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 》 春明外史   》 章回小說大師張恨水      張恨水 Zhang Henshui 　　——代後記 　　張友鸞 　　一 　　張恨水（1895—1967）是我們同時代的一位章回小說大師。 　　他終身從事新聞工作，寫小說原是他的副業。由於他努力寫作，慘淡經營，他的小說為讀者所喜愛，自然而然地他成為小說專門傢了。 　　他的作品在一百一十部以上，還沒有人把它整理出一個完整書目。字數遠遠超過幹萬，也從來沒有人加以統計。 　　二十年代中期起，乃至整個三十年代，他的作品被大量印行。由於出版他的作品，有人爭取承受“版權”，特意因為他組織一個出版社。由於改編電影，有人爭取“攝製專有權”，大打官司。各個劇種，以及麯藝評彈，紛紛改編他的作品。在當時作傢之中，這種情況是頗為突出的。 　　他的讀者遍及各個階層。作品的刻畫入微，描寫生動，文字淺顯，口語自然，達到“老嫗都解”的境界。內容主要在反對封建，反對軍閥、官僚的統治，反對一切社會不良現象；主張抗戰，主張戀愛真誠的婚姻自主。他的思想似乎是舊民主主義的，在當時卻自有他一定的進步意義。 　　我不知道我們的圖書館收藏他的作品有多少。在十年動亂中，這是被封存不供藉閱的“禁書”。它被“否”了，說是黃色讀物。現在，更多的人說他是鴛鴦蝴蝶派，是禮拜六派。有的大學生很想研究一下“張恨水及其作品”，卻衹是趑趄不前，他們害怕會被打成“小鴛鴦、小蝴蝶”。 　　現代文學史傢對於這樣一位有影響的作傢，全都避而不談。使人聯想到，“漢代也許沒有楊子云”這個歷史故事。他的作品好，你表揚；他的作品不好，你批判。視而不見，不能不說是文學史傢的失職。 　　還有不得不提的，是他的國際聲譽。舉個例說：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書目裏，收藏有他的小說近六十種。有些大學圖書館，也分別藏有三二十種。大學畢業生考博士《張恨水研究》是論文的專題。是不是應該告訴他們：“張恨水是鴛鴦蝴蝶派，快快停止你們的研究吧！”或者我們也來研究一下張恨水，重新作出適當的評價呢？ 　　這裏，為我們研究者提供一點淺薄的研究參考資料。 　　二 　　張恨水的小說，根據寫作和發表時間的先後，約可分為四個時期。每一時期有客觀上不同的時代背景，有主觀上的思想嬗變的痕跡。藝術技巧上也可看出，他從幼稚到成熟、到得心應手，揮灑自如，末年卻是可悲嘆的衰退。 　　初期 　　所有作傢都一樣，起初總有一個模擬練習寫作時期，這個時期的作品，不問可知是幼稚的。 　　他的處女作，是一篇武俠小說，他自己到後來也記不得全題，但能隱約想起題目中有一個“俠”字。寫作的目的不是為了發表，更沒有想到將來要成為小說作傢，衹是寫好了念給弟弟妹妹們聽，說故事好玩。一股“創作欲”開始萌芽。這時他十七歲。論年齡，他開筆不算太早，然而這畢竟還算不得真正寫作的起點站。 　　十八歲，死去了父親。十九歲，由於家庭包辦婚姻的不如意，在成親後不幾天，他就離開傢，出外謀生。一直沒有穩定的職業，掙紮在饑餓綫上，流浪江南。對於世態人情，有切身的體會。當時的生活十分困苦，卻給後來寫作提供了源泉。 　　也就是十九歲那一年，他在蘇州，寫了《舊新娘》、《桃花劫》各三四千字。二十歲，寫《青衫淚》，大概窮途未路，發牢騷，寄幻想於未來。原計劃寫成長篇，可是衹寫到十七回為止，沒有寫完。二十一歲，寫《未婚妻》、《紫玉成煙》。二十三歲，寫《未婚夫》。二十四歲，寫《南國相思譜》，曾在蕪湖《工商日報》連載，是否登完，不得而知。 　　這些早期習作，都是文言的。在敘述描寫之中，夾雜許多詩詞，用以表露文采。他寄了一些給《小說月報》的編者惲鐵樵，得到回信稱贊，但始終未見發表。 　　二十四歲的後期，他開始寫白話小說。一篇《真假寶玉》約三千字；一篇《小說迷魂遊地府記》，約一萬字。他記得是在《民國日報》連載的。他的“創作欲”這時已經上升到“發表欲”，以在報刊上看到自己的名字為樂事，並不計較稿費。事實上，報刊對於這樣初事寫作的人，肯寄點郵票作為報酬，就算得相當重視的了。 　　時間是民國初年，社會還完全在封建勢力支配之下。知識分子從帖括中解放出來，為時未久，能夠致力於小說的創作，原是難能可貴的。但從他初期作品那些篇名中，卻看不出有什麽重要意義的題材。可以說，那衹是追求時好，投合編者口胃，爭取發表而已。 　　當時報刊，按照小說故事情節，分為：社會小說，言情小說，政治小說，愛國小說，倫理小說，武俠小說，偵探小說等等。在比重上，言情小說的讀者最普遍，編者最歡迎，作者最多，因而又細分作：愛情小說，哀情小說，奇情小說，俠情小說等等。他的初期作品，無疑是屬於言情小說一類。他自己說，寫《青衫淚》是模擬《花月痕》的。其實不僅如此。當時言情小說作者當作典範的，還有《青樓夢》、《海上花列傳》、《海上繁華夢》等小說。走這條路子，决非“取法乎上”是很明白的。 　　然而值得慶幸的，他走這條路沒有走通，到此止步了。 　　二期 　　1919年秋天，他來到北京，先在《益世報》做校對，後在上海《申報》駐京辦事處做編輯。“五四”運動的浪濤，震撼着所有青年人，他自然也無從例外。衹是他愛好鑽研古典文學，裝了一肚皮詞章，對於《文學改良芻議》，雖然原則贊同，究竟不無保留。他有了正式工作以後，收入不甚菲薄，就不大想寫作了。因為卻不過朋友的情面，到京第二年，給蕪湖《工商日報》寫了一篇《皖江潮》，約莫七八萬字。這篇之後，有四五年他沒有再寫小說。 　　寫《皖江潮》這一年，他二十六歲。從寫作時間的連續性說，應是他初期作品的最末一篇。但無論就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上看，卻屬於第二期作品的第一篇。因為他開始從舊式言情小說的窠臼中擺脫出來，走嚮諷刺和譴責的路子了。他自己不大重視這一篇，我卻認為這是他從事寫作以來的重要轉折點，是關鍵性的一篇。 　　1924年4月，《益世報》總編輯成捨我，離開報社，自己創辦《世界晚報》。