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记 我是湖南人   》 第95節:嶽麓書院經世濟用(3)      王紀卿 Wang Jiqing

  王陽明及其弟子在長沙嶽麓書院的講學活動,並沒有排斥尊程朱理學為正宗的湖湘學統,而是表現出二者相融合的傾嚮。不僅如此,張元忭還對朱熹和張軾表示了極大的崇敬。因此,湖湘學派海納百川、經世濟用的傳統,得以保存下來。
  王陽明和他弟子們影響了許多後起的湖南學子。如以後任長沙惜陰書院和嶽麓書院山長的長沙人吳道行,就是張元忭主講嶽麓時的學生。他在聆聽了張元忭的講學後,衷心服膺,追隨左右。他日夜發憤攻讀,終於成為湖南著名學者,他悉心修輯的《善化縣志》、《長沙府志》都堪稱佳作。王夫之在崇禎年間就學嶽麓書院,對山長吳道行的學識人品十分敬重,因而王夫之學術思想的形成與吳道行有密切關係,並更長遠地影響到近代湖湘文化。
  湖南人王夫之生於1619年,卒於1692年,享年七十三歲,是明清跨代的偉大的啓蒙主義思想傢。他是衡陽人,晚年居住在衡陽的石船山,學者們稱之為“船山先生”。明朝滅亡後,他在衡山舉兵起義,阻擊清軍南下。戰敗後退到肇慶,在南明桂王政府任職。由於反對王化澄,差一點進了大獄。他决心隱遁,遊走在湘西以及郴州、永州、漣源及邵陽等地,躲在窯洞裏,藏在深山中,刻苦研究,勤懇著述,四十年都沒有蓄辮子,其愛國氣節和刻苦精神,至死不渝。
  王夫之在天文、歷法、數學和地理方面都有研究,尤其精通經學、史學和文學。在哲學上,他總結和發展了中國傳統的唯物主義,認為 “氣”是物質實體,而“理”則是客觀規律。他又從“道器”關係建立其歷史進化論。在知與行的關係上,他強調行是知的基礎。他在政治上反對豪強地主,主張減輕自耕農的稅收,而增加地主的稅賦。他善詩文,工詞麯,論詩多獨到之見。所著後人編為《船山遺書》。
  王夫之的經世之說,影響着清朝幾代長沙人。王夫之大力倡導“留心經濟之學”,在經濟思想上頗有建樹,是我國較早論述商品流通作用和市場調節理論的學者。他認為商人是不可缺少的,民衆缺了商人,就無法互通有無,維持生計。衹有商品流通,才能給百姓帶來各種生活用品,並為國傢提供豐富的儲備。他充分認識到價格對市場供求的調節作用,主張讓市場價格自由漲落。他在《黃書》中論述了商業促進發展鄉鎮經濟、為農民提供生活資料的社會功能,贊揚了商品流通對社會經濟的重要影響。王夫之批判宋明理學提倡的“去人欲,存天理”的道德觀,提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主張滿足人生的物質要求。他還要求富民大賈成為國傢的中堅,主張發展自耕農經濟。他的主張,推動了清代商品經濟的發展。王夫之的厚商興商思想,正是明末至清代前期湖湘地區自然經濟逐漸嚮商品經濟潛變的印證。當時長沙的經濟發生潛變,突出表現為農産品的商品化趨勢。長沙米市逐漸與九江、蕪湖、無錫米市齊名。乾隆在位的六十二年裏,清政府開始實施“輕徭薄賦,加惠商民”的政策,對商人有三個方面的優惠政策:一是免徵糧食稅,使商人為了賺錢,把糧食運到災區接濟災民,平抑災區糧價;二是整頓稅關,以防法外苛取,剋剝商人;三是減輕市稅,規定官員不許額外苛索,不許重複徵稅;不許貪官污吏假藉名色,巧取一文。王夫之雖然是南明遺臣,一生不肯出仕清朝,但清廷卻對他的思想推崇備至,清巡撫鄭端多次請他出山未果,因此湖南統治者實際上贊同了他的重商思想。加上清政府減賦恤商政策的推行,使長沙商貿受益匪淺。至乾隆年間,長沙已是湖南僅次於湘潭的重要商埠,商賈雲集,百貨流通,競爭十分激烈,成為清代四大名鎮之二的漢口鎮、佛山鎮之間的重要交通樞紐和商品集散地。在秋鼕之交,安徽商人載????而來,載米而去;江蘇、山西、陝西、河南與廣東的客商,則販賣皮革、古幣、玉器、古玩,以及綾羅綢緞。