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相国指责温庭筠有才无行，也引起了很多的争鸣。喜欢词的读者认为温庭筠不仅有才，而且品行也端正。温庭筠的才华，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连圣上也认可了这一点。温庭筠扰乱考场秩序，弄得满城风雨，大中十三年（859），被贬为随州隋县尉。裴坦代替皇帝写下了这样的制词：“敕乡贡进士温庭筠，早随计吏，夙著雄名，徒负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放骚人于湘浦，移贾谊于长沙，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可随州随县尉。”
至于温庭筠的品行，新、旧《唐书》与各种野史都有所叱责。批评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喜欢饮酒赌博；经常出入狭邪场所；作靡靡之音、侧艳之词。有人辩解说，这些都是个人的生活方式，对大节出处没有影响。还有人说，温庭筠之所以选择这种生活方式，乃是“有托而逃”，即以愤激的行为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他在《杏花》一诗中不是交待自己“情为世累诗千首，醉思吾乡酒一樽”吗？
温庭筠选择这种放纵的生活方式，是“有托而逃”，还是喜欢醇酒美人，似乎很难判断。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有太多的傲气而缺乏必要的媚骨，这或许是他仕途蹭蹬的重要原因，也是他沉醉温柔之乡的一种解脱，更是世人眼中“有才无行”的具体表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拾萍萍有根，采莲莲有子。不作浮萍生，宁为藕花死”（《江南曲》），“三秋庭绿尽迎霜，唯有荷花守红死”（《懊恼曲》）。得罪了权势滔天的令狐相国，诗人也毫无懊恼之意，反而继续写诗嘲讽：“因之此恨人多积，悔读《南华》第二篇。”
圣上曾经对温庭筠也有良好的印象，野史上说，温庭筠却以自己的傲慢葬送了他的大好前程。《北梦琐言》记载，宣宗皇帝喜欢微服私访，听说了温才子的大名，就在旅舍去见识一番。温庭筠从来没有见过天颜，便拿捏出名人的架势，以傲岸的口气问宣宗皇帝：你是司马、长史一类的角色？皇帝很不高兴，觉得看人太低，但也不好发脾气，只是淡淡地说“非也”。温庭筠撇撇嘴，不屑地说，那也充其量不过是主簿、县尉之类的跑腿者而已。
对话戛然而止，大才子与圣上的会面也就此结束。后来反响如何呢？《北梦琐言》没有进一步交待温庭筠如何因此沉沦潦倒，否则就是在影射圣上小肚鸡肠了。著名词学大家夏承焘先生说，这里的记载是误传，是小说家猎奇渲染之笔。夏先生的话我们不能不信，不过，温大才子对皇室没有敬畏之心也是事实。他一生见识了太多的圣上，除了宪宗皇帝、宣宗皇帝有所振作以外，其他诸如穆宗、敬宗、文宗、武宗、懿宗之类的圣上几乎没有什么来值得称颂圣明的了，甚至有些圣上的作为让人羞于启齿。有学者说，宪宗迎佛骨，穆宗饵金丹，武宗受道箓，宣宗好神仙，懿宗爱饵药，所以温庭筠写了不少诗歌来讽刺圣上的痴心：“碧箫曲尽彩霞动，下视九州皆悄然。秦王女骑红尾凤，乘空回首晨鸡弄。雾盖狂尘亿兆家，世人犹作牵情梦。”（《晓仙谣》）穆宗对击球有非同一般的热情，敬宗对打猎尤其是晚上打猎特别钟情，所以温庭筠又嘲讽说：“宁知玉树后庭曲，留待野棠如雪枝”（《鸡鸣埭曲》），“后主荒宫有晓莺，飞来只隔西江水”（《春江花月夜词》）。
当然，婉讽朝廷的诗词许多文人都写过，上面简单的几句诗似乎不足以显示温庭筠的特殊之处。温庭筠未必对叛逆的思想有着清醒与深刻的认识，但他经常以自己的不羁行为来表达对某些既定秩序的抗争。对权相令狐綯的嘲弄、对圣上的不敬，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才子气，即文人的疏狂与自尊，那么为官期间对公道的追求、对权贵的蔑视，都看见出他超人的勇气与超前的直觉。晚唐时期，才子们的生存环境更为恶劣，但正是这种磨砺，使他们比前期的才子多了一些抗争精神与现代意识。
咸通七年（866），五十五岁的温庭筠终于当上了国子助教，并担任主试官。《唐诗纪事》卷六十七记载：“温庭筠任太学博士，主秋试，（李）涛与卫丹、张郃等诗赋，皆榜于都堂。”为什么要把李涛等人的诗赋贴在都堂之上呢？在《全唐文》中，温庭筠还有一个榜文来说明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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