他們是老同事，在《益世報》的時候，互相唱和，詩酒留連（《春明外史》中有楊杏園和舒九成聯句的描寫，就記的是他和成合我吟詩故事），很談得來。成捨我“知人善任”，心目中早安排了他在晚報擔任的角色，約請他主編一版副刊，並言定寫一篇連載小說。他接受了，副刊取名《夜光》，小說取名《春明外史》。——自此以後，他無論在哪傢報社擔任何種職務，總歸要兼編一個副刊，自撰一篇、甚至兩篇小說，按日連載，這成了慣例。一般是每天刊登五百字左右。《春明外史》共有一百多萬字，直到1929年纔告結束。也就是說，他三十歲時寫起，三十五歲纔寫完。這篇之後，接着他又在《世界晚報》發表了《斯人記》。 　　1925年2月，成捨我於晚報之外，又創辦了《世界日報》。仍然請他兼編一個副刊，取名《明珠》（另外有個新文藝副刊，劉半農主編）。他先發表的連載，題為《新斬鬼傳》。針對當時社會不良現象，備極諷嘲。因為寫的是抽象人物，儘管也很淋漓盡致，一般讀者不能十分理解，“叫座”的能力不高。這篇登完，接着發表了《金粉世傢》，卻又引起熱烈的高潮。特別是有文化的家庭婦女，都很愛讀；那些閱讀能力差的、目力不濟的老太太，天天讓人念給她聽。受歡迎的情況，可以想見。這篇小說也很長，報上連載好幾年。結束後，他繼續給《世界日報》寫了《第二皇后》。不知為了什麽原因，這篇沒有在報上登完。 　　自從《春明外史》在報上發表，很吸引讀者，大大有助於報紙發行量，因而北京有幾傢大報，都來請他寫小說。這個期間，他同時給《益世報》寫《京塵幻影錄》，給《晨報》寫《天上人間》（此篇後來《上海畫報》轉載）。這兩篇都沒有像《春明外史》、《金粉世傢》那麽轟動。 　　雖然早年他曾在上海報紙上發表小說，但是篇幅不長，數量不多，時間不久，一抹而過，沒有被人註意，不生什麽影響。及至他在北京發表多篇小說，成了很有名氣的作傢；衹是當時交通不便，北京報紙的發行網限在華北，南方難於看到，他也僅僅為北方人所知。1929年，上海《新聞報》副刊《快活林》主編嚴獨鶴，來遊北京，知道他是北京人所喜愛的作傢，又從報上讀到他的小說，就浼人介紹，約他給《新聞報》寫一個長篇。他答應了，擬了故事梗概，取名《啼笑因緣》。稿子陸續寄出。當第一部分寄去之後，似乎並未得到十分重視，被擱置五個月，纔開始刊載。這一炮打得響亮，很快就成為傢弦戶誦的讀物。《新聞報》是當時發行最多、面嚮全國的報紙。長篇小說，在它是聊備一格，看作與印數多少無關的。誰知登了《啼笑因緣》，銷數猛增；廣告刊戶，紛紛要求小說靠近的地位。張恨水成了《新聞報》的財神，讀者崇拜的偶像。以前《新聞報》連載小說，是由所謂“名傢”輪流執筆的；自此以後，這個席位，卻歸他包辦了。陸續發表的有《太平花》、《現代青年》、《燕歸來》、《夜深沉》、《秦淮世傢》、《水滸新傳》等長篇，一直到上海被日寇占領、和內地郵件不通時為止。 　　這一時期，客觀上他是南北馳名，約他寫小說的報社函電交至；主觀上卻正精力充沛，一天不寫小說就一天不痛快。他以驚人的速度，分別同時在各地報刊上發表的長篇，有：《北京新晨報》的《滿城風雨》，《劍膽琴心》（後在《南京晚報》重刊，改名《世外群竜傳》），《水滸別傳》，《歡喜冤傢》（後改名《天河配》）；《北平朝報》的《雞犬神仙》；北平真光電影院畫報的《銀漢雙星》；瀋陽《新民晚報》的《春明新史》，《黃金時代》（後在《旅行雜志》重刊，改名《似水流年》）；《旅行雜志》的《秘密𠔌》，《如此江山》，《平滬通車》；《申報》的《小西天》，《換巢鸞鳳》；上海《晶報》的《錦片前程》；《太原日報》和《南京晚報》同時連載的《過渡時代》；南京《新民報》的《舊時京華》，《武漢日報》的《屠沽列傳》等篇。 　　上海世界書局出於“生意經”，願意多出稿費，請他寫小說，而以不經報紙刊載為條件。他接受了這個條件，寫了三部。《滿江紅》，《落霞孤鶩》，《美人恩》。 　　1935年，成捨我在上海辦《立報》，創刊時約他去編副刊《花果山》，兼寫長篇連載，題名《藝術之宮》。這是他第二期作品的最後一篇。 　　1924年到1935年，這十一二年間，是他寫作的黃金時期。年齡從二十九歲到四十歲，正是年富力強，想象能力非常發達。所有小說，主要矛頭都是指嚮封建主義。特別譴責那些統治階級——軍閥與官僚，為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大衆鳴不平。從《春明外史》起，到《藝術之官》止，都是這個基調。在《夜深沉》的序言裏，他說：“這裏所寫，就是軍閥財間以及有錢人的子弟，好事不幹，就憑着幾個錢，來玩弄女性。而另一方面，寫些趕馬車的、皮鞋匠以及說戲的，為着輓救一個賣唱女子，受盡了那些軍閥財閥的氣。”他用深刻而通俗的筆調，寫他觀察入微的熟悉生活，所以能夠那麽娓娓動人。也有人說：他的小說，果然揭露了一些問題，衹是沒有提出解决問題的辦法，在某些篇的結局，呈現一片迷惘狀態，是很不足取的。這種批評，原有一定的道理，指出了他的缺點和不足。但是，我們也應該註意到，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處於“五四”運動的初期，新思潮開始萌芽，是大革命的前夕。有那樣一位作傢，站在勞昔大衆一邊，為之呼籲，引起讀者的共鳴，肯定他的進步意義，承認他的作品是於革命有利的。 　　三期 　　“九一八”事變後，為了保衛傢園，敵汽同仇，他開始寫抗戰小說。起初寫的是短篇，合印成集，取名《彎弓集》，顯然是以“射日”為隱語。其後在很多作品中，都插入一些抗敵禦侮的情節，然而究竟還不是以抗戰為中心內容。正式以抗戰為主題，卻是1936年後寫的作品。 　　《立報》初創時期，我擔任總編輯，和他同住在德鄰公寓，朝夕相晤。我們都不喜歡當時那個上海城市，嫌她太嘈雜、太亂。因之，在接受成捨我之約時，都說定短期幫忙，唱個“打炮戲”。大約四五月後，他接到北平朋友來信，說是冀東敵偽組織，開了一張北平文化人的黑名單，將要采取行動。他因在小說中宣傳抗日，也被列名其內。隨着，傢中來了電報，囑令“勿歸”。他躊躇仿煌之際，我便建議他舉傢南遷，到南京去辦一張小型報。我把辦報計劃，說給他聽。他欣然同意，就拿出稿費當資金，叫我先回南京，從事籌備。