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史 皇傢醫事   》 自古太醫實難當(2)      屈維英 Qu Weiying

  開明的康熙帝也曾武斷地指責太醫院使官黃運、太醫霍桂芳:“此劣等大夫們知道什麽1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太醫院院使孫之鼎等奉旨治療正黃旗內大臣頗爾盆痔漏復發癥,病勢已竄至左右臀,內通大腸,發出惡臭,膿血不止,病情已十分嚴重。孫之鼎等禦醫束手無策,衹得如實奏報,康熙帝聞奏竜顔大怒,在孫之鼎所呈奏摺上朱批道:“庸醫誤人,往往如此。”如此斥責的批語,小小禦醫又如何經受得起?
  乾隆帝也不例外。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太醫院院使劉裕鐸領旨治療侍衛內大臣伯依勒慎傷寒發疹之癥,經過幾天的精心治療,病情仍不見好轉,且有加重之勢,劉裕鐸誠惶誠恐之下,急忙奏報乾隆帝。乾隆帝聞訊,竜顔不悅,立即降旨內務府總管大臣王常貴,斥責太醫劉裕鐸等人,意思是說,交給他們一個病人都治不好,你提防着點,去守着他們,看他們是如何治病的。顯然,被稱為一代明君的乾隆對禦醫們極為不滿,也極不信任。
  具有維新思想的光緒帝,也經常指示禦醫按照自己擬的方案用藥,禦醫不敢不遵守。在他去世前的一年間,因百病纏身,久治不愈,光緒本人怨天尤人,時常對禦醫惡語相加,使禦醫們膽顫心驚,無所適從。光緒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他在一份自述中諭示:“近來耳堵鳴響,日甚一日,幾不聞聲,屢服湯藥,寸效全無,名醫伎倆,僅止如此,亦可嘆矣1翻開光緒醫案,此類惡語並不少見。
  慈禧太後對禦醫的態度更加粗暴。有一次,慈禧病了,朝廷急召江蘇名醫薛福辰進京為其診病,經精心治療,大病告愈,慈禧特賜“職業修明”四字匾額,賞賜給薛福辰。但“老佛爺”大病初愈後並不放薛福辰回傢,使他不得不滯留京城。不料,薛傢小女竟在傢染病身亡,薛福辰悲痛萬分,有言難訴。
  慈禧太後一次看病,同時召進4名太醫為她診病,太醫們根據診斷情況,分別擬出4張藥方,一並交由總管太監李蓮英呈進“老佛爺”御覽。看到藥方後,慈禧另召一個司書的太監取出古典醫籍《證治準繩》、《本草綱目》等來一一查對,每一味藥經慈禧認可後,湊成第五張藥方,最後把太醫所處4個方子全部毀掉,按照第五方配藥,再經太醫或太監嘗服後,纔進於慈禧。倘若服藥後發生不良反應,4位太醫自然是罪責難逃!帝後們在處方上自作主張,很明顯是對太醫的不信任。
  宮廷規定,禦醫給帝後所開藥方要受到嚴格的審查和驗證,藥方要一分為二,由太醫院院判、處方禦醫以及太監分嘗一劑,經鑒定確無毒害後,才能將另一劑進與生病的帝後服用。這可能就是《禮記》中記載的:“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
  此外,禦醫們為求自身平安,還須對內務府官員、太監等施以賄金,如果不這樣他們就會從中作梗,處處設置障礙,這就使那些醫術高明的太醫也難施展才華。加之宮廷之中,勾心鬥角,爾虞我詐,有時也把太醫捲了進去。因此,有些名醫把應詔入宮視為危途,甚至聞風而逃,以避不測。
  當然,帝後們高興的時候,也會表示出對太醫的寬容態度。慈禧太後有病時召太醫進宮診病,無病時也叫太醫“請平安脈”,特別高興的時候,還把太醫叫來背詩,猜燈謎。在這種場合,太醫們也衹是逢場作戲,一點也不敢忘乎所以。故在歷史上,官運亨通的禦醫寥寥無幾。
  總之,伴君禦醫實難當。每當太醫被召入宮時,太醫自己及其傢人都提心吊膽,生怕一去而不復歸。更可怕的是,清宮中還有這樣一條規定:皇帝如患舶駕崩”,為其治過病的太醫和太醫院院使,不管有無責任或責任大小,一律要無條件地被革職,如1874年同治帝被天花奪去生命後,為其治病的太醫李德立、莊守和等人立即被全部革職,令其“戴罪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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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代皇帝的二十年》中記載溥儀有愛改藥方的壞習慣,不管是他自己病了還是別人病了,醫生開出藥方後,他總愛改一改,換一味藥或者加減些分量。據說他在天津時,即便最有名的大夫——蕭竜友,給他開的藥方,他也得改,這簡直是成了毛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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