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评传 曠世纔女魂歸何處:張愛玲傳   》 奇裝炫人(1)      餘斌 Yu Bin

  成名給張愛玲帶來莫大的喜悅,若說人生安穩的時候多,飛揚的時候少,若說飛揚就是一種隨心所欲的感覺,那現在正是張愛玲飛揚的時候,服裝會嚮你透露她飛揚的喜悅。她的筆已是從容自如,她也要放縱一下自己的喜好,隨心所欲地穿衣。她的筆瀟瀟灑灑、飄然不群,她的服裝獨出心裁、驚世駭俗。當時一傢報刊上登過一張題作“鋼筆與口紅”的漫畫,畫的是文壇上最走紅的女作傢:潘柳黛身上盤麯着一條蛇,蘇青一手挾書稿一手拎包行色匆匆,張愛玲卻是身着一件古裝的短襖,旁書一行字,道是“奇裝炫人的張愛玲”,不言其他,單道她的衣裝,足見給人留下的印象之深。她的文章衆口傳誦,她的衣着也成了上海灘上的熱門話題。事隔數十年,說到張愛玲,當時與她有過接觸的人提到她,不免就要說到她的奇裝異服,而從她散文中瞭解她的人對她的服裝也有一種說不出的好奇心。比如記者采訪王楨和時不忘追問張衣着的細節,《現代文學》的一幫年輕人見張前對她的衣着充滿好奇,後來水晶在美國訪張愛玲時對她的穿着也特別註意。
  張愛玲自小對服飾就有一種難言的喜好。她各時期的夢想裏都替衣飾留下了顯著的位置。十二三歲時,她理想中的理想村裏有盛大的時裝表演;中學時代,她於夢想着“要比林語堂還出風頭”的同時,也沒有忘記發願“要穿最別緻的衣服周遊世界”。事實上她在更小的時候已經對漂亮的衣服入迷。她母親因愛做衣服,曾經招來她父親的譏嘲:“一個人又不是衣裳架子!”她最初的回憶之一就是她母親站在鏡前,在緑短襖上別上翡翠胸針,而她在一旁仰臉觀看,羨慕不已,發願“八歲要梳愛司頭,十歲要穿高跟鞋”,恨不能立時上長到可以梳妝打扮的年紀。父親的嘲笑當然不會對她有影響,而愛衣飾本是女人天性,也不必由她母親來傳染。可是好不容易熬到長成少女,幼時的夢還是難圓。
  上中學,正是花枝招展的年紀,偏趕上父母離異,她隨了父親,在繼母的治下,小姐的身份忽然間變得曖昧不明。父親自然不會操心女兒的衣着,她衹能揀繼母的剩貨。事隔多年,張愛玲提到此事仍是心意難平:“永遠不能忘記一件黯紅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顔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渾身都長了凍瘡,鼕天已經過去了,還留着凍瘡的疤--是那樣的憎惡與羞恥。”她周圍的同學大多傢境優裕,一個個都是公主似的人物,穿紅着緑,把校園作了爭奇鬥豔的舞臺;而她本是金枝玉葉,如今光看衣着,她直是個寒傖的小傢碧玉。青春期裏的人神經是赤裸的,他們不懂如何緩解自己的痛楚,衹會誇大這痛楚,銳利到錐心刺骨。何況這是女校,一個地道的女人世界,衣飾是永不枯竭的話題。張愛玲不免自慚形穢。回想起中學的不愉快,她首先聯想到的便是自己陳舊難看、不入時的衣衫。局外人很難想象此事帶給她的刺激有多大--她不僅羞慚,而且“憎惡”,說是壓抑的憤怒也不為過。50年代在香港張愛玲曾對朋友解釋說:“我小時沒有好衣服穿,後來有一陣子拼命穿得鮮豔,以致博得‘奇裝異服’的‘美名’。穿過就算了,現在也不想了。”不過補償心理似乎還是不能解釋她那時的穿着何以大膽到出格的地步。
  或許就因為這壓抑,因為對這不快的過於分明的記憶,她念大學時得了兩個奬學金,馬上拿去做了一堆衣服。可惜我們無從知曉她在香港大學時期的裝束,也不知道讓她在上海大出風頭的那些奇裝中的某些是否就出在這堆衣服裏。既然沒人提起,我們寧可猜想她做的那些衣服還沒有別緻到出格的地步--雖說是隨心所欲,她在穿着上的作風肯定不及後來的大膽。
  成名給了她自信。假如過去做了件奇裝她要自問,“這可穿得出去?”那現在她是真正的敢做敢穿,隨心所欲了。上海人還沒有修煉到見“怪”不怪的境界,對她過於奇特的時裝不免嘖嘖有聲,然而笑話由人笑話,她自率性而行--自信、膽量與名氣是成正比的。《更衣記》結尾寫一小孩子騎着車賣弄本領,雙手脫把輕倩地飛掠而過,滿街人那一刻充滿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接着發議論道:“人生最可愛的當兒便在那一撒手吧?”“撒手”也便是飛揚的喜悅。張愛玲在處世方面並不是一個“不知眉高眼低”的人,但眼下正逢她“飛揚”的時日,她先就在衣飾上“撒手”了,這一撒手給文壇逸史添加了不少有趣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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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南京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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