》參詳。因此，本文衹是把唐人詩論作一個簡單的提綱，所以名之曰鳥瞰①。
　　文學批評，産生於文學繁榮的時代。繁榮是百花齊放，百傢爭鳴的現象。唐詩在繼承齊、梁、陳、隋及北朝的基礎上，逐漸繁榮，逐漸形成了本時代的文化特徵。王、楊、盧、駱以後，詩風大盛，作為唐詩第一個特徵的律詩，在聲律、體製等各方面都成熟了。從初唐到中唐前期，詩人們所要研究的，主要是格詩的“格”和律詩的“律”。我們合稱為“格律”。漢魏以來傳統的五言古體詩，唐人稱為格詩。格詩要講究“風骨”。這個名詞，到晚唐時，皮日休、陸龜蒙寫作“風格”。可知，風格就是風骨。後世文論傢沒有註意這一字之變，往往把風格與風骨認為是不同的概念，因此就講不清楚。律詩的“律”，是指音律而言，不是“法律”、“規律”的“律”。所以唐人論律詩，都註意於詞句的音樂性。
　　初唐時期的詩論，較多的是關於律的研究。齊梁詩人瀋約首創的四聲八病說，在這個時期被重視而采用了。四聲是平、上、去、入。在兩句詩中，要使字聲和諧，就創造並確定了調聲的方法。就是所謂“平仄粘綴”。八病是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都是上下二句之間的聲病。例如平頭是指上下二句第一字和第二字都同聲。如“芳時淑氣清，提壺臺上傾”一聯中，芳、提，都是平聲；時、壺，也都是平聲。讀起來就不美聽了。這叫做犯了平頭之病。“避忌聲病”，也是當時詩人所十分註意的。
　　律詩要用對偶句。如何作對，也是初唐人最關心的。上官儀首先歸納出六種對法：(一)正名對(即的名對。如以“天地”對“日月”)。(二)同類對(如以“秋雨”對“春風”)。(三)連珠對(如以“微微”對“漠漠”。又名疊字對，重言對)。(四)雙聲對(如以“槐黃”對“柳緑”。用雙聲字)。(五)疊韻對(如以“旁皇”對“尚羊”。用疊韻字)。(六)雙擬對(如以“花明柳暗”對“月白風清”)。此後就有人接着研究對法。元兢作《髓腦》，提出六種對法。崔氏提出三種對法，皎然提出八種對法。
　　有一個日本和尚弘法大師，在貞元年間來中國求佛法。他也關心中國詩學。抄集了不少中國詩學資料，回國後編成一書，名曰《文鏡秘府論》，以供日本詩傢藉鑒。我國初、盛唐時期有許多研究詩格的著作，例如元兢的《髓腦》，王昌齡的《詩格》，至今均已亡失，幸虧《文鏡秘府論》中還保存了一部分。《文鏡秘府論》的內容，即以研究聲病為主，據此書的記錄，八病已擴大到“二十八種病”，對法已增添到“二十九種對”。根據此書所反映的情況，可知唐代初期的詩論，集中於研究律詩的聲病及對偶。
　　關於詩的風骨與作用，未見有專書論述。但陳子昂在《與東方左史虯修竹篇序》中慨嘆於“漢魏風骨，晉宋莫傳”。“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絶”。李白作《古風》詩，也說“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杜甫作《戲為六絶句》，以表示他的詩學觀點。他以為作詩應“方駕屈宋”，不應作“齊梁後塵”。這些論調，雖然僅見於片言衹語，都分明看得出他們在詩的辭藻及思想內容兩方面，都主張恢復到魏晉以上，直到《詩經》、《楚辭》。
　　元結編《篋中集》，就是針對當時詩傢衹講究聲病而不註意詩的內容及作用的。他在序文中說：“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為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汙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他雖然批評近世詩人的“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但並不否定這種詩。他以為這種“會諧絲竹”的詩，衹能用於私室宴會，讓歌兒舞女去謳唱，以供嬉樂，而正宗的詩，則必須風骨雅正，為“方直之士”、“大雅君子”所“聽而誦之”。這個觀點，就為後來白居易把詩分為諷諭、閑適、感傷三類的根據。
　　貞元、元和、長慶這一段時期，經梁肅，柳冕、權德輿、獨孤及而至於韓愈，古文運動的文藝理論在唐代文學的發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有許多思想觀點，從初唐以來已有人分別提到，但到韓愈纔構成一個完整的理論係統。他在捍衛儒道的基本思想上，對文學的社會作用與創作方法，提出了明確的口號。他主張“文以載道”，就是說文學作品要有思想性。一般詩人都以詩的功能為“緣情體物”，即歌詠事物，以抒發性情。“載道”就是對“緣情”的否定。他主張為文要“能自樹立，不因循”。又主張為文要“務去陳言”，“詞必己出”。都是提倡文學的創造性，反對摹仿古人，反對襲用陳言濫調。這些話都是針對當對文風的弊病而說的。
　　白居易對詩的觀點，更為積極。他在給元稹的一封長信中痛快淋漓地講了詩的意義和作用。他主張詩要為政治服務。在上的統治階級應當“以詩補察時政”，在下的詩人應當“以歌泄導人情”。詩必須通過比興手法寓有諷刺時政的作用。所謂“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否則，但有美麗的佳句，而不起諷諭作用，無益於治道，那就衹是“嘲風雪，弄花草”的無聊作品而已。他說自己在年輕時，做過許多詩，朋友都以為好。其實還沒有認識到作傢的任務，年長做官以後，與人談話，常常關心時事；讀書史時，多研求政治得失。於是，纔知道文章應當為時代而作，詩歌應當為時事而作。這些話，就是說文學創作必須能夠反映時代和社會。白居易的詩論，已接近了近代西洋文學中現實主義的理論，但另一方面，也還是繼承並發揚了“六義”的傳統詩教。
　　從韓愈到白居易的詩論，雖然如洪鐘震雷，驚動當代。但在同時代詩人的實踐中，可以說沒有起多大的作用。溫飛卿、李商隱反而把綺辭麗句推上了高峰。賈島、姚合，仍然依靠風雲花草，才能成詩。這時的詩傢，已不必再研求四聲的粘綴和八病的避忌，他們所註意的是搜集許多可以摹仿、抄襲學習的佳句。編成一本摘句圖，作為自己的“枕中秘”。例如齊已有《玄機分別要覽》一捲，摭錄古人詩聯，以風、賦、比、興、雅、頌為分類法。姚合有《詩例》一捲，亦是摘取古人詩聯，敘其措意，各有體要。李洞有《詩句圖》一捲，取賈島警句五十聯及其他唐人警句五十聯。鄭𠔌有《國風正訣》一捲，亦是摭取諸傢詩聯，分為六門，註明其比興意義。這些書現在都不傳了。現在衹存皎然的《詩式》五捲，張為的《詩人主客圖》一捲。這兩種書，仍是以摘選佳句為主。總之，從中唐後期至唐末，詩學研究都集中在律詩的句法。
　　司空圖的《詩品》一捲，是唐代詩論中突出的著作。他用二十四首四言詩描寫二十四種詩的境界，或說風格，例如他描寫“典雅”的詩境雲：
　　玉壺買春，賞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
　　白雲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緑陰，上有飛瀑。
　　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書之歲華，其曰可讀。
　　詩寫得很好。但要從這樣一首詩中體會典雅的詩境，至多也衹是一種象徵性的詩銘，我以為不能算是文學批評。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日
　　①“島瞰”是個外來語，中國原來沒有。它是bird—eyeview的譯語。如鳥飛空中，俯瞰大地，雖見全形，實在衹是一個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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