真正用自己勞動得來的血汗錢來辦報的，在我的記憶中，除了他還沒有第二個。 　　1936年4月，《南京人報》出版。他是社長，我是副社長兼經理，後來又兼總編輯。日常事務，由我承擔；衹是提綱挈領的大事，纔嚮他請示。這樣做，也是我們在上海商量好的，要保證他有足夠的寫作時間。雖則如此，為了號召讀者，他還是編一個綜合性副刊，取名《南華經》。每天刊登他兩篇連載小說，一名《鼓角聲中》，一名《中原豪俠傳》。從此連續不斷寫了多部宣傳抗戰的小說，其中有：《申報》連載的《東北四連長》，《新聞報》連載的《熱血之花》、《續啼笑因緣》，《中央日報》連載的《天明寨》、《風雪之夜》。 　　1937年底，日寇進逼南京。11月，《南京人報》宣佈停刊，把印刷器材拆卸，附木船運赴重慶。我和他各自拖着龐大的傢眷，先後西上。我經過漢口，接受陳銘德之約，到重慶參加《新民報》的籌備工作。1938年，在重慶，印刷器材運到，我問他，有無復刊《南京人報》之意。那時由各地撤退到重慶的新聞記者很多，是不難組織一個辦報班子的。但他考慮到各種睏難，願意繼續從事寫作，不再辦報了。於是，我介紹他和陳銘德相識，拉他加入《新民報》。起初編一個副刊，取名《最後關頭》。 　　這時候，他仍然不廢抗戰小說的寫作，在報上連載的有：《時事新報》的《衝鋒》（後出書改名《巷戰之夜》，曾擬改名《天津衛》），香港《立報》的《紅花港》、《潛出血》（未完），漢口《申報》的《遊擊隊》，《立煌晚報》的《前綫的安徽、安徽的前綫》，香港《國民日報》的《大江東去》，上海百新書店出書的《虎賁萬歲》。他是安徽潛山人，抗戰小說有許多是家乡人提供的素材，可歌可泣，親切動人。他很希望他的小說能成為具體的動力，所以寧願在《立煌晚報》那樣地方性小報上發表，號召子弟兵。他是強烈的愛國主義者，寫抗戰小說如此之多，而且都是長篇，誰比得上呢？ 　　為了抗戰，他歌頌了那些浴血獻身、出生入死的人，也表揚了那些敵愾同仇、毀傢纖難的人。到了重慶，號稱“大後方”，所見所聞，有的是：口頭抗戰，心裏投降的政府；爭權奪利，槍口嚮內的新軍閥；貪污腐化，對人民殘酷壓迫剝削的官僚。渾渾噩噩，醉生夢死的人們，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中，度着“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的生活。通貨膨脹，民不聊生，走私猖撅，偏有人在滾油鍋裏撈錢，大發其“國難財”。一切現象，使他目駭心驚，痛恨無比。用這些不利於抗戰的因素，作為題材，加以鞭撻。先後在重慶《新民報》連載的有：《瘋狂》，《偶像》，《牛馬走》（解放後出書，改名《魍魎世界》），《八十一夢》，《第二條路》（後改名《傲霜花》）。又還在《旅行雜志》發表了《蜀道難》、《負販列傳》（後改名《丹鳳街》）。他寫這些批判譴責小說，目的衹在促進抗戰，不過取材於另一側面而已。 　　第三時期較短於第二時期，他的作品也較少。除了這個原因以外，也還由於；這個時期生活極不安定，由北平到上海、南京，定居未久，西行入蜀，幾年之後，再回北平，飽嘗轉徙流離之苦；其次是，身體較差，在南京時生了一場病，好多時沒有復原；其三是，由於連年戰爭，交通梗阻，許多報紙停刊，“英雄無用武之地”，有作品也無處發表。但是，他還是寫了二三十部長篇小說，所可惋惜的，是沒有寫出第二時期那樣動輒百萬言的巨構了。 　　末期 　　抗戰結束後，他任北平《新民報》經理，兼編一個副刊《北海》，連載小說《巴山夜雨》、《五子登科》。1948年，由於一些人事上的不協調，他辭去《新民報》職務，準備從事專業寫作。卻沒有料到，1949年忽然中風。對於一個作傢而言，這自然是致命的打擊。經過急救，幸得不死，但口角歪斜，流涎不止，發音感覺到睏難，記憶能力既大大衰退，想象能力更遠非昔比。衹因寫作已成習慣，在能起坐的時候，就又提起筆來。 　　1950年，我來北京開會，他正在病中，聽得朋友說，他終身賣文，辛苦勞動，薄有積蓄，卻被一個惡友坑騙，席捲逃去國外。除了一座房子是不動産以外，幾乎一無所有。傢中人口衆多，嗷嗷待哺。他又氣又急，所以得了病。後來，他賣了大房子，買了一個小院，生活暫時得以維持。衹是水準大大降低，每天孩子們都吃窩窩頭就鹹菜。他見着心中不安，於是不等病好，就又從事寫作。這樣壓榨出來的作品，當然缺乏揮灑自如那種意境了。 　　他自己也感到寫作能力的衰退，這就把寫長篇小說改為中短篇，把創作改為再創作。從古代愛情故事中覓取題材，寫作了：《梁山伯與祝英臺》、《秋江》、《白蛇傳》、《孟薑女》、《孔雀東南飛》、《磨鏡記》、《牛郎織女》、《鳳求凰》等篇。這些作品，儘管一般還保持他原有的風格，然而也有許多是異樣的。五十年代末，記得他曾和我說：“以前語言辭匯，搖筆即來；如今尋思半晌，卻還得不到一個適當的。”可見這時期的寫作，對他而言，即使是愉快的，也愉快得很有限了。 　　他並非無意從事長篇創作，病後也曾試寫一篇《記者外傳》，小說中臚述了他所熟識的一些新聞記者的故事，實際與新聞業務無甚關聯。當時在上海《新聞日報》連載，沒有結束，卻中止了，沒有續寫下去，也說明他精力不繼了。 　　這是他一生從事寫作的第四個時期。為什麽稱為“末期”而不稱作“晚期”呢？因為一般作傢，到了老年，身體衰病，往往擱筆不再寫作；個別的作傢，老而彌健，晚期的作品，火候到了十分，常被讀者贊賞為“頂峰”之作。兩者他都不是。他這個時期的作品是硬擠出來的，雖未必一無是處，但和早期諸作，究竟不可同日而語。我於惋藉之餘，不得不將這個時期定為“末期”。 　　三 　　張恨水的作品，要全部一一加以評介，勢不可能，也無此必要。這裏，按寫作年代的先後，試對《春明外史》、《金粉世傢》、《啼笑因緣》、《八十一夢》這四部書，作一簡單說明，介紹産生的客觀背景和思想內容。這四部書，都是重版多次，發行範圍廣，影響較大的。有人把這四部書看作是他的“代表作”，我也同意。 　　《春明外史》 　　《春明外史》1924年4月12日起，在北京《世界晚報》連載，每天刊登不足一千字，直到1929年1月24日結束，一共登了五十七個月。