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叫卖声最富季节性。春天是"蛤蟆骨朵儿大田螺丝"，夏天是莲蓬和凉粉儿，秋天的炒栗子炒得香喷喷粘乎乎的，冬天"烤白薯真热火"
我最喜欢听夜晚的叫卖声。顾客对象大概都是灯下斗纸牌的少爷小姐。夜晚叫卖的特点是徐缓，拖尾，而且当中必有段间歇--有时还挺长。像"硬面--饽饽"，中间好像还有休止符。比较干脆的是卖熏鱼的或者"算灵卦"的。最喜欢拉长，而且加颤音的是夜乞者："行好的--老爷--太唉太--有那剩菜--剩饭--赏我点吃啵。"
另外是夜行人：有戏迷，也有醉鬼。尖声唱着"一马离了"或"苏三离了洪洞县"。这么唱也不知是为了满足一下无处发挥的表演欲呢，还是走黑道发怵，在给自己壮胆。
那时我是个穷孩子，可穷孩子也有买得起的玩具。两几个钱就能买支转个不停的小风车。去隆福寺买几个模子，黄土和起泥，就刻起泥饽饽。春天，大院的天空就成了风筝的世界。阔孩子放沙雁，穷孩子也能有秫秸糊个屁股帘儿。反正也能飞起，衬着蓝色的天空，大摇大摆。小心坎儿可乐了，好像自己也上了天。
夏天，我还常钻到东直门的芦苇塘里去捉蛤蟆，要么就在坟堆旁边逮蛐蛐--还有油葫芦。蛐蛐会咬架，油葫芦个头大，但不咬。它叫起来可优雅啦。当然，金钟更好听，却难得能抓到一只。这些，我都是养在泥罐子里，每天给一两颗毛豆，一点水就成了。
北京还有一种死胡同，有点像上海的弄堂。可是弄堂里见不到阳光。北京胡同停在一家住户门口等生意的黄包车夫。
里的平房，多么破，也不缺乏阳光。
胡同可以说是一种中古民用建筑。我在伦敦和慕尼黑的古城都见到过类似的胡同。伦敦英格兰银行旁边就有一条窄窄的"针鼻巷"，很像北京的胡同。在美洲新大陆就见不到。他们舍得加固，可真舍不得拆。新加坡的城市现代化就搞猛了。四十年代我两次过狮城，很有东方味道。八十年代再去，认不得了。幸而他们还保留了一条"牛车水"。我每次去新加坡，必去那里吃碗排骨茶。边吃边想着老北京的豆浆油炸果。
但愿北京能少拆几条、多留几条胡同。
一九九三年十月
东 直 门
我虽说是个"老北京"，十八岁以前从没离开过，其实，我最熟悉的还是我出生并长大的东直门。在我两三岁上， 家就从我呱呱坠地的羊管胡同搬到菊儿胡同了，所以羊管胡同在我脑子里没留什么印象。我依稀记得门前仿佛有一溜树，还有一片空旷的草地。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我先后两次去寻过根，连一棵树也没见到。这其实倒也不足怪。八十年代我还重游过福州的仓前山和伦敦西北部的哈姆斯苔德，所有那些树林如今都盖起房屋了。菊儿胡同那里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我那苦命的妈死在那儿--见我的"落日"。天下竟有这种巧事！我十一岁那年夏天刚进地毯房学徒，她就在我一辈子第一次领到工资那天咽的气，而且还吃上我挣来的一口苹果！我们在菊儿胡同住的是路东一个独门独院，一共只三间北屋，东墙根有一道山墙， 刨几个蹲坑，那就是厕所。东南墙角有只破筐，上面铺着点稻草，那就是我们那条最护家的狗小黑的窝。它饿了就到处去偷吃的，然后回来守我们那个破家。它越穷越横，生人一探头它就汪汪的咬，有时也因偷吃的给人家打得满身是血。七十年代有一回我骑车去那里"寻根"。唉呀，东墙南墙都各盖了两间房，挤成蜂窝了。二十年代我们在这儿住时，尽管穷，可还有个院子啊！
菊儿胡同出口是一座院坪。北面是座破庙，西边是一道垂杨柳。
中间就成了左近穷孩子们的游戏场。那就是我的小说《俘虏》的背景。
在读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时，我心里想的就是那片草坪。我们在那里玩过各种游戏，也斗过蟋蟀，排队举过莲花灯。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在那里听到一位穿月白色上衣黑裙子的女士的演讲，她还教了我们一首我至今还会唱的《自由歌》。 那是一支曾影响了我一生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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