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鉴赏 》 唐詩百話   》 92.韓偓：香奩詩、長短句六首      施蜇存 Shi Zhecun

　　韓偓字緻堯①，京兆人，昭宗竜紀元年(公元八八九年)進士。他與韋莊都是唐代最後一群詩人。當時宦官弄權，軍閥跋扈，昭宗李曄於光化三年十一月，被左右軍中將劉季述逼迫退位，囚於東宮少陽院。韓偓與宰相崔胤定策誅殺劉季述。天復元年(公元九O一年)正月，昭宗復位，崔胤晉爵為司空，偓等賜號功臣。五月，擢升為翰林學士，甚得昭宗信任，屢次召對，問以機密大事。因此為宦官所忌，攻訐韓偓漏泄宮禁中語言，阻止昭宗再召見他。十月，朱全忠逼帝幸風翔，偓追至鄠縣，見帝慟哭。至風翔，遷兵部侍郎，進承旨。三年正月，帝還京師。二月，因為朱全忠所惡，貶為濮州司馬。臨行時，昭宗秘密與偓泣別。偓說：“這個人比以前那些人更壞，我降官而死，也許是幸事，實在不忍看見他做出篡弒的罪行。”以後又貶為榮懿尉，徙鄧州尉。天佑元年(公元九0四年)四月，朱全忠逼帝遷都洛陽。八月，朱全忠弒帝於椒殿。天佑六年，召偓為學士。偓不敢入朝，舉傢南遷，至福建，依王審知。後唐同光元年(公元九二三年)，卒於南安之竜興寺，年八十。
　　韓偓一生的政治生活，非常復雜。他和昭宗，有君臣知遇之感。崔胤是朱全忠的人，韓偓幫助崔胤，密謀誅殺劉季述，是藉朱全忠之力肅清宦官勢力。但誅殺劉季述的功臣中也有宦官。這些宦官分為二派，一派是朱全忠的人，一派是李茂貞的人。劉季述的被殺，造成了新的一群宦官的勢力。韓偓和昭宗屢次密談，既為新興的兩派宦官所忌，又為朱全忠所忌，韓偓雖然想為昭宗效忠，內誅宦官，外製軍閥，以保全李唐政權，但他畢竟是個手無寸鐵的文人，無能為力。終於被朱全忠斥逐出去，眼看昭宗被弒，結束了唐代的歷史。
　　韓偓的詩集，從《唐書·藝文志》以後，歷代著錄的書名、捲數都不相同。但可知他有兩部詩集：一部是一般的詩集，名為《翰林集》，或稱《韓翰林集》，或稱《韓內翰別集》，或稱《韓偓詩集》，這一集中所收都是他平日抒情、詠懷、唱和、記事的詩，詩格清麗，與韋莊的《浣花集》相似。另一部名為《香奩集》，所有著錄都相同，並無異名。這部詩集中所收都是描寫女色和男女偷期密約的豔情詩，風格是繼承李商隱的，但創作方法沒有李商隱的朦朧隱晦。這一集詩被視為唐詩中最下流的，它在後世産生了許多不良影響。明清兩代的色情詩人，都喜歡做這種詩，可以清代王次回的《疑雲集》、《疑雨集》為代表。才子隹人小說中的“有詩為證”，也都是這一派的詩，例如清末的《花月痕》，民國初年鴛鴦蝴蝶派小說《玉梨魂》和《雪鴻淚史》，都是。
　　但是，也有人以為韓偓是個正人君子，不是溫飛卿那樣的輕佻才子。《香奩集》中的詩，表面上看雖然賦詠的是男女私情，但骨子裏卻是暗寫他和昭宗的君臣際遇。正如李商隱有些豔情詩是暗寫他和令狐綯的關係。這樣一講，《香奩集》就成為一部有政治比興的詩史了。清代末年，有一位滿族詩人震鈞寫了一部《香奩集發微》，就運用這個觀點給集中所有的詩作了箋釋。他的依據是韓偓自己寫的《香奩集序》和詩題下所註寫作年月不合。韓偓在序文中說這一集詩的創作年代是“自庚辰、辛巳之際，迄己亥、庚子之間”。又說在這一期間，他“所著歌詩，不啻千首，其間以綺麗得意，亦數百首。