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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记 》 我是湖南人 》
第97節:湖湘文化強大的生命力(2)
王紀卿 Wang Jiqing
湖南新政運動可以看作是中國政治制度改革的最早嘗試。在學習、宣傳和實施西方民主共和制度時,湖南人中出現了楊毓麟、陳天華、章士釗等—大批宣傳傢,也出現了為實現民主共和而浴血奮戰的實幹傢,如黃興、宋教仁等。袁世凱復闢帝製,湖南人蔡鍔奮起捍衛共和成果,護國討袁。當民主共和後來被軍閥政客偷梁換柱變成一塊空招牌時,毛澤東、蔡和森等一批接受了馬剋思主義的湖南志士又乘時而起,效法俄國的革命者,把反帝愛國與共産主義運動結合起來。毛澤東、蔡和森等人探索湖南新文化運動的方向,毛澤東等人後來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都展現了博採衆長、廣為交融的開放精神和獨立奮鬥、敢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
經世濟用、愛國主義和湖湘文化的開拓創新與兼收並蓄的傳統,使湖湘文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能夠長久地驅策湖南人成為對國傢、對民族、對社會有用的人才。因此,湖湘文化也可以稱為一種勵志文化、成材文化。湖南一地人才輩出,正是因為湖南人時刻在經受勵志文化和成材文化的熏陶,以至於終身都懷抱着成材的夢想。
細論湖湘文化的精神,我們還可以看到一些勵志和促人成材的明顯特徵。
敢為天下先,是湖湘文化的精神之一。用俗話說,就是具有敢於第一個吃螃蟹的膽量。湖南人在這方面表現的事例,實在多不勝數。
長沙人楊毓麟在1903年發表了一篇題為《新湖南》的文章,列舉大量事實說明湖南人敢為天下先的精神。他說,道州人周敦頤稱為宋明理學的開山祖,而衡陽人王夫之創立了一種將樸素唯物主義與樸素辯證法相結合的哲學體係,魏源第一個睜眼看世界,提倡嚮西方學習。楊毓麟說,“我湖南有特別獨立之根性”,“其岸異之處,頗能自振於他省之外”。他指出了湖南人敢為天下先的奮鬥精神和創新精神。在楊毓麟那篇文章發表十七年之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批熱血青年,做了一件敢為天下先的事情。他們組織民衆,發起驅逐殘酷統治湖南的北洋軍閥張敬堯的運動,並設想在湖南建立一個擺脫一切外來反動勢力干涉的世外桃源——“湖南共和國”。
為了支持這一運動,安徽人陳獨秀於1920年1月5日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也就是本書刊於捲首的那篇《歡迎湖南人的精神》。陳獨秀把“湖南人的精神”概括為奮鬥精神和創新精神。毛澤東在驅張運動勝利之後接着開展的湖南自治運動中,明確提出,要“充分發揮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種湖南文明於湖南領域以內”。這就說明,毛澤東自覺地繼承湖湘文化中敢為天下先的奮鬥精神和創新精神,成為湖南最傑出的人才。
同治九年,曾國藩在處理天津教案時目睹法國公使仗勢欺人,心裏萌發了一個想法。第二年,他與門生李鴻章一道給皇帝上了一道奏摺,建議選擇聰明的幼童,送到外國的學院學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各科目,計劃他們在十多年後學成回國,掌握了西方人所擅長的技術,再教會其他中國人,然後中國就可以漸圖自強。毫無疑問,他們為拯救落後的中國開出了一劑有效的藥方。
湖南人郭嵩燾,在中國近代第一個提出嚮西方國傢學習民主政治制度。他是我國駐英國的第一任公使,在國外看到了先進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習俗,多次上書朝廷,但得不到朝廷重視,鬱鬱寡歡,辭官而退。他犀利的眼光和敢為天下先的倡議,得到了後世人的欽佩和肯定。
郭鬆燾的事跡和遭遇,在這裏應該多寫幾筆。