大體上，這是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為藍本的一部譴責性小說。主角楊杏園，約略如《怪現狀》中的“九死一生”。但描寫楊杏園先後和何梨雲、李鼕青的戀愛，有許多麯折的故事，不像“九死一生”被寫得那麽幹巴巴的。書中主角被安排做新聞記者，為的容易引出當時政治上、社會上種種千奇百怪的內幕新聞，從而加以譴責。藝術手段是婉而多諷，也不像《怪現狀》寫的那麽劍拔弩張。 　　魯迅介紹清末譴責小說，說他們所用手法，“其記事遂率與一人俱起，亦即與其人俱訖，若斷若續，與《儒林外史》略同。”《春明外史》儘管有個楊杏園做主角，但他所用手法，卻不能離開這個窠臼。這已不是第一次使用這個手法，以先，他在蕪湖報紙上發表的《皖江潮》，也正如此。衹是他到北京之後，接觸方面廣，聽到東西多，題材十分豐富，和在蕪湖時不一樣罷了。《皖江潮》原是一個大題目，但在報上刊載不到一年，也沒有寫完。他自己對於這部小說並不怎麽關心，後來簡直是忘懷了。他能記得起的，是聽說當地學生，曾經截取其中一部分，編成戲劇演出。可見當時是發生過一定的影響的。 　　《春明外史》寫的是二十年代的北京，筆鋒觸及各個階層，書中人物，都有所指，今天的“老北京”們，是不難為它作索隱的。在《世界晚報》連載的時候，讀者把它看作是新聞版外的“新聞”，吸引力是非常之大，很多人花一個“大子兒”買張晚報，就為的要知道這版外新聞如何發展，如何結局的。當時很多報紙都登有連載小說，像《益世報》一天刊載五六篇，卻從來沒有一篇像《春明外史》那麽叫座。作者詛詈那個時代，揭發抨擊某一些人和某一些現象，乃是出於當時作為一個新聞記者的正義感和責任感。某些地方，刻畫形容，的確也似乎太過，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與“醜低私敵”之作是不同的。幾十年後，讀這部小說，還覺得當時情景，歷歷如在目前。年輕的人，沒有那些經歷，卻可從此中得到一課歷史知識，看出舊社會的醜惡面貌，也是有益的。 　　小說是二十年代的産物。半個多世紀以來，祖國飛速的進步，從封建、半封建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差距之大，是無法估量的。人們的思想意識，顯然今非昔比。今天讀二十年代的小說，如果不瞭解當時歷史環境，就難以讀下去，更不用說什麽分析批判了。例如說，小說中有些並不甚進步的地方，還存在殘餘的封建道德倫理觀。但是，也應指出，當時一般人確有這種觀念存在。對於戀愛問題，處理得也不十分好，把男女相愛和妓院調情，寫來無甚分別了。青年學生的思想活動，有時是走在時代的前面的，作者缺乏這種經驗，對某些新事物的出現，有時流露出抵觸情緒。這都是嚴重不足之處。幸而好，它沒有據有小說主體的地位。再還有，小說中舊詩太多，也是承襲封建時期作傢表露才情的舊習；當然，我們還記得，他最初寫小說是走的《花月痕》的路子，這部小說，是他蛻變過程中必然會留下的一些痕跡。 　　《金粉世傢》 　　認真寫小說，把寫小說當作著述事業，實際他是從《金粉世傢》開始的。這部小說，1926年在北京《世界日報》連載，1932年刊完，全長共九十來萬字。小說以一個豪門棄婦做引子，寫出了這個豪門的盛衰。目的在暴露北洋軍閥卵翼下的官僚們，如何鈎心鬥角，如何驕奢淫逸；他們的家庭成員，那一群寄生蟲，如何醉生夢死，如何糜爛墮落。因為小說寫的是姓金的國務總理的家庭，於是許多大官僚，尤其是當過國務總理的，特別是姓“金”的，都以為是寫自己，生怕自己的陰私被揭發。事實上是，他是新聞記者，朋友多，日常閑談，每以豪門生活為資料，他選取了其中好多模特兒，集中在姓金的一傢，誰看像誰，就算是誰吧。 　　《金粉世傢》在他所寫小說之中，是結構最嚴謹的一部。在此之前，他的寫作，是意興所至，涉筆成趣。即使如《春明外史》，那是名作了，除了楊杏園故事以外，多半是隨時聽到新聞，隨時編作小說，可以寫一百回，也可以寫二百回，是講不到什麽章法的。及至寫《金粉世傢》，卻是以小說傢的地位寫小說，精心佈局，有個完整的計劃。比如寫金傢諸子，各有愛好，彼此性格不同，錯綜復雜的故事梗概，都是預先想好了的。至於白描手段，是他之所長，在本書中也有所表現。 　　主要的故事，通過一個平常人傢的女兒冷清秋，和國務總理的小兒子金燕西，從戀愛、結婚，到被遺棄、逃走的凄涼結局。中心的意思是指出“齊大非偶”，這是他的婚姻觀。是不是他就主張“門當戶對”呢？那就不知道了。 　　小說在報上連載時，受到讀者的註意，是為的許多人很想知道大官僚的私生活，和一些宦海秘聞。對於故事情節興趣更為濃厚的，卻是那些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婦女們，包括老太太群在內。抗戰時期在重慶，我曾陪他出席過朋友的傢宴，他的讀者——那些太太、老太太們，紛紛嚮他提出問題，議論這部小說人物處理的當否，並追問背景和那些人物後來真正的結局。一部小說在發表若幹年後，還得到讀者如此關心，可見不是尋常之作。 　　我曾有設想：《金粉世傢》如果不是章回小說，而是用的現代語法，它就是《傢》；如果不是小說，而是寫成戲劇，它就是《雷雨》。這可能不算阿私所好的偏見吧？ 　　《啼笑因緣》 　　1925年，我進《世界日報》，和他朝夕共處。他最愛聽戲，常約我去。有一次，記者門覺夫，請我們到四海升平園去聽高翠蘭唱大鼓，說是唱得極好。偏巧我那天有事，沒有去成，兩三天後，恨水和我說：“請你去聽你不去，如今你要聽也聽不成了。”原來就在那天晚上，高翠蘭被一個姓田的旅長“搶”走了。門覺夫義憤填膺，認為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現這樣的事，實在太強橫了。恨水卻說：“如果高翠蘭非常不願意，那個田旅長何至就下這一手。一定田旅長也有讓高翠蘭滿足的地方。”大傢因為那時軍閥橫行，肆無忌憚，一個唱大鼓的受欺凌壓迫是常事，因而很不同意恨水的論斷。誰知又過了幾天，門從照相館裏弄到一張照片，卻是田、高新婚合影。高翠蘭在照片中笑逐顔開，容光煥發，絲毫沒有出於勉強的樣子。