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新政运动可以看作是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最早尝试。在学习、宣传和实施西方民主共和制度时，湖南人中出现了杨毓麟、陈天华、章士钊等—大批宣传家，也出现了为实现民主共和而浴血奋战的实干家，如黄兴、宋教仁等。袁世凯复辟帝制，湖南人蔡锷奋起捍卫共和成果，护国讨袁。当民主共和后来被军阀政客偷梁换柱变成一块空招牌时，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湖南志士又乘时而起，效法俄国的革命者，把反帝爱国与共产主义运动结合起来。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探索湖南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毛泽东等人后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展现了博采众长、广为交融的开放精神和独立奋斗、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
经世济用、爱国主义和湖湘文化的开拓创新与兼收并蓄的传统，使湖湘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长久地驱策湖南人成为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因此，湖湘文化也可以称为一种励志文化、成材文化。湖南一地人才辈出，正是因为湖南人时刻在经受励志文化和成材文化的熏陶，以至于终身都怀抱着成材的梦想。
细论湖湘文化的精神，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励志和促人成材的明显特征。
敢为天下先，是湖湘文化的精神之一。用俗话说，就是具有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胆量。湖南人在这方面表现的事例，实在多不胜数。
长沙人杨毓麟在1903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新湖南》的文章，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他说，道州人周敦颐称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而衡阳人王夫之创立了一种将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相结合的哲学体系，魏源第一个睁眼看世界，提倡向西方学习。杨毓麟说，“我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他指出了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奋斗精神和创新精神。在杨毓麟那篇文章发表十七年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热血青年，做了一件敢为天下先的事情。他们组织民众，发起驱逐残酷统治湖南的北洋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并设想在湖南建立一个摆脱一切外来反动势力干涉的世外桃源——“湖南共和国”。
为了支持这一运动，安徽人陈独秀于1920年1月5日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也就是本书刊于卷首的那篇《欢迎湖南人的精神》。陈独秀把“湖南人的精神”概括为奋斗精神和创新精神。毛泽东在驱张运动胜利之后接着开展的湖南自治运动中，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这就说明，毛泽东自觉地继承湖湘文化中敢为天下先的奋斗精神和创新精神，成为湖南最杰出的人才。
同治九年，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目睹法国公使仗势欺人，心里萌发了一个想法。第二年，他与门生李鸿章一道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建议选择聪明的幼童，送到外国的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各科目，计划他们在十多年后学成回国，掌握了西方人所擅长的技术，再教会其他中国人，然后中国就可以渐图自强。毫无疑问，他们为拯救落后的中国开出了一剂有效的药方。
湖南人郭嵩焘，在中国近代第一个提出向西方国家学习民主政治制度。他是我国驻英国的第一任公使，在国外看到了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习俗，多次上书朝廷，但得不到朝廷重视，郁郁寡欢，辞官而退。他犀利的眼光和敢为天下先的倡议，得到了后世人的钦佩和肯定。
郭松焘的事迹和遭遇，在这里应该多写几笔。
郭松焘十九岁就中了进士，入了翰林。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他在浙江学政罗文俊的幕府中，亲眼见到海防失守，非常气愤。他主张既要学习西方建造工厂，又要学习西方的政教。他说，要遵循西洋的方法求得自身的富强，如果不学西洋的政教，就不可能收效。
后来，他作为钦差大臣，在英国居留两年，实地考察西方科技文明、政教风俗、经济发展，广泛接触英国各界人士，了解各个方面的成就。他以强弱为标准，把各国放在平等地位上来评价得失优劣，体现了世界一体的眼光。
郭松焘一直主张在对外交涉中注重国际公法的概念，这在当时当然是颇具识见的。然而，郭嵩焘对西方文明的深刻见解，并不能见容于当时愚昧自大的中国社会，反而被视为惊世骇俗、离经叛道的荒谬言论。1876年，他被任命为驻英法公使时，京城里传遍了攻击他的谣言，说他与中国社会格格不入，又说他离开祖国，去为外国鬼子工作，是不对的。一些湘籍人士表示耻于与他为伍，甚至打算聚众捣毁他的住宅。但是，郭松焘性格坚毅，对人们的非议不以为然。他说：天下人都诽谤我，而我心中泰然。
他在临终前不久，还作了一首自题小像诗：“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虽然是众人皆醉他独醒，但他却充满坚定的信心和无私无畏的精神。
郭嵩焘逝世后，王先谦等人写报告，李鸿章代奏朝廷，请求为他封谥，慈禧太后还是没有同意。义和团在京城搜杀“二毛子”时，仍有官员奏请鞭打他的尸体，“以谢天下”。
许多事例说明，湖南人敢为天下先。这些人才往往洞悉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率先提出顺应时代潮流的主张，或者走在潮流的前面，做出惊人之举。魏源、曾国藩、蔡锷三个湖南人，分别从科技、教育、社会制度三个方面，推进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近代化历程。顺应时代潮流是他们共同的选择，也是近代湖湘士人的共同追求。
敢为天下先的湖南人太多了，陶澍改革盐政、开创海运，贺长龄策划《皇朝经世文编》，左宗棠创办马尾船政局，郭嵩焘首开中国出使西方之先声，彭玉麟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部惊世之作鼓吹呐喊，谭嗣同冲决罗网维新变法，王先谦集巨资创办阜湘矿务总公司，黄兴和宋教仁等人集会组党，以革命手段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亲手创建一个新世界。他们的所作所为，诠释了一种精神的真义，这种精神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的人，必须敏于接纳新思想和新学问。这样，我们又接触到了湖湘文化兼收并蓄的传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湖湘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博采众长，呈现出许多文化交融的过程。
首先，湖湘文化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交融的结果。湖南的土著文化，即所谓的蛮夷文化，长期以来，与贬官文化、移民文化和中原主流文化发生交融。
其次，湖湘文化也是不同地域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交融的地域，既包括湖南省内的不同地区，也包括湖南省外的国内其他地区。
第三，湖湘文化也是不同学派相互交融的结果。杨昌济对于各派学问的开放意识，充分体现了湖湘文化的包容精神。他是从宋学入门做学问的，但他承认汉学家考据的功力；他是从程朱学说入门的，但他承认陆王见识卓绝。他号召人们认同子思的思想：万物共同生长互不相害，在平行的道路上走各自的路而互不相悖。他希望做学问的人各自抒发心得，以打破思想界的沉寂，万派争流，终归大海。
第四，湖湘文化也是与外国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明末清初，大批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在传教布道的同时，传授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到了近代，曾国藩首倡清政府派遣留学生出洋。戊戌期间，谭嗣同等人摆脱传统束缚而大力提倡西学，樊锥、易鼐等人甚至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后来，黄兴、宋教仁探索民主革命的救国道路。在这些过程中更加增强了兼收并蓄的功能。
湖湘文化激励湖南人成材，而成材的湖南人又进一步光大了这种励志文化和成材文化，因此，湖湘文化的生命力，不断地获得了前进的动力，不断地更新着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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