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声问了问我身边的那位"行家"："这里有头儿没有？怎么也不管管？"他垂下头来，又斜过脸来说："管？以后下雨天，就连107 号也不照面啦！"
七、我总算有了间书斋
在我的概念中，书斋就是一间（不论多么小 ) 不摆床的屋子，一个脑力工作者可以躲开一些分心的杂音--剁剁炒炒、洗洗涮涮的声音，能静下来思考的地方。在有些国家，这也许是件必需品，一个起码的条件。在房荒仍然严重的我国，不能不承认它还是一种奢侈。
大约 1956 年春间，在一时政策的照耀下，我一度忽然有过那么一小间。1949 年以来，只有那几个月里我写过几篇东西。可没多久，那小间就昙花一现地消失了。
当我在柏各庄跟十几位同命运的人们滚在一条炕上，或在咸宁同几个人合住一间用砖坯堆起来的小屋，以及后来回到北京四口人挤在窗下就是公共尿池的八平方米斗室时，我时常有这个非非之想：要是有一间一个人的工作室多好啊！
1983 年，这个梦竟然变成了现实。如今，我有了一间颇像样的书斋。它不但面积不止八平方米，还有漆得锃亮、可以摆各种纪念物的组合柜，壁上挂了朋友胡梨青、叶浅予、阿老、苗子、秦兆阳、子野、育莲的字画，以及祖光和凤霞合作的《秋艳》。真是造化啊！
但是，每当我工作累了，倒在沙发上，望着这一切，心头就总有一种不那么舒服的感觉。我想：假若把十亿人搭成个金字塔，享有一间书斋的人肯定是在塔尖上。当然，电视上也看到过农民盖的整幢整幢楼房，可是我身边的许多人，住得都不比我当年宽绰多少。一个青年评论家，在同另外几个同志睡着双层床。还有三代人挤在一间小屋里的。一位很有成就的女作家，一提房子，她就摇头皱眉。我相信他们决不会放松自己的努力，必然也像我当年那样，把房管所的门槛都跑穿了。那时我看到的是难看的面孔，如今呢，可能和气点了，然而管理员还会朝你摊开双臂说：没有房叫我咋办？
自然，现在到处在盖房了。从统计数字看，市民平均的住房面积也在上升着。我祝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我祝愿我的同行们个个都能有一间书斋。
到那时，我再来谈我书斋里的陈设吧。这里，我只想说，我在七十三岁上，才混上一间书斋。我希望并且相信新的一代，将会早一点有。
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五年
老北京的小胡同
我是在北京的小胡同里出生并长大的。由于我那个从未见过面的爸爸在世时管开关东直门，所以东北城角就成了我的早年的世界。四十年代我在海外漂泊时，每当思乡，我想的就是北京的那个角落。我认识世界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还是位老姑姑告诉我说，我是在羊管（或羊倌 ) 胡同出生的。
七十年代从"五七"干校回北京，读完美国黑人写的那本《根》，我也去寻过一次根。大约三岁上我就搬走了，但印象中我们家好像是坐西朝东，门前有一排垂杨柳。当然，样子全变了。九十年代一位摄影记者非要拍我念过中学的崇实（今北京二十一中 )，顺便把我拉到羊管胡同，在那牌子下面只拍了一张。
其实，我开始懂事是在褡裢坑。十岁上，我母亲死在菊儿胡同。我曾在小说《落日》中描写过她的死，又在《俘虏》中写过菊儿胡同旁边的大院--那是我的仲夏夜之梦。
母亲去世后，我寄养在堂兄家里。当时我半工半读：织地毯和送羊奶，短不了走街串巷。高中差半年毕业（1927 年冬 )，因学运被变相开除，远走广东潮汕。1929 年虽然又回到北平上大学，但那时过的是校园生活了。我这辈子只有头十七年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那以后，我就走南闯北了。可是不论我走到哪里，在梦境里，我的灵魂总萦绕着那几条小胡同转悠。
啊，胡同里从早到晚是一阕动人的交响乐。大清早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叫卖声。挑子两头是"芹菜辣青椒，韭菜黄瓜"，碧绿的叶子上还滴着水珠。过一会儿，卖"江米小枣年糕"的车子推过来了。然后是叮叮当当的"锔盆锔碗的"。最动人心弦的是街头理发师手里那把铁玩艺儿，嗞啦一声就把空气荡出漾漾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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