大傢回頭一想，恨水當初的論斷，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事情到此並未了結。高翠蘭的父母，原把女兒看作搖錢樹，被人搶去，豈能善罷甘休。他們不嚮田傢要人，卻嚮田傢索討身價銀子。“漫天要價，就地還錢”，雙方終於沒有談妥。高翠蘭的父親，一張狀子告到法院。田旅長是現役軍人，由軍事機關軍法會審，開了三五庭就宣判了：田旅長身為軍人，強劫人傢女子，處徒刑一年；高翠蘭交其父母領回。案件結束，高翠蘭仍然唱大鼓，形容憔悴，再也活潑不起來了。在傢裏時常哭鬧，更表達了對田旅長的不能忘情。 　　顯然這一事件對他發生很大影響，心中早就有了《啼笑因緣》的影子。他不能用這一件事作藍圖。軍閥是人們所憎惡的，如果寫軍閥竟然談戀愛，那會有什麽樣的效果呢？可以裁取的衹是搶人的一幕。藉這條綫索，有理由的發展，刻畫了軍閥的殘酷暴行。他創造了許多傳奇故事和人物。最初的設想，可能是寫兩個三角戀愛關係；在寫作過程中，逐漸演變為多邊關係了。傳奇故事本來是人們喜聞樂見的，越復雜越麯折，就越覺得有意思。這是這篇小說的成功之處。但也應該指出，他的本意，是以戀愛自由、反對封建的門當戶對的婚姻制度為主題的。由於太復雜麯折了，反對門當戶對，終於還是門當戶對，這就未免傷害了主題了。 　　《啼笑因緣》1929年開始在《新聞報》連載，第二年就登完了。連載期間，轟動一時：上海市民見面，常把《啼笑因緣》中故事作為談話題材，預測他的結果；許多平日不看報的人，對此有興趣，也訂起報來了；預約改戲，預約拍製電影的，早已紛至沓來；為了出書牟利，《新聞報》三位編輯，臨時組織“三友書社”，優先取得版權。書出版了，當然暢銷。電影攝製時，因為“攝製專有權”的問題，明星電影公司和大華電影社打起官司來，後來經過章士釗律師調停，大華停拍，明星賠款十萬元。這件事，當時報紙記載很詳細，轉而成為小說的宣傳資料。 　　一部小說，引起社會上這麽“狂熱”，簡直是“史無前例”的。這在當時就有些為人們所不理解；五十年後的今天，一定更不理解了。我曾試圖加以分析，排除了作者的勤奮努力，作品的藝術成就這些主觀因素而外，尋找他的客觀因素。我認為：當時小市民被壓迫、被剝削，生活極為苦悶。他們憧憬着一個新世界，他們的要求水平並不高。一個“女俠”（在小說中寫的是有血有肉平常的人）除暴安良刺殺一個“花花太歲”式的軍閥，這是現實生活中不可能有的，在一般的想象中卻又希望出現這樣的人和這樣的事。《啼笑因緣》使他們得到很大的滿足。其次是，上海報紙連載小說，例請南方“名傢”執筆。名傢們總是信手拈來，隨筆寫去，很少精心刻意之作。在《啼笑因緣》之前，先是連載所謂“聯環小說”（約定幾位名傢，彼此合寫一篇小說，每天一人寫一段，最末一句中，嵌有另一位名傢的名字，於是那位名傢就接着寫下去），這是毫無意義的文字遊戲。除了名傢們自我陶醉之外，怎麽能吸引讀者呢？其後又連載想入非非的武俠小說，讀者也膩煩了。這時候，《啼笑因緣》一出現，既富有人情味，又有強烈的傳奇性，讀者頓覺耳目一新。再其次，從前交通不便，旅遊睏難，南方人嚮往北京，常藉文字記載，以當“臥遊”。南方名傢們，足跡不離上海、蘇州、杭州、揚州，寫來寫去，總以諸地為主一要背景，讀者自然感到狹隘。《啼笑因緣》卻寫的是北京，把北京的風物，介紹得活了。描畫天橋，特別生動，直到今天，還有讀過這部小說的南方人，到北京來必訪天橋。當然，今天的天橋，已經不是那個面貌了。 　　《啼笑因緣》的産生，和它的紅極一時，决非僅僅出於偶然，一定還有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種種因素，有待於將來研究者們的探討。 　　《八十一夢》 　　他寫了二三十部抗戰小說，應該說，《八十一夢》是代表作。這部小說所取的是側面題材，指斥那些不抗戰和不利於抗戰的人。他用一些荒誕不經的故事，揭露政治上、社會上許多醜聞秘幕。意圖引起讀者對這些人和事的憎恨厭惡，與衆共棄；而要求同心協力，大傢一致抗戰。 　　寫作手法大體和《春明外史》、《新斬鬼傳》相仿，臚述一件一件罪惡事實，可以多寫幾件，也可以少寫幾件。名為長篇，其實是短篇的合集。表面上托之於神話，迷離倘恍，這和《春明外史》直接寫人事不同；所寫的又十分具體，明有所指，這又和《新斬鬼傳》寫抽象事物不同。 　　這部小說1941年在重慶《新民報》連載，嬉笑怒駡，讀者感覺痛快，深表歡迎。但到1942年就結束了，名為“八十一夢”，實在衹寫了八九個夢。其餘的呢？後來他在單行本“楔子”中說：被耗子咬掉了。因為這部小說是可長可短，讀者不知道他沒有寫完，衹認作他打哈哈結束全書。不是打哈哈，是“一把辛酸淚”。“耗子”是有的，當時正在人間。 　　《八十一夢》在報上連載那些日子裏，所有被揭發、被譴責的一撮人，臉上無光，很不好過。他們不但不反躬自省，痛改前非；反倒惱羞成怒，要和作者為難。衹因小說究竟是小說，縱然所描寫的，其中有人，呼之欲出；然而一切都是影射的，沒有指名道姓，誰敢出頭承認“那寫的就是我”呢？於是他們就濫用權威，授意“新聞檢查所”，予以“檢扣”。“新聞檢查所”有檢扣新聞的經驗，卻欠缺檢扣小說的經驗，起初對此很覺為難。因為這是上級差遣，不敢不遵，後來就祭起“不利於團结抗戰”這頂大帽子做“法寶”，扔嚮《新民報》，勒令停登這部小說。他不理這個命令。他說：“問問是誰不利於團结抗戰。那些人如果洗手不幹那些事，我有什麽好寫的呢？”小說仍然繼續在報上連載。 　　他有位安徽同鄉，在當時“朝廷”裏是一個大官，雖則相熟，很少往來。有那麽一天，忽然折簡相招，約到傢裏吃飯。去時，衹見席設賓主二座，別無他人。那個大官和他促膝談心，先是慷慨激昂地談抗戰，然後落到豪門貴族身上把來痛駡了一番，最後又稱贊他的小說，“寫得好，駡得對”；結局卻說：“寫到這裏，恰到好處，不要再寫了，留個有餘不盡吧！”原來那些人見他不買新聞檢查所的帳，《八十一夢》還是照寫照登，恨得牙癢癢地，就預備下毒手把他綁架到息烽去。這是這個大官傳的話。是真的特務有此行動計劃，或者衹是出於恫嚇，原來不得而知。然而古人有言，金錢十萬，可以“通神”；這樣大的官兒傳話，明明是“通天”的了：他衹好就此“打住”。