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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 著名翻譯傢林少華眼中的日本：落花之美 》
村上春樹“熱”在中國(1)
林少華 Lin Shaohua
2005年四五月間，北京上海成都廣州深圳等大城市發生了以大學生和白領們為主體的反日示威遊行或反對日本進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簽名活動。那期間我先後接受了日本一傢電視節目製作公司和一傢大報（ 《 朝日新聞 》 ）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采訪。對方最後都不約而同地問到同一個問題：村上迷們或村上作品的熱心讀者們有沒有人參加反日遊行？我想了想，這樣回答：我不在場也不曾調查，確切的不好說，不過我想，他們之中即使有人參加也沒什麽奇怪的。因為解放以來的學校教育一直告訴他們要把日本人民和極少數為政者區別開來，而村上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屬於人民範疇。也就是說，村上是村上，小泉是小泉。不錯，兩人無論血統還是國籍都是百分之百的日本人，但兩人又是百分之百不同的日本人。說實話，一開始我對這個提問很不以為然，覺得這是個常識性的不值得問的、甚至幼稚的提問。但事後慢慢細思，開始覺察這個提問並沒那麽簡單——它的真正用意恐怕是在試探文學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即日本文學日本文化是否具有顛覆中國人對日負面印象的力量？說得痛快些，中國持續多年的村上春樹熱是否具有足以融化兩國政治冰山的熱量？或者說，是村上春樹厲害還是小泉純一郎厲害？
這個問題其實相當復雜，復雜得恐怕需要至少十位專傢來深入探討和具體回答。不過若允許我以個人直覺和個人體會——作為譯者，我首先是個讀者——簡單回答，應該還是後者厲害。因為，小泉首相兩分鐘參拜即可將村上二十九本中文版作品經年纍月一點一滴栽培起來對日本的好感和美妙的想像擊得粉碎。當然，粉碎並非消失，但重新聚斂成形則需要更長的時間。我曾固執地以為，較之政治和軍事等來自外部的強迫性力量，能夠打動人心靈的力量纔是真正強大的力量，而文學藝術便是這種力量的集中體現，因而文學是真正的強者。以我國來說，若問李白杜甫蘇東坡和唐宗宋祖朱元璋哪個厲害，我們當然說李白杜甫蘇東坡更厲害。這是因為，床前明月光、傢書抵萬金和大江東去至今仍或委婉或深切或激越地撥動着我們的心弦，仍在影響着我們的情懷和審美感受，仍在為我們註入作為中國人的自豪感。然而在現實當中，尤其在中日關係這一特定語境下，文學又顯得那麽脆弱，那麽不堪一擊。作為從事日本語言文學的教學和研究的教書匠，我深深感到無奈、無力和睏惑。我無奈的是——這麽說或許狂妄——無論我、你們還是村上春樹都成不了日本首相。這不知是文學的悲哀還是政治的悲哀，不知是村上的悲哀還是小泉的悲哀。當然不是說文學在政治面前完全無所作為衹能坐以待斃。應該說，確實有讀者因為讀村上而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對日本的所謂成見。例如新疆伊寧一位即將十八歲的讀者在給我的信中這樣寫道：“《 挪威的森林 》是我第一次接觸的日本小說。之前因為愛國情緒和歷史陰影，不管是日常用品還是其他生活所需我都堅决抵製日貨，並對日本這個民族這個國傢深惡痛絶。直到某一天發現了《 挪威的森林 》並為它着迷後，纔對日本文化對日本文學有了一點點新的看法，甚至對村上有了幾分喜愛。”（ 宮井緣，2003?郾5 ）。但若據此認為村上可以使中國讀者跨越中日間的政治鴻溝，那恐怕就未免過於天真和樂觀了。
不過若暫且拋開政治不說，那麽文學的影響、村上春樹的影響還是相當可觀的。它如晨霧或暮靄一樣彌散在中國都市的大街小巷，飄忽不定，卻又似乎無所不在。著名學者、哈佛大學教授李歐梵先生在他的散文集《 世紀末的反思 》中提到二十世紀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十部文學譯著，排在第十位的便是《 挪威的森林 》。毫無疑問，《 挪 》的廣泛閱讀促進了中國人尤其年輕人對日本文學、日本文化乃至對日本人、日本民族的理解，很大程度引起了他們的興趣和好感。
數字固然是枯燥的，但枯燥的東西往往最能說明問題——這裏我想羅列一下村上作品的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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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工人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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