往往在士大夫之口，或樂工配入聲律。”庚辰是懿宗大中十四年(公元八六O年)，韓偓纔十七歲。庚子是僖宗廣明元年(公元八八0年)，韓偓三十七歲。這樣說來，這一集中的詩都是他早年的作品。但是，集中有《無題》四首，小序雲：“餘辛酉年戲作無題十四韻……”辛酉是昭宗光化四年，也是天復元年(公元九O一年)。正是因誅劉季述有功，任翰林學士的時候。又有《裊娜》七律一首，題下註云：“丁卯年作。”丁卯是天祐四年，正是昭宗被弒，朱全忠篡位的時候。又有《深院》七絶一首，題下註云：“辛未年在南安縣作。”又《閨恨》七絶一首，註云：“壬申年在南安縣作。”又《閨情》七絶一首，註云：“辛未年在南安縣作。”這三首顯然都是晚年在福建的作品。為什麽序文中說這一集詩是未登進士的早年新作，而實際並不如此?為什麽還要在詩題下註明實際的創作年代?震鈞說：
　　序中所書甲子，大都迷謬其詞，未可盡信也。其謂庚辰，辛巳迄己醜、庚子之間者，考其時在僖宗之代，緻堯方居翰林也②。而一捲《香囊》，全屬舊君故國之恩，彼時安所用此?此未可信也。又所謂“大盜入關”者，似指黃巢矣，而云“遷徒不常厥居，求生草莽之中，豈復以吟詠為意”。則益可疑。考巢賊亂後，緻堯始貴，並無避地之舉，直至梁移唐祚。緻堯始“不常厥居”，所謂“天涯逢故舊，避地遇故人”者，正此時也。然則“大盜”蓋指朱溫，而避地則貶濮州，貶榮懿，徙鄧州。南依王審知，均是也。故《無題》詩序雲：“丙寅年在福建寓止”，可徵《香奩》一集，編於晚年梁氏既禪以後，故不得不迷謬其詞以求自全雲爾。
　　又說：
　　今集中詩凡有年之可考者，均在貶官以後，即《翰林集》亦始於及第之年，未及第前，無一詩之在，抑又何也?以此見《香奩集序》乃故為迷謬之詞，用以避文字之禍，都非正言也。
　　凡是仔細讀過一遍《香奩集》的人，對於這個疑問，恐怕都會與震鈞持相同的解釋。現在讓我們用這個觀點來看幾首詩：
　　懶卸頭
　　侍女動妝奩，故故驚人睡。
　　那知本未眠，背面偷垂淚。
　　懶卸鳳皇釵，羞入鴛鴦被。
　　時復見殘燈，和煙墜金穗。
　　這是一首五言古詩，也可以說是仄韻拗體五言律詩。但《花草粹編》卻把它作為《生查子》詞收入了。因為音調與《生查子》詞完全一樣。蘇東坡有一首詩，題雲：《送蘇伯固效韋蘇州》，詩云：
　　三度別君來，此別真遲暮。
　　白盡老髭須，明日淮南去。
　　酒罷月隨人，淚澀花如霧。
　　後夜送君時，夢繞湖邊路。
　　這首詩既見於東坡詩集，又見於東坡詞集，亦題作《生查子》。東坡詩題所謂“效韋蘇州”，是指韋應物。查今本韋應物詩集中沒有這樣聲調的詩。很可能是韓緻堯之誤。從這一個例子可知唐代末年，詩的句法音律已在變革，也是從詩發展為詞的一個跡象。
　　震鈞在《懶卸頭》這首詩後，加了一個箋釋雲：“一腔熱血，寂寞無聊，惟以眼淚洗面而已。”我以為這樣箋釋，還沒有能透發出政治比興的意義，它仍然是在為豔情詩作解釋。韓偓另外有一首詩，癸酉年在南安縣作的《閨情》，也用“懶卸頭”，可以引起我們的註意：
　　輕風的礫動簾鈎，宿酒初醒懶卸頭。
　　但覺夜深花有露，不知人靜月當樓。
　　何郎燭暗誰能詠，韓掾香焦亦任偷。
　　敲折玉釵歌轉咽，一聲聲入兩眉愁。