回得傢來，忿忿寫了《楔子》中的“耗子”。可以說，這部小說是一部“未完成的傑作”。 　　周恩來總理在重慶，曾經會見過《新民報》編輯部同仁。周總理說：“同反動派作鬥爭，可以從正面鬥，也可以從側面鬥。我覺得用小說體裁揭露黑暗勢力，就是一個好辦法，也不會弄到‘開天窗’。恨水先生寫的《八十一夢》，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嗎？”這些話對他發生莫大的鼓勵作用。可是，反動派終於沒有放過《八十一夢》。小說竟也遭到“腰斬”，不能不說是中國新聞史上的奇聞。由於是“暗害”，殺人不見血，所以很少有人知道這件事。 　　單行本不久就印出來了，發行時沒有遇到什麽阻力，可能是主張腰斬的那個炙手可熱的人，這時已經下了臺。 　　使他感到親切和光榮的，乃是延安及時翻印了這部小說。對小說或者對他個人，這都是最高的評價了。 　　四 　　張恨水一生所寫的小說，大約一百一十多部。絶大多數是長篇，少數是中篇，個別是短篇。在他七十歲生日的那天，我曾問過他，想知道一個確數。但他自己也不記得了，僅僅回答說：“一百多部吧！”他的意思很明白，是準在一百部以上。一百一十多部，是我和他的子女合計出來的。我們卻開不出這樣一張書目。因為其中有幾種，大傢模糊記得故事情節，說出來相同，可都忘了篇名，也想不起是在哪傢報紙刊載的。 　　這一百一十多部小說，除了短篇不算，長篇長的達一百多萬字，短的至少也有十萬八萬字。就字數而論，也夠驚人的，難道不足以說明他幾十年來的辛勤勞動嗎？有一些不瞭解情況的人，以為像他那樣“多産作傢”，一定得請幾位秘書助手。甚而至於揣測，某某幾部書，是別人的代筆。這些話全無根據。他的小說，是他自己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既沒有委托過別人代為寫作，別人也代替不了他。應該指出，一百一十多部小說，創作有先有後；構思佈局，有的很巧妙，也有很平常的；文字技巧，一般很流利，也有拖沓臃腫的地方。寫了那麽多的字，要允許有幾筆“敗筆”的。如果不看整體，衹看那個別之處，因而懷疑是“贋品”，儘管是從善意出發，其實無此必要。 　　抗戰時期，他已入川，上海卻出版了好幾種黃色下流的小說，偽托他的名字，他恨得不得了。這幾種小說，泛濫在淪陷區，華北、東北，都非常流行。抗戰勝利後，他回到北京，預備追究，而書已絶版，找不着主名了，他衹好拉倒。——現在，這些小說已經很難找到。倘若有人能給編一張“偽書目”，也是很有意義的事。 　　他正式從事著作小說生涯，是1924年在《世界晚報》寫《春明外史》起。那時，他編一個副刊，一天寫幾百字小說，兼寫雜文，還很從容。及至1925年《世界日報》出版，他編兩個副刊，一天寫兩篇小說，雜文照寫，工作量加了一倍，他依然不在乎。後來，又兼給《益世報》、《晨報》寫小說，應該很忙了，朋友們卻看不出，衹覺得他好像還是優遊自在。一直到後來，他同時編副刊、寫幾篇小說，他嘴裏從沒有吐出一個“忙”字。他規定了每天上午是寫作時間，這是雷打不動的。如果約稿太多，或者別有要事耽擱了，上午寫不完，下午準得再寫，非得完成事先訂的計劃不可。他有堅強的毅力，嚴格的有紀律的生活，數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恆，恐怕這就是他的“成功秘訣”吧！ 　　最初寫小說，他是不用提綱的。腦子好像一臺計算機，人物故事都儲存在裏面，用到時就取出來，非常之現成。也不用復寫紙，一支毛筆就是他的紡織器，每天織出許多五顔六色好看的彩網。後來，約稿多了，經常一天同時在報刊上連載六七篇小說，混淆纏夾了怎麽辦？平日不用提綱的，這時也不得不用了，至少不至把這一部小說中的人物錯到那一部，不至把這個人的故事接榫在那一個人的身上。有幾部小說，事先言明，一稿兩用，分刊在南北不同地區的報刊上，這就有必要復寫，於是改用了鉛筆。案頭常常放着四五支削好的、半長的鉛筆頭。磨磨筆尖，削兩下軟木，既是休息，也是娛樂，而歸結於構思。 　　他每天的寫作的能量總在五千字左右。在各報上連載的作品，合計也不超過這個數字，所以他能應付裕如。有人奇怪：他每天都寫那麽多篇，頭緒紛繁，縱有提綱，也難免錯亂，何以他能井井有條呢？其實，他每天衹是寫一篇，而不是同時寫那麽多篇。今天這一篇，明天那一篇，輪流着寫，周而復始。他的安排，有時也有改變，但基本上寫作數字是不變的。 　　他的寫作態度，是十分嚴肅認真的。香港有個刊物，說他常常一面打牌，一面寫小說；有時電話來催，他就在牌桌上寫。這是沒有的事。他對打牌根本無興趣，既不會打，朋友也不帶他打。說起來，他小說中所描寫的牌局，都欠缺精采，不是沒有原因的。如今倒有人把他和牌連在一起，簡直是笑話。 　　他所寫的，是他熟悉的人和事；遇有所不熟悉的也要他寫時，他就不辭勞苦地深入到生活中去。寫《啼笑因緣》，背景是天橋，好多日子，他都泡在那裏，瀋鳳喜、關秀站以及瀋三弦、關壽峰，就是從那裏體驗出來的。寫關氏父女，原本不在計劃之內，是報紙主編人提出的要求：“加點‘噱頭’吧，上海讀者喜歡武俠的。”他豈肯嚮壁虛造說什麽“口吐白光”，他要塑出入情入理、有血有肉的形象。他曾和我說過，他的祖父是有武功的，用筷子夾蒼蠅是他親眼所見。他寫武俠，是有限度的武俠，决不出人情之外。 　　報紙刊登長篇連載，最忌的是中斷。有些作傢偏偏老犯這個毛病，報上常見“續稿未到暫停”字樣。破壞了讀者情趣，影響了編者安排，非常不好。衹因連載的長篇，動輒幾十萬字，甚至更長，作傢們很少有全部寫完後再拿去發表的，一般是隨登隨寫、隨寫隨登，這就難保中間有個耽擱。他註意到這一點，總不讓自己的作品在連載中有一天脫節。在《金粉世傢》的自序中，他說：“當我寫到《金粉世傢》最後一頁的時候，傢裏遭了一件不幸的事件，我‘最小偏憐’歲半的女孩子康兒，她害猩紅熱死了。我雖二十分的負責任，在這樣大結束的時候，實在不能按住悲慟和書中人去收場，沒有法子，衹好讓發表的報紙，停登一天。過了二十四小時以後，究竟為責任的關係，把最後一頁作完了。”