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给张爱玲带来莫大的喜悦，若说人生安稳的时候多，飞扬的时候少，若说飞扬就是一种随心所欲的感觉，那现在正是张爱玲飞扬的时候，服装会向你透露她飞扬的喜悦。她的笔已是从容自如，她也要放纵一下自己的喜好，随心所欲地穿衣。她的笔潇潇洒洒、飘然不群，她的服装独出心裁、惊世骇俗。当时一家报刊上登过一张题作“钢笔与口红”的漫画，画的是文坛上最走红的女作家：潘柳黛身上盘曲着一条蛇，苏青一手挟书稿一手拎包行色匆匆，张爱玲却是身着一件古装的短袄，旁书一行字，道是“奇装炫人的张爱玲”，不言其他，单道她的衣装，足见给人留下的印象之深。她的文章众口传诵，她的衣着也成了上海滩上的热门话题。事隔数十年，说到张爱玲，当时与她有过接触的人提到她，不免就要说到她的奇装异服，而从她散文中了解她的人对她的服装也有一种说不出的好奇心。比如记者采访王桢和时不忘追问张衣着的细节，《现代文学》的一帮年轻人见张前对她的衣着充满好奇，后来水晶在美国访张爱玲时对她的穿着也特别注意。
张爱玲自小对服饰就有一种难言的喜好。她各时期的梦想里都替衣饰留下了显著的位置。十二三岁时，她理想中的理想村里有盛大的时装表演；中学时代，她于梦想着“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发愿“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事实上她在更小的时候已经对漂亮的衣服入迷。她母亲因爱做衣服，曾经招来她父亲的讥嘲：“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她最初的回忆之一就是她母亲站在镜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而她在一旁仰脸观看，羡慕不已，发愿“八岁要梳爱司头，十岁要穿高跟鞋”，恨不能立时上长到可以梳妆打扮的年纪。父亲的嘲笑当然不会对她有影响，而爱衣饰本是女人天性，也不必由她母亲来传染。可是好不容易熬到长成少女，幼时的梦还是难圆。
上中学，正是花枝招展的年纪，偏赶上父母离异，她随了父亲，在继母的治下，小姐的身份忽然间变得暧昧不明。父亲自然不会操心女儿的衣着，她只能拣继母的剩货。事隔多年，张爱玲提到此事仍是心意难平：“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长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她周围的同学大多家境优裕，一个个都是公主似的人物，穿红着绿，把校园作了争奇斗艳的舞台；而她本是金枝玉叶，如今光看衣着，她直是个寒伧的小家碧玉。青春期里的人神经是赤裸的，他们不懂如何缓解自己的痛楚，只会夸大这痛楚，锐利到锥心刺骨。何况这是女校，一个地道的女人世界，衣饰是永不枯竭的话题。张爱玲不免自惭形秽。回想起中学的不愉快，她首先联想到的便是自己陈旧难看、不入时的衣衫。局外人很难想象此事带给她的刺激有多大--她不仅羞惭，而且“憎恶”，说是压抑的愤怒也不为过。50年代在香港张爱玲曾对朋友解释说：“我小时没有好衣服穿，后来有一阵子拼命穿得鲜艳，以致博得‘奇装异服’的‘美名’。穿过就算了，现在也不想了。”不过补偿心理似乎还是不能解释她那时的穿着何以大胆到出格的地步。
或许就因为这压抑，因为对这不快的过于分明的记忆，她念大学时得了两个奖学金，马上拿去做了一堆衣服。可惜我们无从知晓她在香港大学时期的装束，也不知道让她在上海大出风头的那些奇装中的某些是否就出在这堆衣服里。既然没人提起，我们宁可猜想她做的那些衣服还没有别致到出格的地步--虽说是随心所欲，她在穿着上的作风肯定不及后来的大胆。
成名给了她自信。假如过去做了件奇装她要自问，“这可穿得出去？”那现在她是真正的敢做敢穿，随心所欲了。上海人还没有修炼到见“怪”不怪的境界，对她过于奇特的时装不免啧啧有声，然而笑话由人笑话，她自率性而行--自信、胆量与名气是成正比的。《更衣记》结尾写一小孩子骑着车卖弄本领，双手脱把轻倩地飞掠而过，满街人那一刻充满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接着发议论道：“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撒手”也便是飞扬的喜悦。张爱玲在处世方面并不是一个“不知眉高眼低”的人，但眼下正逢她“飞扬”的时日，她先就在衣饰上“撒手”了，这一撒手给文坛逸史添加了不少有趣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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