　　我以為這兩首詩是同時所作，表現的也是同一類型的情緒。既然是在南安時所作，可知作者當時的情緒是正在考慮要不要到福州去依附王審知。“懶卸頭”即不想改妝，二詩中都表達了這個意志。“懶卸鳳皇釵，羞入鴛鴦被”這一聯的喻意最為明白。“宿酒初醒”是指在長安時的政治生活，猶如酒醉一場。“時復見殘燈”一聯，分明是說唐代的滅亡。此外一些詩句，都是藉婦女的閨情來表現自己的政治悲憤。因此，震鈞把《香奩集》比之為屈原的《離騷》。他說：“《香奩》之所以同於《離騷》，以其同是愛君也。所以異於《離騷》，《離騷》以美人比君，《香奩》以美人自比。如第一首《幽窗》，純描怨女之態，而實以寫羈臣也。大抵緻堯素性修潔，不肯同流合污，故以靜女自方。”這意見也說得很好，不過集中詩並不全是以靜女自比：
　　薦福寺講筵偶見又別
　　見時濃日午，別處暮鐘殘。
　　景色疑春盡，襟懷似酒闌。
　　兩情含眷戀，一嚮改辛酸。
　　夜靜長廊下，難尋屐鑿看。
　　這首詩是記述在薦福寺聽講佛經的席上偶然見到那個人，一見之後，隨即分別，因此作這首詩來抒寫惆倀的情懷。問題是：“偶見”的那個人是誰?如果是一個互相愛戀而不得在一起的女人，這首詩就是單純的豔情詩。但震鈞說：“此首在朝日作。唐代重行香，此是因行香晤及宰相，礙於朱全忠，不得盡言也。”他以為這是在節日到佛寺裏去燒香的時候，偶然見到宰相，因為礙於朱全忠，不敢多談，匆匆分別。這樣的“以意逆志”，當然也講得通。尾聯可以解釋為見面後夜晚回憶，一切已成過去，連腳跡印都不可見了韓掾香焦亦任偷。這樣講，那麽這首詩又具有政治比興的意義了。
　　可能有人會懷疑，用這樣的方法來講詩，一切色情詩、香豔詩豈非都可以講作有比興意義的嗎?是的，我說，應當有這個疑問。不過，如果你多讀古詩，你就能發現，有些詩是作者確無比興寄托，而讀者可以用比興寄托來講解，並且以比興寄托的意義來引用這首詩。另一種詩是作者確有寓意，但文字表面不很看得出來，讀者也不容易體會作者的寓意，這就失之交臂了。《香奩集》中的詩，如果說是有比興意義，也衹是以政治情緒比作戀愛情緒，或者如震鈞所說，以“閨情”為“離騷”。這種比興，很難將一詩一句，實指其為某人某事。震鈞的“發微”，止是根據詩中所表現的情緒，揣摩韓偓政治生活中某一時期所可能有的情緒。這樣的箋釋，可信的成分不大。我不同意震鈞的箋釋，但同意他對《香奩集》的評價，它不是簡單的豔情詩，作者是有所寄托的。序文所述與詩集中的自註顯有矛盾，這是作者有意暗示讀者的破綻。這是第一個論證。另一個論證是韓偓的另一首詩，題目是《思錄舊詩於捲上，凄然有感，因成一章》：
　　緝綴小詩鈔捲裏，尋思閑事到心頭。
　　自吟自淚無人會，腸斷蓬山第一流。
　　這首詩也是給讀者的暗示，如果作者自知這些詩是為男女愛情而作，為什麽還要恐怕無人懂得呢?末句“腸斷蓬山第一流”，又是一句雙關典故，既可以釋為指天仙美女，又可以指翰林學士。所以震鈞在此詩後箋雲：
　　此則忍俊不禁處。一生心事，和盤托出。蓋《香奩集》畫竜點睛處也。其雲：“自吟自淚無人會”，蓋早知後人必以《香奩集》為鄭衛之音矣。
　　這一段話，確是“發微”了。可是從元人《瀛奎律髓》以來，評論韓偓詩者，都沒有註意這一序一詩。鬍震亨說：“韓緻堯冶遊情篇，豔奪溫、李，自是少年時筆。《翰林》及南竄後，頓趨淺率矣。”(《唐音癸簽》)瀋德潛說：“偓早歲喜為香奩詩，後一歸節義，得風雅之正焉。”(《唐詩別裁》)此二傢都以為《香奩集》詩是韓偓早年作品，好象都沒有看見詩題下作者自註寫作年代。方虛𠔌說：“香奩之作，詞工格卑，豈非世事已不可救，姑流連荒亡，以抒其憂乎?”(《瀛奎律髓》)他知道這些詩不是早年作品，也知道是“抒憂”之作，但他不能認識這是詩人寓意之作，而以為是詩人自寫其消極的醇酒婦人生活。這三傢都不免使韓偓慨嘆“無人會”了。