一部連載五六年的作品，因為死了女兒中斷了一天，抱恨不已，他對於著作小說的事業心、責任感，看有多麽強烈！ 　　1937年在南京，1949年在北京，他得過兩次重病，坐不起身，提不動筆，無可抗拒地停止了寫作。至於平常，有什麽頭疼發燒，那是不在話下，他總掙紮着照寫無誤。抗戰時期在重慶，敵機日來空襲，大傢“入土為安”，都要下防空洞。他卻不管那些，空襲警報儘管響着，敵機在頭頂上轉，他寫他的，衹當沒有那回事。有一次，炸彈在他傢附近開了花，他的夫人急了，跑出防空洞，要和他共生死存亡。沒法子，為了一傢老小的安全，也衹好下洞。就憑這樣，他還是一聽敵機飛過頭頂就回傢去寫；傢人等解除警報的汽笛聲響出洞時，他已寫了幾頁紙了。 　　寫小說是他的職業。人們有個通病，“吃一行，怨一行”，常會把自己的職業當包袱，幹久了時就感覺苦惱厭倦。他可不是這樣。他是越寫越來勁，沒有個滿足，總想新寫的一部超過所有的舊作。他熱愛生活，把寫作當成自己生活中最重要部分，不僅僅是為了趣味。有一天不動筆，就忽忽如有所失，好像欠了一筆大債。他說：“除了生病和旅行，如果一天不寫，比不吃飯都難受。”大病初愈時，他又在寫，傢裏人和朋友都勸他，不要動腦子吧！他卻說：“腦子總歸要動的，不動在這裏，就動在別的地方。動在別的地方，豈不浪費嗎？”他是1967年2月15日早上去世的，14日的早上他還是坐在座位上寫哩。 　　他的一生，就是寫小說的一生！金字塔是一塊石頭一塊石頭壘起來的，他的成功是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世間事業是沒有幸緻的。在寫作的過程中，早期被老先生們說成是不務正業，歪門邪道；後來出名了，又被青年人給他戴上這一派那一派的“桂冠”，硬派他做“異教徒”。他不為這些譏評而有絲毫動搖。堅持寫他的作品。一百一十多部長篇，就從高壓的石頭縫中竄出來的。這種精神，難道不值得人們的尊敬和學習嗎？ 　　五 　　對於張恨水的小說，從來就有一些不公正的誤解。 　　其一是說：張恨水的小說是黃色小說。 　　黃色小說，意味着作品誨淫誨盜，荒誕絶倫。張恨水生平沒有寫過這樣的作品。值得註意的是，抗戰期間，淪陷區裏，有人盜用他的名字出版的，倒的確是黃色小說。我們不能把“假張恨水”的黑鍋叫“真張恨水”去背。五十年代，文化部曾發出內部通報，說張恨水的小說屬於一般社會言情小說，不是淫穢、荒誕的作品。當然不是黃色小說。這是強有力的辯誣。 　　其二是說；張恨水是鴛鴦蝴蝶派。 　　鴛鴦蝴蝶派，指的是那些作傢，專寫才子佳人，男歡女愛，風花雪月，無病呻吟，自命為“衷感頑豔”的作品。一般應用文言文，雜以詩詞。那個流派，意志消沉，脫離實際，是文學史上一股逆流。不幸的是，張恨水也被某些人納入那個流派。無庸諱言，張恨水初期習作，確實是走的這條路子。我們雖然沒有見到那些作品，而那些作品的題目卻把信息告訴我們了。他自己也承認，“曾受民初蝴蝶鴛鴦派的影響”。但是，僅僅根據這一點就說他屬於那個流派，這就很不恰當了。因為當初他走這條路子並沒有走通，從正式發表長篇連載起，着眼於對舊社會的諷刺、譴責，就和那個流派分道揚鑣了。我們現在讀到的他的作品，沒有一部是符合那個流派的特徵的。當然，他的作品中，傳奇性的愛情故事是占有一定的比重；同時，也應指出，他寫這些故事，都有特定的時代背景，揭露和批判封建、半封建的罪惡。我們决不能說，凡是寫愛情的小說都是鴛鴦蝴蝶派。那樣，就會在文學批評史上造成一片混亂了。他生前不服這樣的“裁决”，曾經提出抗議：“‘五四’運動之後，本來對於一切非新文藝形式的文字，完全予以否定了的。而章回小說，不論它的前因後果，以及它的內容如何，當時都是指為鴛鴦蝴蝶派。有些朋友很奇怪，我的思想也並不太腐化，為什麽甘心作鴛鴦蝴蝶派？而我對於這個，也沒有加以回答。我想，事實最為雄辯，讓事實來答復這些吧？”是的，作品具在，不難覆案。把這頂帽子強加於張恨水，不足貶低張恨水，倒是擡高了鴛鴦蝴蝶派了。 　　第三是說，張恨水是禮拜六派。 　　《禮拜六》是在上海發行的一種文藝周刊，泛濫於二十年代。這個刊物所刊登的作品，以小說為主，間雜一些毫無意義的所謂“遊戲文章”，趣味低級。文字規格，是舊體裁、舊形式。它的作者主要在江浙一帶，成為一個無形的集團，當時視為“海派”。那時正當新文藝萌芽時期，它是鴛鴦蝴蝶派之後另一股逆流，阻礙着新生事物的成長。後來人們便把那一流派的作傢及其作品，稱之為“禮拜六派”。有些人認為，張恨水也就是禮拜六派。我們知道：他人在北京，寫小說是“單幹戶”，不是靠別人吹捧成名的；他從來沒有寫像《禮拜六》上刊登的那些無聊作品；他大量發表作品，是在禮拜六派已經衰歇之後。用這些來說明他不是禮拜六派，自然是不夠的，辨認一位作傢屬於哪個流派，還得看他的作品形式和思想內容，主要並不在這些人事關係上。古之人，論流派不是往往把一些作傢論定屬於前幾世紀的某一流派嗎？那麽，我們檢查一下張恨水的作品。 　　張恨水是章回小說作傢。作為通俗文藝，必然采用習慣的大衆口語，組織結構，一切服從於傳統的舊體裁、舊形式。在這方面，他和禮拜六派的作品、包括那些小說在內，是近似的，或者說簡直相同。不同之處，僅僅是藝術技巧，有高低之別罷了。衹根據這一點，辨認他是不是禮拜六派，容易模糊了眼睛，陷入了形式主義。我們應該說，禮拜六派利用了舊體裁、舊形式；卻不應該說，利用舊體裁、舊形式的都是禮拜六派。 　　有人也許會問；從新文藝萌芽直到成熟、壯大，為什麽張恨水不用新體裁、新形式寫作，卻偏要和禮拜六派走同一的舊道路呢？關於這個問題，他有個明確答復。1944年，他五十歲生日，在重慶，許多朋友祝賀他創作生活三十年。事後，他寫了一篇《總答謝》，其中說道： 　　……新派小說，雖一切前進，而文法上的組織，非習慣讀中國書、說中國話的普通民衆所能接受。正如雅頌之詩，高則高矣，美則美矣，而匹夫匹婦對之莫名其妙。我們沒有理由遺棄這一班人；也無法把西洋文法組織的文字，硬灌入這一批人的腦袋。竊不自量，我願為這班人工作。有人說，中國舊章回小說，浩如煙海，盡夠這班人享受了，何勞你再去多事？但這個有個問題，那浩如煙海的東西，它不是現代的反映；那班人需要一點寫現代事物的小說，他們從何見取呢？