繁華的市面,從南關內一直綿延到臬署前,上下坡子街都很熱鬧。在嘉慶皇帝治下的二十四年間,長沙城已發展到沿江十餘裏的街市,有幾萬所屋宇,城內人煙稠密,冠蓋紛壇,閭閻林立,商賈雲集。清初實行海禁,湖南長沙反而受益。清政府僅開放廣州為唯一的對外貿易港口,內地土貨的出口,西方洋貨的進口,必須在廣州進行。乾隆年間,廣州人大多數經商,跑到長沙和漢口,有見識的人則南下澳門,跑到國外,行程千萬裏,將中國的寶物拿去做貿易,獲得很大的贏利。這樣,在廣州與內地之間,形成了一條商道,長沙則是這條商道的必經之地。因此,長沙是中西商品交流最先受益的地區之一。南京等地所産的綢緞,被運到湖南,越過五嶺,靠着馬車和船舶,運往更遠的地方。蘇杭一帶相當數量的綢緞,正是經過湖南這條商道,遠銷東南亞、南洋和歐洲。由於西方國傢對中國産品需求量很大,不得不用大量白銀來支付貨款。因此,在鴉片戰爭以前很長一段時期裏,長沙地區的對外貿易格局處於出超的有利地位。
  王夫之在嶽麓書院的活動,使嶽麓書院承載了商品經濟的思想。晚清以後,嶽麓書院更是鼎盛一時,培養出衆多影響中國歷史發展的人才群體,其中最著名的有:以魏源等人為代表的政治改良派;以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鬍林翼為代表的“中興將相”;以譚嗣同、梁啓超、黃遵憲為代表的維新變法派;以蔡鍔、陳天華、程潛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
  從1916到1919年三年之間,青年毛澤東數次寓居嶽麓書院,和蔡和森、鄧中夏、何叔衡、謝覺哉、李達、羅章竜等大批師生一起,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對中國歷史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嶽麓書院交流開放、海納百川的精神,和湖湘文化互相輝映,它的存在加強了近代湖南人開放務實的觀念。它的很多學術研究方法和思想品質,豐富了湖南人的教育理念。湖南大學如今還在自覺繼承和發揚嶽麓書院“博於問學,明於睿思,篤於務實,志於成人”的文化精神和教育傳統。湖南的現代高等教育,吸收了湖湘文化優秀的精神。
  不言而喻,嶽麓書院極大地推動了湖湘文化的繁榮和傳播。嶽麓書院在宋代剛建立時,湖南人除了熱心於理學的湖湘學派以外,在經學、史學、地理學、文學藝術、醫學及考據學等方面,都有非凡的建樹。
  嶽麓書院對近代以來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貢獻奇偉。中國共産黨人堅持和發揚的“實事求是”和“與時俱進”的精神,都能在嶽麓書院的論壇上找到根源。
  嶽麓書院最值得紀念的品質,就是提醒人們:湖湘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堅韌剛直,開拓創新,海納百川,兼收並蓄,實事求是,經世濟用。
  從歷史源流看,嶽麓書院作為“天下四大書院”之首,標志着湖湘文化得到理性的充實和教育的崛起。湖湘文化最直觀的成就,就是涌現出一代代炳耀史册的知識群體,而他們不論是在精神上還是在行為軌跡上,都與嶽麓書院有着直接或間接的關聯。嶽麓書院已被視為湖湘文化的象徵,成為湖南人的精神載體,標志着湖湘文化的品位和成就。
  在這種意義上,也可以說,嶽麓書院所記載的文化精神歷程,是湖南人的一部心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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