　　鬍震亨《唐音癸簽》中有一節說：
　　宋元編錄唐人總集，始於古律二體中備析五、七等言為次。於是流委秩然，可得具論：一曰四言古詩，一曰五言古詩，一曰七言古詩，一曰長短句，一曰五言律詩，一曰五言排律。一曰七言律詩，一曰七言排律，一曰五言絶句，一曰七言絶句。
　　這是鬍震亨記錄他所見宋元人編輯的唐人詩集的分類目錄，查唐代詩人自己或後輩所編詩集如韓愈、白居易、元稹等集，現在所見都是唐編舊本，止分古詩、律詩兩類。《香奩集》是韓偓自己編定的，其分類方法已經和鬍震亨所說的一樣。但排律這個名詞，晚唐時還沒有産生，看來今本《香奩集》和《翰林集》都經宋元人重新編定，不是韓偓自編的原樣。
　　分類《香奩集》中果然有“長短句”一類，值得我們註意。長短句是五言、七言混合體的歌詩，有時還加一、二個三言句。這種詩體，盛唐時已有，李白稱為“三五七言”。中、晚唐時，樂府、歌行、麯子詞，都用雜言，於是産生了“長短句”這個名詞，以概括當時一種新的詩體。但到了北宋，長短句這個名詞的概念已與詩分離，而屬於一種新興的文學形式，這種文學形式，在五代時稱為麯子詞，到了南宋，纔定名為詞。
　　《香奩集》的分類，如果不是韓偓自己分的，至少也該是北宋初期人分的。在七言古詩之後，五言律詩之前，有“長短句”詩六首：《三憶》(三首)，《玉合》、《金陵》、《厭花落》各一首。揣測編者之意，似乎以為這是五、七言古詩的變體。《三憶》三首，完全是擬作瀋約的《六憶》詩，本該屬於樂府詩。《玉合》等三首的聲律就有些不古不今，非詩非詞。
　　玉合
　　羅囊綉，兩鳳皇；玉合雕，雙鸂鶒。
　　中有蘭膏漬紅豆，每回拈着長思憶。
　　長思憶，經幾春；人悵望，香氤氳。
　　開緘不見新書跡，帶粉猶殘舊指痕。
　　金陵
　　風雨瀟瀟，石頭城下木蘭橈。
　　煙月迢迢，金陵渡口去來潮。
　　自古風流皆暗銷，
　　纔鬼妖魂誰與招；
　　彩箋麗句徒已矣，
　　羅襪金蓮何寂寥。
　　讀這兩首詩，再和溫庭筠的《菩薩蠻》對比，你就可以明白，長短句是晚唐的詩體，它傾嚮於作為麯詞。麯子詞是按現成的麯調配合的詩，它的聲律逐漸與詩分化了。《玉合》或《金陵》如果是一個麯調名，有現成的麯譜，那麽它們也是麯子詞了。區別僅僅在此，因此，王國維輯錄韓偓的詞，把這兩首和《生查子》、《三憶》都收了進去。
　　一九八五年五月七日
　　①韓僻的字，《唐書》本傳云字緻光。計有功《唐詩紀事》雲：字緻堯。鬍仔《苕溪漁隱叢話》雲：字緻元。《四庫總目提要》以為當作緻堯，光與元皆形近而誤。然吳融有《和韓緻光侍郎無題三首十四韻》，吳融與韓偓同時同官，似不應有誤。
　　②按庚辰至庚子，皆在竜紀元年進士及第之前，時韓偓尚未入仕，震氏雲偓“方居翰林”，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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