大傢若都鄙棄章回小說而不為，讓這班人永遠去看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狀元、佳人後花園私訂終身的故事，拿筆桿的人，似乎要負一點責任。我非大言不慚，能負這個責任，可是不妨拋磚引玉，來試一試。 　　這是他的抱負。一些作傢薄章回小說而不為，市民層文化生活十分貧乏，他撿起了這個武器，被人指斥為“異端”而不辭。他擁有廣大讀者。從他創作的動機和取得的效果而言，應該被承認是一致的。有位很了不起的大作傢，他的老母親就愛看張恨水的小說，他不止一次用高價去買張恨水的作品。老母親說：“你為什麽不寫張恨水”這樣的小說給我看看呢？”這是文藝界流傳的很有趣的故事。難道說那位大作傢的作品不如張恨水嗎？當然不是這個意思。引出這個故事意在說明，進步作品的新體裁、新形式，在當時衹能適合於知識分子，而為市民層所不能接受。所以1930年“左聯”成立時，就有“創作革命的大衆文藝”的號召。魯迅說：“應該多有為大衆設想的作傢，竭力來作淺顯易解的作品，使人傢能懂愛看。”馮雪峰（洛揚）說：“我們可以而且應當利用這種大衆文藝的舊形式，創造大衆文藝。”瞿秋白（史鐵兒）說：“所以普洛文藝所要寫的東西，應當是舊式體裁的故事小說……。”儘管張恨水對於這些要求還有距離，但我們卻可以瞭解到，用舊體裁、舊形式寫的章回小說，沒有非列為禮拜六派不可的必要。 　　評論一位作傢之屬於某一流派，不能衹講作品形式，更重要的，還在於作品的精神實質，在於作品的思想內容。從這方面看，張恨水的作品究竟如何呢？周總理說，他是“用小說體裁揭露黑暗勢力”，是“同反動派作鬥爭”。真是“一字之褒，寵逾華袞之贈”。雖然當時是針對《八十一夢》而言，事實上他每一部小說，都是在“同反動派作鬥爭”，衹因寫作時期有先後，矛頭主要指嚮有所不同罷了。比如四部代表作：《春明外史》指嚮整個封建社會，《金粉世傢》指嚮貴族官僚，《啼笑因緣》指嚮北洋軍閥，《八十一夢》指嚮國民黨反動派。很明確的，他的作品的思想內容，是富有鬥爭性的，是進步的。為了祝賀張恨水五十生日，1944年5月16日，重慶《新華日報》負責人潘梓年，在重慶《新民報》上發表了題為《精進不已》的文章，就曾指出，張恨水的作品，有“明確的進步立場”。同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一篇短評，其中說道： 　　恨水先生的作品，雖然還不離章回小說的範疇，但我們可以看到和舊型的章國體小說之間顯然有一個分水界，那就是他的現實主義的道路，在主題上儘管迂回而麯折，而題材卻是最接近於現實的；由於恨水先生的正義感與豐富的熱情，他的作品也無不以同情弱小，反抗強暴為主要的“母題”。正由於此，他的作品，得到廣大的讀者所歡迎；也正由於此，恨水先生的正義的道路更把他引嚮現實主義。 　　也正由於此，可以肯定說，張恨水不屬於禮拜六派，因為禮拜六派沒有嚮反動派進行鬥爭，不具有進步立場，更不可能是走嚮現實主義的道路的。 　　以上意在說明：張恨水的作品，不但不是黃色小說，也不是什麽鴛鴦蝴蝶派、禮拜六派。他自成一傢。憑他的百來部小說，實在要列為流派，看來就叫做“張恨水派”，倒未嘗不可。張恨水的作品，有很多優點，也有很多缺點。他是自由職業者：終身從事寫作，多年的新聞記者。他有強烈的正義感，一生嚮往自由民主，愛國從不後人。對於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非常厭惡。然而，他信守資産階級新聞記者的“信條”，極端“自由主義”，所謂“中立”的政治立場，這就導致他衹能成為改良主義或民主主義作傢，而不是革命作傢。在他的作品中，讀者自會發現，他贊成的是什麽，反對的是什麽。在許多地方，我們今天不能表示同意。這是由於，他的作品寫作於二十年代乃至四十年代。雖然僅僅半個世紀左右，好像去今未遠，衹因這個時期以內，我們經過翻天覆地的變革，飛躍進入社會主義，誰的思想也不會停留在二十年代乃至四十年代了。我們今天對於事物的看法，和當時張恨水的看法，不可能不保持一定的距離，時代的局限性就是這麽嚴峻！不過從總的方面說來，他的作品，究竟是社會進步的催化劑，應該予以肯定的。尤其是，以作品創作數量之多，發行方面之廣，影響範圍之大，無論如何，章回小說大師的地位是誰也否定不了的，他是占有現代小說史上應有的篇幅的。最公正最權威的裁判屬於廣大的讀者，希望能夠看到全面分析研究張恨水的作品的文章！ 　　1981．9．12於北京 请欣赏:  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 前一章回

是野史（重版代序） 前序 後序 續序 第一回　月底宵光殘梨涼客夢　天涯寒食芳草怨歸魂 第二回　佳話遍春城高談婚變　啼聲喧粉窟混戰情魔 第三回　消息雨聲中驚雷倚客　風光花落後煮茗勞僧 第四回　勤苦捉刀人遙期白首　嬌羞知己語暗約黃昏 第五回　選色柳城疏狂容半夕　銷魂花下遺恨已千秋 第六回　萍水約雙棲非雞非鶩　釵光驚一瞥疑雨疑雲 第七回　寂靜禪關奇逢訝奼女　蕭條客館重幣感花卿 第八回　佛國謝知音寄詩當藥　瓜棚遲晚唱詠月書懷 第九回　事出有因雙妹通謎語　客來不速一笑蹴簾波 第十回　我見猶憐孤燈照斷雁　誰能遣此深夜送飄茵 第十一回　窺影到朱門高堂小宴　聽歌憐翠袖隔座分香 第十二回　出𠔌佩蛾眉藏珠自贖　分金快月老沽酒同傾 第十三回　設筵開場歌臺真燦爛　典衣終麯舞袖太郎當 第十四回　綺語道溫存聞香止步　晚妝悲薄價泣粉成痕 第十五回　淪落相逢沾泥同惜絮　纏綿示意解渴暗分柑 第十六回　欲壑空填花叢迷老吏　墜歡難拾宦境睏英雌 第十七回　目送飛鴻名花原有主　人成逐客覆水不堪收 第十八回　私語膩閑人情何綿密　良宵留蕩子鄉本溫柔 第十九回　垂淚還珠歸程添悵惘　忍心碎柬好夢漸闌珊 第二十回　紙醉金迷華堂舞魅影　水流花謝情海詠歸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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