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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记 》 我是湖南人 》
第91节：在文明中张扬野性(2)
王纪卿 Wang Jiqing
楚人的到来，将处于松散状态的湖南社会第一次纳入强有力的封建政权的统治，也给湖南人带来了中原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因而促进了湖南地区社会经济的重大变革。长沙作为楚国的“东南之会”，经过几百年发展，城池初具规模，逐步成为南楚的政治中心。伴随着楚人迁入定居和商品交易增多，到战国时期，长沙已是楚人聚居的手工业和商业都相当发达的城市。
社会经济的发达，培养了长沙人的审美情趣。那时长沙人最突出的生活习俗是善修饰、美姿容。屈原曾写下大量描述楚人爱修饰的诗句，说长沙人喜用铜镜、喜佩琉璃。长沙人是当时中国最爱美的种群。
楚国时期，长沙地区手工业发展突出，处于当时的先进行列。
楚国是我国最早冶炼铁矿和使用铁器的地方，长沙地区又是楚国较早出现铁器冶铸业的地区之一。至少在春秋晚期，长沙人已经使用铁器，铸造业达到很高水平，战国早期以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长沙地区的先民从新石器时代就掌握了制陶技术。楚国时期青瓷生产初具规模。琉璃即古玻璃，并非西方独有的发明，中华大地也有最早的玻璃发明，而长沙很可能是当时制造玻璃的一个主要地区。
长沙制造漆器也很先进，长沙是春秋战国时期漆器的主要产地。此外，春秋战国时代，长沙的丝纺织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
楚国时期，湖南特别是长沙，已成为楚国重要粮食基地之一。长沙地区除种粟外，还广泛种植稻米、麦子、豆类，“百谷”几乎都有了。与农业相关的家庭副业，也得到相应的发展。楚国的商业是同农业、手工业同步发展的，其社会经济是一种早熟的商品经济。“楚铸钱处”就在长沙的铜官。楚国具有明显的重商倾向，鼓励跟各地发展贸易，重农而不抑商。地处楚国南疆的湖南长沙地区，商业经济虽不及楚国中心地带，但到战国时期，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
长沙作为南楚重镇，当时已开始成为本地区的交通枢纽和经济文化中心。湘江航运发达，长沙又是楚国的重要粮食产地，又拥有较为发达的手工业，是该地区的生产中心。这就使长沙发展成为商业中心。
楚国时期，屈原在湖南留下的足迹，对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湖湘文化打上贬官文化烙印，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秦朝在湖南设置了黔中郡，后又析置长沙郡，确立了对湖南的统治。长沙所辖范围很广，包括现在的长沙、岳阳、衡阳、湘潭、株洲、邵阳、娄底、郴州、零陵等九地市，以及广东连县等地。随着秦朝对湖南统治的强化，这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同中原日益融为一体，长沙成为湖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元前220年，秦朝修建了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两条驰道，一条向东直通山东，一条向南直达湖南的衡山。广西、湘南以及长沙已同秦王朝的中心紧密联系在一起。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一次南巡，辗转抵达岳阳湘山，即今天的君山，因遇大风浪，才未继续南行。秦朝交通的拓展，促进了湖南包括长沙地区与南方的往来，有利于商贸和经济发展。秦代长沙的社会经济，比楚国时期有了较大提高。
公元前202年，刘邦在经历多年的征战拼争后，建立了汉王朝。
西汉时的湖南地区直属中央，设一国三郡，一国即长沙国。长沙国所辖则包括今长沙、岳阳、衡阳、邵阳、湘潭、株洲、娄底八地市。在后来的二百多年里，长沙国在控制和稳定湖南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使湘江中下游特别是长沙地区成为整个湖南的政治中心。汉代长沙地区经济还较为落后，但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人民的勤劳，居民的生活还算过得去。无冻饿之人，也无千金之家。当时的长沙人掌握了完备的缫丝技术，是长沙地区缫丝技术高度发展的结果。长沙当时已经有了平放式的和斜卧式的织机。西汉长沙地区丝织业、漆器业、陶器业等手工业发展的水平，反映出长沙先民们高超的智慧和技艺，为长沙历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汉代几百年间，长沙地区逐渐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基地之一。人口的增长，是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从公元2年，到公元140年，长沙郡有大约二十五万六千户人家，大约一百零六万人口。前后相距一百三十八年间，长沙地区的户数增加了近六倍，人口数增加近四倍，为当时全国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汉代长沙地区的农业有了较大发展。湖南地区包括长沙，最迟在东汉时期已开始推广牛耕技术。水稻种植普遍，产量提高。农业有了多种经营。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家畜饲养业有新的发展。酿酒业的出现，说明当时长沙地区有了较多的剩余粮食。东汉时期，湖南粮食开始外调。汉代长沙地区的商业发展较快。加上交通发达，长沙与苏州、绍兴、南昌、当涂并列为江南五大商业中心。
造船业和制瓷业，是汉代至六朝时期长沙经济的两大杰出成就。长沙地区及附近水域，西汉时造船业已兴起。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长沙地区已能制造装载万斛粮食的大型船只——“方船”。这个时期，长沙已有较多瓷器出现。到六朝时期，长沙地区的制瓷业发展迅速，青瓷器数量相当多，制瓷业已初具规模。
在汉代，长沙来了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就是洛阳人贾谊。他以才闻名，为汉文帝所赏识，二十三岁便官至太中大夫。公元前177年，他被佞臣的谗言所害，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贾谊在长沙一共生活了四年，时间虽不长，但他在任内的活动和著述，对长沙和湖南的文化及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称他为“贾长沙”。贾谊才气横溢，眼光敏锐。他作为一名贬官所具有的民本思想，给湖湘文化注入了朴实的社会观念。他的重农主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与湖南耕读文化的形成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他的伦理观和礼治观，融入了湖南人淳朴的民风，对湖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农本思想以抑制工商业为条件，为湖南人不重财利、轻视商人、只重功名的价值观奠定了理论基础。西汉前期的社会，普遍出现了弃农做工经商的现象。贾谊指出：放弃农业而从事工商业的人太多，这些人都要吃饭，给国家带来很大的损耗。而淫靡奢侈的风俗长此以往，会败坏社会风气。这两种风气公然风行，不能制止，就会影响国家的气数，无法挽救。《史记·货殖列传》也记载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局面。贾谊看到工商业占用了农业劳动力，十分焦急。西汉初人口总数不过一千万，全国壮劳力不过三百万，但汉代官府三大手工业——制盐、冶铁、铸钱就占据了大量劳动力。汉代盗铸钱的人多达数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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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书海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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