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格
常听人说“文人无行”，甚者还感叹“一为文人便不足道”。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文人的品行都难令人启齿，含蓄地说是不太令人满意。宋朝是文人的天堂，欧阳修、苏东坡则是文人的精华。说起欧阳修来，他的文章与道德都应该是万众敬仰的，当时“天下翕然而师尊之”，至今还无人敢撄其锋。
当年范仲淹指责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把一份他精心绘制的百官联络图上奏给皇帝，结果捅了马蜂窝，被狠狠地蜇了一下，赶出了朝廷。有位叫高若讷的御史为虎作伥，落井下石，在私人宴会中诋毁范仲淹。这副幸灾乐祸的嘴脸，激怒了青年欧阳修。欧阳修挺身而出，龙飞凤舞，草就了一篇檄文《与高司谏书》，痛骂高若讷是伪君子，不知人间有羞耻之事，并情绪激愤地对高若讷说，你有种到皇帝那里去告我，就说我是范仲淹的同党。没曾想到，这位高先生还真是“憨厚实诚”，竟然当即将欧阳修的私信上交给朝廷，致使欧阳修被贬到湖北宜昌——当时的夷陵，今天的三峡门户——一个荒僻的小山城当县令去了。
后来，清朝乾隆皇帝读了欧阳修的信，拍案叫好，认为“凛凛正气，可薄日月”，同时惋惜地说，欧阳修毕竟太年轻了，不知道朝廷的这些官僚们都是这副作派，千古一辙，大抵如此，欧阳修是“少所见，多所怪”，才写出了这样愤激的文章。乾隆皇帝说这番话时的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不过，他可以对他的臣子失望，但不能对欧阳修有所贬抑。欧阳修一生还是担得上“正气凛然”四个字，即使后来他阅历丰富了，见多识广了，也不失赤诚之心。风水轮流转，范仲淹得到重用后，想提拔他。欧阳修很干脆地拒绝了，说他不是政治投机者，范大人不必想着报答他。当年他为范大人鸣冤叫屈是出于公道正义，同退可以，同进就没有必要了。
欧公虽然不愿意以非常规途径与他人“同进”，但却是竭尽所能地提携他人，尽量让他所认定的才华之士与之同进，所谓“天下之治必与众贤共之”，哪怕推举这些人会让他付出巨大代价，甚至这些人的崛起会对他的地位产生威胁与影响。宋人笔记《冷斋夜话》记载：“人意趣所至，多见于嗜好。欧公喜士为天下第一，常诵李北海‘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仅在至和三年，欧公就向朝廷推荐了包拯、王安石、梅尧臣、吕公著、胡瑗等。在这些人之中，除梅尧臣是他的诗文之交，有着很深的情谊，其他人则往来不多。欧公慧眼识苏轼的故事更是文坛上脍炙人口的佳话。
嘉祐二年（1057）正月，欧阳修知礼部贡举。当时考风颇不端正，请托舞弊情况十分严重。初春天气寒冷，考生们穿着厚厚的袍子，袍子里多有夹带的各种小纸条或者大部头的书籍。还有些考生花钱雇请枪手，一同进入考场，然后在其间捉刀代笔。今天出现的种种舞弊行为，除因技术原因无法实现的以外，其他的情形大致在宋代都早已出现了。
上任伊始，欧公一方面大力整顿考风，另一方面则大刀阔斧地改变文风。当时怪癖艰涩的“太学体”盛行天下，最有影响的是刘几，号称太学第一人，有极大的号召力，受到很多青年人的追捧。欧公在批阅试卷时，发现了一份非常怪异的文章，其中有“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这样的句子，断定是刘几的卷子，就在后面接了两句：“秀才刺（荒谬），试官刷”，然后用大红笔从头抹到尾，判定为“大纰漏”，贴出来示众。千载之下，追想欧公当年的壮举，今天的教师羡慕不已，毋庸说在批改高考作文时对怪异的文章不敢有所表示，即使在日常的教学中对有个性的学生也要礼让三分。当然，欧公此番作为，也顶住了巨大的压力。那帮写怪异文字的举子落榜后，又惊又怒，上千人聚集起来游行示威，在欧公上朝的时候痛骂他，还把写好的祭欧阳修文扔进他的院子。由于法不责众，治安人员对他们也无可奈何。
在此期间，欧公发现有篇文章写得精彩绝伦，有心想把他放在榜首，却又担心它是自己的老乡兼门生曾巩所为，为避嫌疑，就把它放在第二名，揭榜一看，原来此文乃苏轼所作。后来见到苏轼本人，读过苏轼所写的其它文章，欧公感叹说：“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后来还预言说：“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见到能够超越自己的英才，如此欢欣鼓舞，其胸襟气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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