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及其弟子在长沙岳麓书院的讲学活动，并没有排斥尊程朱理学为正宗的湖湘学统，而是表现出二者相融合的倾向。不仅如此，张元忭还对朱熹和张轼表示了极大的崇敬。因此，湖湘学派海纳百川、经世济用的传统，得以保存下来。
王阳明和他弟子们影响了许多后起的湖南学子。如以后任长沙惜阴书院和岳麓书院山长的长沙人吴道行，就是张元忭主讲岳麓时的学生。他在聆听了张元忭的讲学后，衷心服膺，追随左右。他日夜发愤攻读，终于成为湖南著名学者，他悉心修辑的《善化县志》、《长沙府志》都堪称佳作。王夫之在崇祯年间就学岳麓书院，对山长吴道行的学识人品十分敬重，因而王夫之学术思想的形成与吴道行有密切关系，并更长远地影响到近代湖湘文化。
湖南人王夫之生于1619年，卒于1692年，享年七十三岁，是明清跨代的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他是衡阳人，晚年居住在衡阳的石船山，学者们称之为“船山先生”。明朝灭亡后，他在衡山举兵起义，阻击清军南下。战败后退到肇庆，在南明桂王政府任职。由于反对王化澄，差一点进了大狱。他决心隐遁，游走在湘西以及郴州、永州、涟源及邵阳等地，躲在窑洞里，藏在深山中，刻苦研究，勤恳著述，四十年都没有蓄辫子，其爱国气节和刻苦精神，至死不渝。
王夫之在天文、历法、数学和地理方面都有研究，尤其精通经学、史学和文学。在哲学上，他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认为 “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是客观规律。他又从“道器”关系建立其历史进化论。在知与行的关系上，他强调行是知的基础。他在政治上反对豪强地主，主张减轻自耕农的税收，而增加地主的税赋。他善诗文，工词曲，论诗多独到之见。所著后人编为《船山遗书》。
王夫之的经世之说，影响着清朝几代长沙人。王夫之大力倡导“留心经济之学”，在经济思想上颇有建树，是我国较早论述商品流通作用和市场调节理论的学者。他认为商人是不可缺少的，民众缺了商人，就无法互通有无，维持生计。只有商品流通，才能给百姓带来各种生活用品，并为国家提供丰富的储备。他充分认识到价格对市场供求的调节作用，主张让市场价格自由涨落。他在《黄书》中论述了商业促进发展乡镇经济、为农民提供生活资料的社会功能，赞扬了商品流通对社会经济的重要影响。王夫之批判宋明理学提倡的“去人欲，存天理”的道德观，提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主张满足人生的物质要求。他还要求富民大贾成为国家的中坚，主张发展自耕农经济。他的主张，推动了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王夫之的厚商兴商思想，正是明末至清代前期湖湘地区自然经济逐渐向商品经济潜变的印证。当时长沙的经济发生潜变，突出表现为农产品的商品化趋势。长沙米市逐渐与九江、芜湖、无锡米市齐名。乾隆在位的六十二年里，清政府开始实施“轻徭薄赋，加惠商民”的政策，对商人有三个方面的优惠政策：一是免征粮食税，使商人为了赚钱，把粮食运到灾区接济灾民，平抑灾区粮价；二是整顿税关，以防法外苛取，克剥商人；三是减轻市税，规定官员不许额外苛索，不许重复征税；不许贪官污吏假借名色，巧取一文。王夫之虽然是南明遗臣，一生不肯出仕清朝，但清廷却对他的思想推崇备至，清巡抚郑端多次请他出山未果，因此湖南统治者实际上赞同了他的重商思想。加上清政府减赋恤商政策的推行，使长沙商贸受益匪浅。至乾隆年间，长沙已是湖南仅次于湘潭的重要商埠，商贾云集，百货流通，竞争十分激烈，成为清代四大名镇之二的汉口镇、佛山镇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在秋冬之交，安徽商人载盐而来，载米而去；江苏、山西、陕西、河南与广东的客商，则贩卖皮革、古币、玉器、古玩，以及绫罗绸缎。繁华的市面，从南关内一直绵延到臬署前，上下坡子街都很热闹。在嘉庆皇帝治下的二十四年间，长沙城已发展到沿江十余里的街市，有几万所屋宇，城内人烟稠密，冠盖纷坛，闾阎林立，商贾云集。清初实行海禁，湖南长沙反而受益。清政府仅开放广州为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内地土货的出口，西方洋货的进口，必须在广州进行。乾隆年间，广州人大多数经商，跑到长沙和汉口，有见识的人则南下澳门，跑到国外，行程千万里，将中国的宝物拿去做贸易，获得很大的赢利。这样，在广州与内地之间，形成了一条商道，长沙则是这条商道的必经之地。因此，长沙是中西商品交流最先受益的地区之一。南京等地所产的绸缎，被运到湖南，越过五岭，靠着马车和船舶，运往更远的地方。苏杭一带相当数量的绸缎，正是经过湖南这条商道，远销东南亚、南洋和欧洲。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产品需求量很大，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货款。因此，在鸦片战争以前很长一段时期里，长沙地区的对外贸易格局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
王夫之在岳麓书院的活动，使岳麓书院承载了商品经济的思想。晚清以后，岳麓书院更是鼎盛一时，培养出众多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人才群体，其中最著名的有：以魏源等人为代表的政治改良派；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为代表的“中兴将相”；以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为代表的维新变法派；以蔡锷、陈天华、程潜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
从1916到1919年三年之间，青年毛泽东数次寓居岳麓书院，和蔡和森、邓中夏、何叔衡、谢觉哉、李达、罗章龙等大批师生一起，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岳麓书院交流开放、海纳百川的精神，和湖湘文化互相辉映，它的存在加强了近代湖南人开放务实的观念。它的很多学术研究方法和思想品质，丰富了湖南人的教育理念。湖南大学如今还在自觉继承和发扬岳麓书院“博于问学，明于睿思，笃于务实，志于成人”的文化精神和教育传统。湖南的现代高等教育，吸收了湖湘文化优秀的精神。
不言而喻，岳麓书院极大地推动了湖湘文化的繁荣和传播。岳麓书院在宋代刚建立时，湖南人除了热心于理学的湖湘学派以外，在经学、史学、地理学、文学艺术、医学及考据学等方面，都有非凡的建树。
岳麓书院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贡献奇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扬的“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精神，都能在岳麓书院的论坛上找到根源。
岳麓书院最值得纪念的品质，就是提醒人们：湖湘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坚韧刚直，开拓创新，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实事求是，经世济用。
从历史源流看，岳麓书院作为“天下四大书院”之首，标志着湖湘文化得到理性的充实和教育的崛起。湖湘文化最直观的成就，就是涌现出一代代炳耀史册的知识群体，而他们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行为轨迹上，都与岳麓书院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岳麓书院已被视为湖湘文化的象征，成为湖南人的精神载体，标志着湖湘文化的品位和成就。
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岳麓书院所记载的文化精神历程，是湖南人的一部心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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