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直门我最熟的还是北新桥。我从小学到高三差半年毕业因学运被开除这一段，没离开过那一带。到今我仍记得当年那些铺子的门脸儿：门前冷清的棺材铺，热气腾腾的包子馆，高台阶的茶叶店，还有我在那儿吃过多少碗面条的大碗居。露天的摊子我更熟了：坐在长板凳上喝豆汁，吃灌肠或扒糕。
马路那时连石子儿都不铺。一刮风，对面看不见人。我也不知道吞下多少从戈壁刮来的土！在旋风里，坐在包月车里的少爷还当当不停地踩着脚铃，扎了红绿绸子的自行车也威风地按着嗽叭。偶尔过一辆汽车，那大概必是什么阔佬，因为倘若是位大官儿，就还得戒严呢。
谈到东直门，就不能不提提那一带的三大建筑，而且那时对我都带点神秘性。一个就是蒙藏喇嘛所在的雍和宫，每天一大早，整个那一带都能听到喇嘛念经时吹的足有一丈长的号筒发出的鸣声，深沉而且雄壮。行人可以从雍和宫前头的牌坊和影壁前穿过，看到穿着绛紫裙子黄披肩手持素珠的蒙藏老少喇嘛。一到年下和节日，喇嘛们还跳神打鬼，号筒和锣鼓齐鸣，好不热闹！前头还有几名开路喇嘛威风凛凛甩着皮鞭子，说是去邪，起哄的和不顺眼的，有时也追着打。
1925 年我参加 CY 时，已故于道泉教授一度曾领导过我。二六年我被捕后 ，他就遁入雍和宫，同喇嘛们一混就是十年，学会了藏文。三九年我们同在伦敦东方学院教书，他教藏文。四九年后， 直到前年去世。他一直是中央民族学院藏文教授。从他的早年那段经历可以看到汉藏相处得多么融洽。雍和宫对面是国子监--它的西头就是安定门了。全北京， 除了故宫，那可是保存最完好的地方。几座牌坊都没拆，那尊"官工人等至此下马"的石碑也还健在。同南池子一样， 也仍是北京一条树木成荫的胡同。现在它成为首都图书馆了。二十年代我还从大三条排队去那里祭过孔。事先我们排过祭孔歌，现在歌词我只记得"大哉孔子"一句了。
贴着东直门城根还有一座十分奇特（像个大蒜头）的建筑，那是俄罗斯的东正教堂。拱形屋顶上也是一具十字架，只是礼拜时又点香又点蜡烛，比耶稣教更具吸引力。他们礼拜时嘴里嘟嘞嘞--现在知道念诵的是希腊文。教堂左近经常看到一些扶老携小的俄罗斯人，都是十月革命后从本国逃出来的，见人就伸手乞讨，样子看似很可怜。
就是他们使我老早就记住：当什么可也别当个四处流浪没有祖国的人。
一九九五年
小黑的友情
家境顺的孩子一般都不大淘气。
我早年可很不顺。没等我出生，爹就死了。不到十岁，妈妈也撒手而去。在班上，老师的板子是专给穷孩子准备的。进了地毯房，三把铁家伙动不动就不定抡下哪把。回到家来，堂兄的脸总铁青铁青的。脾气一上来，不是罚我在那盆碧桃前边跪上个把钟头，就是挨掸把子。一回他在我头上晃起菜刀来，我妈才抱住我说，我可就这么一个儿！
大概越是处在逆境中的儿童越不正常。淘气像是对坎坷生活的一种报复，是一种发泄。记得我曾把人家的猫丢进金鱼缸里，还拔过学校厕所照明的电线。一位长者对我摇着头说，"淘得简直没边儿啦！"
一个晚上，我把胡同里一条野猎狗的尾巴上绑了根绳子，绳头上拴了个木片儿，害得那狗拖着木片儿在胡同里来回走了一宵：它神经质地总想摆脱那赘物。
第二天，胡同里好几口子容易失眠的街坊，都抱怨一宵也没睡安宁，气得打了那狗，也骂了往它尾巴上拴木片儿的"缺德鬼"！
其实，我很爱狗。早年每当自己不受待见时，就觉得狗比人好。有人骂狗嫌贫爱富，专咬衣着破烂的，放风筝如乞丐。我倒认为狗挺讲义气。小时家里曾一度连人都吃不饱，哪有什么可喂狗的。当时我们家那条叫"小黑儿"的狗，就到处去偷吃，可还回来看我们那个家。有时它因偷吃被人家打得满身是血，夹着尾巴嗷嗷叫着回来，就朝院子犄角那堆稻草垛上一倒，还一声声地呻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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