郭鬆燾十九歲就中了進士,入了翰林。第一次鴉片戰爭中,他在浙江學政羅文俊的幕府中,親眼見到海防失守,非常氣憤。他主張既要學習西方建造工廠,又要學習西方的政教。他說,要遵循西洋的方法求得自身的富強,如果不學西洋的政教,就不可能收效。
後來,他作為欽差大臣,在英國居留兩年,實地考察西方科技文明、政教風俗、經濟發展,廣泛接觸英國各界人士,瞭解各個方面的成就。他以強弱為標準,把各國放在平等地位上來評價得失優劣,體現了世界一體的眼光。
郭鬆燾一直主張在對外交涉中註重國際公法的概念,這在當時當然是頗具識見的。然而,郭嵩燾對西方文明的深刻見解,並不能見容於當時愚昧自大的中國社會,反而被視為驚世駭俗、離經叛道的荒謬言論。1876年,他被任命為駐英法公使時,京城裏傳遍了攻擊他的謠言,說他與中國社會格格不入,又說他離開祖國,去為外國鬼子工作,是不對的。一些湘籍人士表示恥於與他為伍,甚至打算聚衆搗毀他的住宅。但是,郭鬆燾性格堅毅,對人們的非議不以為然。他說:天下人都誹謗我,而我心中泰然。
他在臨終前不久,還作了一首自題小像詩:“流傳百代千齡後,定識人間有此人。”雖然是衆人皆醉他獨醒,但他卻充滿堅定的信心和無私無畏的精神。
郭嵩燾逝世後,王先謙等人寫報告,李鴻章代奏朝廷,請求為他封謚,慈禧太後還是沒有同意。義和團在京城搜殺“二毛子”時,仍有官員奏請鞭打他的屍體,“以謝天下”。
許多事例說明,湖南人敢為天下先。這些人才往往洞悉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率先提出順應時代潮流的主張,或者走在潮流的前面,做出驚人之舉。魏源、曾國藩、蔡鍔三個湖南人,分別從科技、教育、社會制度三個方面,推進了中國走嚮世界的近代化歷程。順應時代潮流是他們共同的選擇,也是近代湖湘士人的共同追求。
敢為天下先的湖南人太多了,陶澍改革????政、開創海運,賀長齡策劃《皇朝經世文編》,左宗棠創辦馬尾船政局,郭嵩燾首開中國出使西方之先聲,彭玉麟為鄭觀應的《盛世危言》這部驚世之作鼓吹吶喊,譚嗣同衝决羅網維新變法,王先謙集巨資創辦阜湘礦務總公司,黃興和宋教仁等人集會組黨,以革命手段推翻帝製建立共和,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親手創建一個新世界。他們的所作所為,詮釋了一種精神的真義,這種精神就是我們今天常說的“與時俱進”。
與時俱進的人,必須敏於接納新思想和新學問。這樣,我們又接觸到了湖湘文化兼收並蓄的傳統。“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湖湘文化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博採衆長,呈現出許多文化交融的過程。
首先,湖湘文化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間交融的結果。湖南的土著文化,即所謂的蠻夷文化,長期以來,與貶官文化、移民文化和中原主流文化發生交融。
其次,湖湘文化也是不同地域文化相互交融的結果。交融的地域,既包括湖南省內的不同地區,也包括湖南省外的國內其他地區。
第三,湖湘文化也是不同學派相互交融的結果。楊昌濟對於各派學問的開放意識,充分體現了湖湘文化的包容精神。他是從宋學入門做學問的,但他承認漢學家考據的功力;他是從程朱學說入門的,但他承認陸王見識卓絶。他號召人們認同子思的思想:萬物共同生長互不相害,在平行的道路上走各自的路而互不相悖。他希望做學問的人各自抒發心得,以打破思想界的沉寂,萬派爭流,終歸大海。
第四,湖湘文化也是與外國文化相互交融的結果。明末清初,大批耶穌會士來到中國,在傳教布道的同時,傳授了西方的科學技術知識。到了近代,曾國藩首倡清政府派遣留學生出洋。戊戌期間,譚嗣同等人擺脫傳統束縛而大力提倡西學,樊錐、易鼐等人甚至提出全盤西化的主張。後來,黃興、宋教仁探索民主革命的救國道路。在這些過程中更加增強了兼收並蓄的功能。
湖湘文化激勵湖南人成材,而成材的湖南人又進一步光大了這種勵志文化和成材文化,因此,湖湘文化的生命力,不斷地獲得了前進的動力,不斷地更新着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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