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密州到徐州、再到湖州，苏轼一直与家人厮守在一起。在朝云经历“乍谐云雨，便学鸾凰”过程后，苏轼的情感和家庭生活进入非常稳定的状态。论母仪、持家，闰之做得面面俱到；说情调、温存，朝云让他处处称心。在这两个女人的陪伴下，任凭徐州官妓马盼盼胶贴漆粘、湖州佳人糖腻蜜融，苏轼都可从容应对：表面上风流益甚，内心里心定如磐，从而得以在政务上投入更多的精力。他的政敌们为将反对派的这面大旗扳倒，只能从其诗文中寻找破绽，在私生活上，苏轼没有露出任何咂缝吮隙，这一切，不能不归功于内室稳定、妻妾相得。
乌台诗案的突发，使苏轼从风光无限的太守之位直坠向幽谷之底，与他有文字牵连的朋友都受殃及，家人更是无需多言。在被捕、审讯、流放等狂风骤雨似的持续打击下，他的家庭稳定如初，即便闰之受到抄家惊吓，气得她将那些惹事生非的诗文付诸一炬，也没有将朝云和“胡琴婢”一道遣散、放归。
有的学者从现代婚姻制度出发，认为直到朝云十七八岁，也就是到了黄州之后，才被苏轼纳为侍妾 ，有的人甚至这样说：
就在苏轼跨出“乌台诗案”的鬼门关，贬谪黄州后，她义无反顾地彻底走进了苏轼生活的全部空间。
黄州，犹如是苏轼生命运行轨道中的一个“空间站”。这个“空间站”自然而愉快地接纳了她。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苏轼与朝云共同完成了这个循环过程，精神境界达到了极至的升华，灵与肉的结合，得到了最完美的超越 —— 朝云正式成为苏轼的妾。
——熊朝东《芳草天涯路》之《王朝云》
“义无反顾”等语言，将朝云赞誉得甚是英烈；“走进了苏轼生活的全部空间”，东坡的生活空间，怎会只像朝云身条那样细窄？自从苏轼“蒙恩责授检教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他的薪俸便没有着落，有时不得不靠变卖官府的空酒囊为生 ，在“物质生活”上已然沦入社会底层，不得不靠友人接济度日，直至马梦得帮他请到“东坡”那块荒地，才有了自食其力的条件 —— 朝云和闰之一样，在黄州所得到的赐予，除了贫困就是忧愁，只有东坡的诗词文章，还有他诙谐的故事，才能给她们带来几丝精神上的安慰。
如果朝云在乌台诗案之前尚未成为家庭生活的一员，或者说她与闰之的关系仅为一般，甚至是貌合神离，那么在苏轼被捕、全家老小逃难似的投奔苏辙的颠簸流离过程中，任凭朝云如何“义无反顾”，恐怕也要被生活极为艰难的闰之给打发了。事实确是，闰之不仅没有怠慢朝云，反而将她从湖州带到南都（今河南商丘），又从南都经过汴水、淮水、运河、长江而赴黄州贬所，朝云始终安然地生活在她的身边。
身陷囹圄、被贬幽居的苏轼，在这一时期的诗文、书信中都没谈及朝云，但积于内心的情感，却在一首词中得到倾诉，这就是后来才被发现的那首长调《沁园春》。
情若连环，恨如流水，甚时才休？
也不须惊怪，沈郎易瘦；
也不须惊怪，潘鬓先愁。
总是难禁，许多魔难，奈好事教人不自由。
空追想、念前欢杳杳，后会悠悠。
凝眸。悔上层楼。
谩惹起、新愁压旧愁。
向彩笺、写遍相思，字了重重封卷，密寄书邮。
料到伊行，时时开看，一看一回和泪收。
须知道、俱这般病染，两处心头 。
这首词显然是写给朝云的。元丰三年（1080）三月初至五月末，苏辙因去年上书请求以自己官职贷兄长之罪，被贬到筠州（今江西高安）监理盐、酒税务，他顺道护送嫂嫂一家前往黄州。在为期接近三个月的漫长行程中，子由不停地往黄州递送书信，以免兄长担忧。苏轼在与弟弟频繁的书信往来之际，特意找来朝云喜欢的“彩笺”，写下这首长调，并且“重重封卷”，让信使悄悄交给朝云。词中脱尽浮花浪蕊，字字都是挚情流露。上阕交待自己遭受“魔难”后的境遇，虽有沈约般的忧思、潘岳似的霜鬓，却连用两个“也不须惊怪”，无奈之状，一唱三叹，悲情往复。他将对妻儿老小和朝云的“连环”情感，以及对不住家人的悔恨，全在回环往复中沉痛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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