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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太医实难当(2)
屈维英 Qu Weiying
开明的康熙帝也曾武断地指责太医院使官黄运、太医霍桂芳：“此劣等大夫们知道什么１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太医院院使孙之鼎等奉旨治疗正黄旗内大臣颇尔盆痔漏复发症，病势已窜至左右臀，内通大肠，发出恶臭，脓血不止，病情已十分严重。孙之鼎等御医束手无策，只得如实奏报，康熙帝闻奏龙颜大怒，在孙之鼎所呈奏折上朱批道：“庸医误人，往往如此。”如此斥责的批语，小小御医又如何经受得起？
乾隆帝也不例外。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太医院院使刘裕铎领旨治疗侍卫内大臣伯依勒慎伤寒发疹之症，经过几天的精心治疗，病情仍不见好转，且有加重之势，刘裕铎诚惶诚恐之下，急忙奏报乾隆帝。乾隆帝闻讯，龙颜不悦，立即降旨内务府总管大臣王常贵，斥责太医刘裕铎等人，意思是说，交给他们一个病人都治不好，你提防着点，去守着他们，看他们是如何治病的。显然，被称为一代明君的乾隆对御医们极为不满，也极不信任。
具有维新思想的光绪帝，也经常指示御医按照自己拟的方案用药，御医不敢不遵守。在他去世前的一年间，因百病缠身，久治不愈，光绪本人怨天尤人，时常对御医恶语相加，使御医们胆颤心惊，无所适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他在一份自述中谕示：“近来耳堵鸣响，日甚一日，几不闻声，屡服汤药，寸效全无，名医伎俩，仅止如此，亦可叹矣１翻开光绪医案，此类恶语并不少见。
慈禧太后对御医的态度更加粗暴。有一次，慈禧病了，朝廷急召江苏名医薛福辰进京为其诊病，经精心治疗，大病告愈，慈禧特赐“职业修明”四字匾额，赏赐给薛福辰。但“老佛爷”大病初愈后并不放薛福辰回家，使他不得不滞留京城。不料，薛家小女竟在家染病身亡，薛福辰悲痛万分，有言难诉。
慈禧太后一次看病，同时召进4名太医为她诊病，太医们根据诊断情况，分别拟出4张药方，一并交由总管太监李莲英呈进“老佛爷”御览。看到药方后，慈禧另召一个司书的太监取出古典医籍《证治准绳》、《本草纲目》等来一一查对，每一味药经慈禧认可后，凑成第五张药方，最后把太医所处4个方子全部毁掉，按照第五方配药，再经太医或太监尝服后，才进于慈禧。倘若服药后发生不良反应，4位太医自然是罪责难逃！帝后们在处方上自作主张，很明显是对太医的不信任。
宫廷规定，御医给帝后所开药方要受到严格的审查和验证，药方要一分为二，由太医院院判、处方御医以及太监分尝一剂，经鉴定确无毒害后，才能将另一剂进与生病的帝后服用。这可能就是《礼记》中记载的：“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
此外，御医们为求自身平安，还须对内务府官员、太监等施以贿金，如果不这样他们就会从中作梗，处处设置障碍，这就使那些医术高明的太医也难施展才华。加之宫廷之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有时也把太医卷了进去。因此，有些名医把应诏入宫视为危途，甚至闻风而逃，以避不测。
当然，帝后们高兴的时候，也会表示出对太医的宽容态度。慈禧太后有病时召太医进宫诊病，无病时也叫太医“请平安脉”，特别高兴的时候，还把太医叫来背诗，猜灯谜。在这种场合，太医们也只是逢场作戏，一点也不敢忘乎所以。故在历史上，官运亨通的御医寥寥无几。
总之，伴君御医实难当。每当太医被召入宫时，太医自己及其家人都提心吊胆，生怕一去而不复归。更可怕的是，清宫中还有这样一条规定：皇帝如患舶驾崩”，为其治过病的太医和太医院院使，不管有无责任或责任大小，一律要无条件地被革职，如1874年同治帝被天花夺去生命后，为其治病的太医李德立、庄守和等人立即被全部革职，令其“戴罪当差”。
相关链接：爱改药方的皇帝
《末代皇帝的二十年》中记载溥仪有爱改药方的坏习惯，不管是他自己病了还是别人病了，医生开出药方后，他总爱改一改，换一味药或者加减些分量。据说他在天津时，即便最有名的大夫——萧龙友，给他开的药方，他也得改，这简直是成了毛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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