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史 》 皇家医事   》 太医老字号同仁堂(1)      屈维英 Qu Weiying

　　坐落在北京前门大栅栏的同仁堂，迄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的老字号中长盛不衰的代表，其影响播及全国乃至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具有极高的医学、社会、历史和文化价值。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著名药铺的创始人正是供职于清宫太医院的乐氏家族。
　　早在清代，同仁堂就享有盛誉，时人有诗云：“都门药铺数同仁，丸散人人道逼真。纵有歧黄难别味，笑他若个术通神。”由于其特殊的背景和职能，同仁堂始终代表着皇家制药的最高水平。经乐氏13代传人精心研制和发展，同仁堂吸收众家之长，熔宫廷秘方、经典古方和民间验方于一炉，摸索出一套极具自身独特的配方特色和制药工艺技术，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康熙八年（1669年），太医院高级医官乐显扬着手创办北京同仁堂，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乐氏第五代传人乐凤鸣编制完成《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即同仁堂传统配本，共收录中成药15个门类363种。雍正元年（1723年），同仁堂正式开始供奉清宫御药，延续清王朝八代皇帝，历时188年。
　　同仁堂与太医院的交往的十分密切，长期负责为御药房承办宫廷药材和各种所需中成药。自雍正元年起，清宫大内要求同仁堂每三个月向太医院供药一次，不得有误。所供的药材和中成药，必须产地地道，拣选纯洁，质色兼优。御药房每次开列的药物“信贴”和“粘单”数量很大，少则近百种，多则数百种。如乾隆十八年（1783年）秋，皇帝赴热河行猎，需带“随捆药味咀片丸散”，由于御药房丸药不全，细料药味俱无，大内便立即给同仁堂药商张世基下达紧急“粘单”，“限八月三十一日送至”。所开列的贵重药物有：牛黄五钱，冰片五钱，麝香五钱，朱砂五钱，雄黄五钱，犀角面四两，白芨面八两，共七种。此外，还有茯苓、苏叶、陈皮等常用药材34种，悉数送至。
　　清宫大内给同仁堂下达的购药任务不仅数量大，而且带有强制性。精明的同仁堂药商自然把这项“皇差”当作至高无上的荣耀，每每迅速地高质量采办，绝不敢搪塞。为了取得太医院的信任，也为了保住这项生意，同仁堂坚持长久不变的价格。雍正年间，同仁堂与皇家签订的合同中，药价不变，并且坚持先供药后领银。在嗣后一百多年间，市场上药价不断上涨，但同仁堂向御药房供药的价格不变，致使该药店连年入不敷出，加之官差人役等常常从中作梗勒索，同仁堂步履维艰，至道光年间，由于支垫银两太多，兴旺多年的同仁堂已经难以为继。尽管如此，同仁堂药商对内廷仍维持雍正时期的药价不变。
　　由于坚持为皇室服务，同仁堂终于享有了清宫特批的预领官银和调剂药价这两项特权，可谓皇恩浩荡。乾垄道光年间，随着全国物价的上涨，中药材的价格也大幅攀升，直接影响到同仁堂为内廷采购生药的买卖。为保障皇室的需要和自身的生存，乾隆十三年七月，同仁堂向管理御药房事务的总管内务府大臣具呈恳借银两，以助购药。此呈立即获得皇上“恩准”。
　　道光十六年，同仁堂店主乐清安、药商张大镛再一次向内务府恳借银两，这一次呈报“因碍难准行”。后经总管内务府“详加访查”，发现“该药行近年资金不足垫交”，“若不量为调剂，恐滋贻误”。于是经各大臣共同筹酌，拟请皇帝“恩准”，令同仁堂由广储司银库暂领银一千两，以便随时采购药材。并规定，每季结算银两时扣还五百两，两季扣完。还行文督察院，查照乾隆十三年借银成案，粘贴告示，以防不法药商“以官银抵还私债，贻误官差，致于坐办。”官方采取的这一措施，有力地保护了同仁堂的生意。
　　随后药价又一次狂涨，同仁堂重陷困境。道光十七年五月，同仁堂具呈内务府大臣，恳请“将药味按仿时价加增”。经内务府大臣转报，皇帝“俯准所请”，将此项药价批归崇文门宣课司报照市价核算，再请崇文门税务处讫复批准，即可调剂药价，去广储司领取银两。自道光帝“恩准”同仁堂调价之后，晚清大内一直因袭沿用。光绪十四年（1888年），御药房一张呈文中写道：“同仁堂药商自本年三月一日起三十日，所配合丸散等项药味，均已敬谨配合告成，全行交进，理合具稿核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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