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
玛努卡领我进父亲家。这是巴黎最整洁、最干净的街道。小巧宁静的前花园里，园丁们在忙着修剪收拾一些稀有移栽灌木，男佣们在清洗球形门拉手；门前的石狮注视着穿毛皮大衣的女人亲吻小狗；低矮的小汽车无声无息地驶进来。一切那样宁静、温馨。冬日的晚上，父亲家里温暖如春，舒适无比：房间窗户上装着琥珀色斑点玻璃，地板上铺有深色厚毛毯。
玛努卡递给我一张父亲刚离开我们时拍的照片。照片上，父亲的脸显得意志坚强，嘴温和地半张着，双唇丰满，并未因紧抿而变薄，眼角无一丝皱纹，眼神既不生硬也不呆滞。这是一张我一直期望看见的脸，一张孩提时代就装在心里的脸，一张敏感、脆弱、情感一览无余的脸。可岁月打造了一副怎样的面具啊！意志，意志……我震惊，忧伤。把照片放在书桌上，我知道我爱过这张正在消逝的面孔，这张父亲年轻时的面孔，我也知道我爱的是那个内在的父亲，那个不戴面具的父亲。怕见父亲日益衰老的恐惧袭击着我，使我寒冷。父亲的年龄啊！我怀念这张永远不再存在的温和面孔。今天我终于明白我梦中情人的具体模样：这张面孔的主人或许一直就是我的梦中情人。这张面孔充满智慧，充满控制力，但它日益老去，终将消逝……
亨利约我在特罗卡岱罗花园见面。我一边等亨利，一边站在一株古树下读让·洛兰的《福卡斯先生》，这是惠斯曼小说《逆流》这本有影响的小说阐明了新唯灵论的基本信条。亚瑟·西蒙为《逆流》一书叫好，称之为"颓废派的祈祷书"。的复制品，尖刻、病态。整个巴黎染上了爱情女神阿斯塔蒂双眸的色彩，萦绕在男人心头久久不散，而笼罩着巴黎的鸦片、谋杀、疯狂的黑雾使人不寒而栗。即使清晨七点到森林骑马，再与某个健康又精力旺盛的人散步，我也能感受到阿铎及其他疯狂诗人所描述的地狱气息。我就像在穿越一块裂成两半的镜子，看到了这样的情节：一个女人新潮漂亮，精神饱满，青春焕发，正朝特罗卡德罗走来；另一个女人则走进萦绕于想象中的梦魇，走进《乱伦之屋》中描绘的梦魇。总是梦魇！难道我像卡夫卡及其他诗人一样爱上了梦魇吗？森林里，空气清新，阳光灿烂，树影斑驳，血液在血管中跳跃，人在马背上飞驰，跃过那扇白色大门。
亨利向我走来时显然在思考着什么。"从没见你戴这顶帽子。只有阿娜伊斯才会边等人边看书。"
我们一起浏览了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苏丹、东非等国，看到了各种面具、木偶、茅舍、魔术表演道具、织物、石绘作品、陶器、神像、死者的母亲及割礼仪式上的服饰等等。我们还贪婪地浏览堆得差不多一人高的成卷手册和图画，都是些用来驱邪除妖的护身符。眼睛，全是眼睛，看不见头颅，广场上闪烁的全是眼睛发出的光彩。广场地摊上摆着魔术诀窍全书、魔法全书及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如怪兽的毛发、绳纹、鱼牙、烧炭、漏斗状的乳房、切开的外阴、涂鸦、雕花椅子……此情此景，我不由全身颤抖。阿铎说我是用全身的感官体验艺术，的确如此！我陶醉在艺术的氛围中。
后来我们坐在一家咖啡馆里。我笑谈那串卧姿女人脖子上戴着的巨大骨制项链，亨利则谈他自己的书、思想、笔记。他思想丰富，话题多样，谈他的小说《黑色的春天》，谈他设想的未来、拟写的有关电影和有关琼的图书……谈着，谈着，他心绪迷惘起来。
"我现在打算去中国……"
"中国对你意味着什么？"
亨利的解释牵强不清，说中国好像代表某种生存状态……人类的生存空间。在那里，人们淡然冷漠，像植物一样按本能而非按意志生活，就像为让种子在体内开花而让自己顺从一切的印度教徒一样。亨利还谈欧洲人的自由意志和东方人的因果报应。
但我没完全领会亨利关于中国的思想，等我刚刚似有所悟时，他的语言突然又奇怪地模糊起来。亨利长期生活在一种和他自己意志对抗的状态中--这对他来说并不难：他天生就缺乏意志，生来就惯于顺从，被动接受。这是一种因性格形成的人生观，他一直实践着放任自流的处事方式。现在，他想通过文学表达自己：为享受生活的乐趣全然不计松懈意志产生的后果。他是一个躲避工作、逃避责任、讨厌约束的男人。除了写作，他什么也不做，而写作也许要以牺牲他人为代价，尤其以牺牲小人物和小艺术家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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