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四五月间，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发生了以大学生和白领们为主体的反日示威游行或反对日本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签名活动。那期间我先后接受了日本一家电视节目制作公司和一家大报（ 《 朝日新闻 》 ）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采访。对方最后都不约而同地问到同一个问题：村上迷们或村上作品的热心读者们有没有人参加反日游行？我想了想，这样回答：我不在场也不曾调查，确切的不好说，不过我想，他们之中即使有人参加也没什么奇怪的。因为解放以来的学校教育一直告诉他们要把日本人民和极少数为政者区别开来，而村上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属于人民范畴。也就是说，村上是村上，小泉是小泉。不错，两人无论血统还是国籍都是百分之百的日本人，但两人又是百分之百不同的日本人。说实话，一开始我对这个提问很不以为然，觉得这是个常识性的不值得问的、甚至幼稚的提问。但事后慢慢细思，开始觉察这个提问并没那么简单——它的真正用意恐怕是在试探文学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即日本文学日本文化是否具有颠覆中国人对日负面印象的力量？说得痛快些，中国持续多年的村上春树热是否具有足以融化两国政治冰山的热量？或者说，是村上春树厉害还是小泉纯一郎厉害？
这个问题其实相当复杂，复杂得恐怕需要至少十位专家来深入探讨和具体回答。不过若允许我以个人直觉和个人体会——作为译者，我首先是个读者——简单回答，应该还是后者厉害。因为，小泉首相两分钟参拜即可将村上二十九本中文版作品经年累月一点一滴栽培起来对日本的好感和美妙的想像击得粉碎。当然，粉碎并非消失，但重新聚敛成形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我曾固执地以为，较之政治和军事等来自外部的强迫性力量，能够打动人心灵的力量才是真正强大的力量，而文学艺术便是这种力量的集中体现，因而文学是真正的强者。以我国来说，若问李白杜甫苏东坡和唐宗宋祖朱元璋哪个厉害，我们当然说李白杜甫苏东坡更厉害。这是因为，床前明月光、家书抵万金和大江东去至今仍或委婉或深切或激越地拨动着我们的心弦，仍在影响着我们的情怀和审美感受，仍在为我们注入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然而在现实当中，尤其在中日关系这一特定语境下，文学又显得那么脆弱，那么不堪一击。作为从事日本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研究的教书匠，我深深感到无奈、无力和困惑。我无奈的是——这么说或许狂妄——无论我、你们还是村上春树都成不了日本首相。这不知是文学的悲哀还是政治的悲哀，不知是村上的悲哀还是小泉的悲哀。当然不是说文学在政治面前完全无所作为只能坐以待毙。应该说，确实有读者因为读村上而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对日本的所谓成见。例如新疆伊宁一位即将十八岁的读者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 挪威的森林 》是我第一次接触的日本小说。之前因为爱国情绪和历史阴影，不管是日常用品还是其他生活所需我都坚决抵制日货，并对日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深恶痛绝。直到某一天发现了《 挪威的森林 》并为它着迷后，才对日本文化对日本文学有了一点点新的看法，甚至对村上有了几分喜爱。”（ 宫井缘，2003?郾5 ）。但若据此认为村上可以使中国读者跨越中日间的政治鸿沟，那恐怕就未免过于天真和乐观了。
不过若暂且抛开政治不说，那么文学的影响、村上春树的影响还是相当可观的。它如晨雾或暮霭一样弥散在中国都市的大街小巷，飘忽不定，却又似乎无所不在。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先生在他的散文集《 世纪末的反思 》中提到二十世纪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十部文学译著，排在第十位的便是《 挪威的森林 》。毫无疑问，《 挪 》的广泛阅读促进了中国人尤其年轻人对日本文学、日本文化乃至对日本人、日本民族的理解，很大程度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和好感。
数字固然是枯燥的，但枯燥的东西往往最能说明问题——这里我想罗列一下村上作品的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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